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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邑事件前后

《习仲勋传》编委会

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这种矛盾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就存在着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陕甘宁根据地红军就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七七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敌后作战，边区仅留少数留守部队，军事力量与周边国民党驻扎军队对比处于明显劣势。加之日军已侵占黄河东岸的南起风陵渡、北至大同一线，不时炮击两岸河防阵地，威胁陕甘宁边区安全。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既要固守千里河防，阻止日军西犯，又要对付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包围侵扰。因而从抗战一开始，陕甘宁边区就一直处于险恶环境和强敌围困威胁之下。 　　关中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是反磨擦斗争的风口浪尖。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中部、店头一带很长的一段狭窄地带，陕甘宁边区军民形象地比之为“葫芦把”，把关中分区戏称“宝葫芦”。国民党顽固派对这个“宝葫芦”早已垂涎三尺，把它作为首取军事目标，进而侵吞整个边区。为此目的他们对关中分区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从未停止。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分委担负着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斗争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由于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当时关中分区兵力较少，开始只有保安独立一营、二营及几个县大队。后因磨擦不断升级，才调保安独立三营到关中分区。而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二十万正规军。兵力对比之悬殊、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习仲勋在一九四三年曾讲过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阶级敌人是不放弃反共斗争的，随着全国的反共高潮出现，关中周围的友方对我们也不例外，开始限制我们在友区的群众工作，驱逐我各县办事处，继之向我进行破坏暗杀工作。一九三八年国民党的反共斗争更加积极了。① 　　事实正是如此，胡宗南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的防地，应再由国民党军队驻守为由，不断向关中分区袭扰挑衅。据粗略统计，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国民党军武装进攻关中分区达六十四起。在此之前的一九三八年五月间，首先发生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公开枪杀我方工作人员张科科事件。在关中的周边一带土匪武装也活动频繁，对分区社会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十月十八日，习仲勋致函郭洪涛转陕甘边区党委，就关中近年匪情向边区作出报告。这是现存档案中最早以习仲勋名义写给上级党委的文字报告。报告称： 　　关中近来匪的活动又呈活跃，这虽不在苏区内，而已危及苏区边境。一、如中宜之双柳树一带，突窜来股匪扰害，有人、枪三十余，后又他窜，今尚不详其窜往何处；二、宁县匪也于本月十日前突由山后之槐树庄窜来一股，人二十余，枪十九支，递经当地自卫军竭力追剿，匪又窜匿山林；三、在方镇附近之宋村据悉亦匿有匪众数十人，多带短枪，常散居，且设有无线电台等物。四、又如在礼泉境之董三四等，近不仅在泾河畔一带扰乱，并有计划的派人到苏区活动，企图再组织更大的叛乱。除驱旬②之际曾破获一机关外，其他均多不敢动作。特别在苏区，近来自卫军的更加活跃，而苏区人民近受匪的扰害，还算没有。我们现在已拟定剿匪计划，动员和我们关系好的友军及各县基干自卫军及保安队，作严密清剿，特别是深入中宜以西之大山里，作彻底搜查，以绝匪患。 　　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的武装进犯更加猖狂，军事磨擦迭起。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相持，国民党顽固派也将其政策重点由消极抗日逐渐转向反共反人民上来。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各地的反共磨擦活动日益严重。在陕甘宁边区，继陇东分区的镇原、宁县事件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关中分区又制造了震惊国人的旬邑事件。 　　一九三九年初，因河防吃紧，八路军原先设在黄河边上的荣校(残废院)奉命转移到陕西旬邑县城南的土桥镇。一月下旬，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及国民党彬县专员张明经调集保安队二三千人，武装围攻八路军荣校。习仲勋得到消息后，及时指示荣校撤离土桥，退驻旬邑县城以北数十里处的看花宫，从而避免了可能遭受的伤亡。五月二十五日，八路军荣校一工作人员出城采购，突然遭该县保安队枪杀。荣校伤残人员闻讯，群情激愤，遂派代表前往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该县长未问事情曲直，反而指挥保安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伤残人员代表九名。随后张中堂又率领大队人马，向驻旬邑县城的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进攻。同时还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配合国民党保六团一营日夜围攻关中分区部队。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七天八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县城。旬邑县城被顽军占据。出城时，有十七名重残人员掉队被俘，后全部惨遭顽固派军队杀害。 　　习仲勋密切关注着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斗争。五月下旬，正在延安向西北局汇报工作的习仲勋得知国民党顽固派以优势兵力向驻守旬邑县城的关中分区独立一营发动进攻时，心急如焚，日夜兼程赶回马家堡驻地，即派分委宣传部长郭炳坤、组织部长张凤岐进入旬邑县城，以加强该营的组织指挥和政治工作。郭、张还未及进入城内，关中分区独立一营已迫于兵力悬殊，撤离县城。 　　习仲勋紧急召开分委会议，分析研究面临的形势，作出了新的行动部署。分委认为，分区独立营坚守县城数日，顽强抗击来犯之敌，精神可贵，仗打得也是好的，只是退出县城仓促了些。③鉴于顽固派开始向马家堡等地发动进攻，分区党政军机关暂时撤出马家堡，到北边十多里外的长舌头驻扎。 　　国民党顽固派无视抗日统一战线大局，蓄意制造旬邑惨案，在关中分区军民中激起极大义愤。 　　习仲勋当时得知这些在抗日战场上虎口余生的伤残人员回到抗日后方竟死于“友军”之手时，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撤出县城的分区保安独立一营的官兵更是义愤填膺，纷纷请战，要求上级增兵还击顽固派，夺回失地。习仲勋一方面向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报告情况，一方面按中央的精神耐心细致地做分区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他分析说，事情是顽固派挑起来的，他们杀了人，夺了地，我们自卫还击，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仔细一想，以武力还击，还是利少弊多，一则，敌众我寡的态势未变，我们又不可能大举增兵，要打，吃亏更大；二则，顽固派正是想要以我们动武为借口，而制造更大的磨擦事件。我们一定要按党中央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的指示办，保持克制冷静态度，等待上级解决。 　　同时，习仲勋和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张仲良致信国民党保九团尤奉山，晓以民族大义。信中说：你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军人，又是指挥官，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为前提。而后方少数顽固分子，无端造谣，祸起萧墙，日寇高兴，汉奸窃喜。你应该明察实情，悬崖勒马。尤奉山看信后，深有感悟，回信说：我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但我可以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再向贵区前进一步。 　　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即根据关中分区报告和党中央的方针，急电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并蒋介石、程潜，要求当局派员处理此案。电文称：“查敝军残废员兵，以抗敌余生，息养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④ 　　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当局杀人理亏，不得不派人调查处理。从而揭露了顽固派破坏团结、惨杀抗日伤残人员的罪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习仲勋和关中分区的同志从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对党中央方针政策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在以后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作斗争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担负起组织团结全分区党员群众迎接更为艰巨复杂的斗争的重任，九月上旬，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在新正县上墙村召开了分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习仲勋连任分委书记。习仲勋曾回忆这次会议说： 　　七月⑤间关中党召集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多人，代表党员四千多人。在会议中检查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央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决定关中党在统战工作中是必须进行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必然规律。⑥ 　　大会最后选出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张凤岐等十三名分委委员组成关中党的领导机关。九月五日，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等新当选分委领导成员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为中共关中分区历史记录了一个珍贵瞬间。 　　十一月十三日，习仲勋出席了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陕甘边区磨擦迭起、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已难以避免的形势下召开的。十四日，习仲勋和与会全体代表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说：中国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应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中国多了两样东西，一是帝国主义势力，一是封建势力。现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着四种矛盾。外部的有两种，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内部的矛盾也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生长，二是封建残余的存在。这四种矛盾内外相通，以外部为主。他还特别讲道：“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呢?”“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就会有团结。”⑦习仲勋对这一深入浅出、风趣易懂而又富有哲理的讲话感受极为深刻。他特别感到毛泽东讲话对于正确认识形势，指导对敌斗争和工作实际，非常及时和亲切。 　　习仲勋在这次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委员。 　　① 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复印稿)，1943年1月8日。 　　② 驱旬，意即驱除旬邑县境内之土匪。 　　③ 张凤歧谈话记录，1996年5月21日。 　　④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9页。 　　⑤ 应为公历9月。 　　⑥ 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复印稿)，1943年1月8日。 　　⑦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39年11月14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