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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敢于讲真话、实话，坚持实事求是进行土地改革

何载

1947年7月，西北野战军政委习仲勋，随军西击陇东，北收三边，征衣未洗，铠甲未卸，即被召去靖边县小河村参加中央会议，会后，毛泽东建议习仲勋回西北局抓土地改革。 　　实事求是是习仲勋一以贯之的精神，他在绥德地委会议上就纠正错误的审干运动时曾说：“实事求是就是党性。”这次抓土改，他更是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土地改革中 　　1947年冬，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向全国发展，解放区农民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未解放的人民热切渴望解放军到来和分配土地。为了发动千百万农民起来支援战争，此前7月至9月，中共中央由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其核心就是平分土地。 　　这个政策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立即传遍全国，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全国拥护。 　　但平分土地在老区和半老区却不符合实情。老区和半老区曾经过土地革命或减租减息，土地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土地80％的情况已不存在，贫下中农因响应发展生产的号召，大部分上升为中农和富裕中农，中农已占农村人口的40％到50％。因此，如再平分土地，势必伤害中农，把他们分得的土地又被分出去了，这会犯原则性的错误。 　　习仲勋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致电毛泽东，反映实情，提出建议，同时组织机关干部在附近进行试验，我被派到西北局所在地河对面，绥德县义和区黄家川进行试点。 　　黄家川试点 　　我们这个工作组在习仲勋、马文瑞直接领导下，进村后先挨家挨户进行访问，仔细了解土地关系和群众中的问题，切实倾听了群众心愿，他们几乎都不赞成平分土地。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反复酝酿、探讨，终于有36个贫下中农提出用调剂的办法解决问题。这就是：(一)抽出地主多余的土地；(二)拿出公地、荒地、绝户地；(三)修正过去分配不公和群众很有意见的地；(四)接受几户富裕中农“欢迎”(献出)的土地，分给缺地和地少的农民。 　　这个办法经过了分组讨论，全村公议，一致认为公道合理，全体通过。 　　调剂结果：(一)全村51％的户、49％的人口获得了利益，满足了28户贫雇农、8户中农的土地要求。(二)全村土地的分配大体上达到平均。如：地主、旧富农人均两垧，富裕中农两垧半，中农两垧一堆，贫雇农两垧又半堆。加上群众间相互调剂，促进了远近、好坏的搭配，连成一片。全体满意，赞声连连。(三)避免了运动中出现过火行为。 　　习仲勋和西北局领导，把这个经典的方式归纳为“抽肥补瘦，填平补齐”。 　　黄家川土地改革的经验，当时的《群众日报》，从工作组入村访问，启发群众酝酿、讨论，公平分配，到公布复审，逐一作了报道。新华广播电台也播放了黄家川的经验。 　　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对黄家川调剂土地的经验又作了介绍： 　　陕甘宁的一部分地区则经过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分地及一九四零年的归地。在这些地区，土地已经平分，封建制度已不存在……这类地区，应被认为土地已经平分，决无再行平分的必要。……绥德黄家川的典型经验，可以大致应用于这类地区。 　　这些详细报道的信息，引起了住在米脂县杨家沟的毛泽东的关切和注意。1948年3月12日，毛泽东用个人名义，以他特有的激扬的文笔，转发全国： 　　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无疑，这是习仲勋实事求是精神在土改问题上的体现。 　　向毛泽东三次直谏 　　习仲勋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体现在敢于讲真话，特别是在紧要关头的重要问题上，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敢于率直提建议，例如： 　　1947年11月，西北局为了传达和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在所在地绥德县义和镇召开了干部大会(即“义合会议”)，会议在西北局驻地对面的阳弯空地露天召开，有6400人参加，发言讲话的人比较多。一些人的发言，情绪激烈，言词偏激，有人提出坚持“贫雇农坐天下”，反对“中农路线”；对一些领导干部的批评，也有夸大事实和不实之词。加上当时《晋绥日报》刊登一些对地主“扫地出门”，“没收一切财产”，以及随意批斗、乱扣“帽子”、动辄打人的报道，还有的提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以及“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神，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的极左口号。这种情绪和舆论无形中波及到陕甘宁边区，会后在边区子长、子洲县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混乱现象，一些村落随便没收他人财产，这些问题陆续反映到了西北局。习仲勋一方面派人下去调查，同时找一些经常下乡的同志征求意见。由于都住在薛家渠民房内，我们也主动向他反映情况，有时太忙，就利用散步、吃饭的机会，交谈工作、互通信息。他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经过认真思考，遂于1948年1月4日、1月20日、3月12日，连续三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并提出意见。 　　习仲勋向毛泽东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一)革命老区经过土地改革，阶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不能再搞平分土地；因为拥有土地最多的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二)老区不能实行“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因为现在贫农成分复杂，多是因人口增加，经营不善或遭受灾害步入贫农行列，甚至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者；(三)对老区的地富不可采用“扫地出门”的办法，因为他们已经参加至少7年劳动；(四)要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不能损害中农的正当利益，伤害中农就意味着破坏农村经济；(五)坚持表彰和保护劳动致富，不应再算政治老账；(六)对恶霸应有明确的政策界定，不要搞无辜株连；(七)除投敌分子外，都采取感化和争取的政策；(八)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结合土改发展生产。 　　习仲勋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除直言不讳地提出上述“不能”和“不应”、“不要”外，还尖锐指出：“‘左’的倾向，不要半个月就可以破坏的精光”，“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有的，而是干部带来的”。“如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三次报告，第一次时隔5天，第二、三次在收到报告的当天，分别于1月9日、1月20日、3月12日就做了回复，表示完全同意，并转发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指示“有类似的情况应及时纠正”。 　　这三次报告，反映了习仲勋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敢于直言，富有远见卓识。毛泽东及时回复，反映了他善于听取下面的呼声，善于采纳意见。 　　习仲勋的三次建议，与毛泽东后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不无关系；周恩来、任弼时在为中央起草1948年《关于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时，对其也有明显的考虑。 　　三次报告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文风朴实无华，没有套话、空话，有的放矢；二是观点鲜明，对“左”的错误，抓住了要害，讲了真话和实话。 　　 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何载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