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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勉励，非凡的预见

郭 朋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我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工作。当时，习仲勋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分管宗教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曾有机会同习老有多次的接触，而每一次接触，都会听到习老那种带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的谈话，而对我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则是如下的两次谈话。 　　一 　　一年春节，我陪同当时宗教局局长何成湘同志去习老家里给习老拜年，习老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在愉快地交谈中，习老特别对我说：“郭朋同志，我有个想法，你是否也搞点佛教研究，不要整天光是忙于事务工作。”我当时脱口而出地说：“我不懂外文!”习老当即明确地说：“你搞中国的嘛!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思想和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汉文文献资料可供参阅，懂不懂外文，关系并不大。以你的经历，研究佛教，比起别的同志来，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习老并进一步语重心长地说：“当然，搞学术研究，需要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在这方面，你自然还需要补课，这就需要更多地读一些书，读马列，读历史，读中外古典哲学名著，以便从多方面来充实自己。”习老接着说：“如果你将来在学术研究上能够有所成就，这也是对我们党的事业的一种贡献。当然，搞学问，最重要的，还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要求你一定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在学术研究的途程中，不至于迷失方向，走错道路。”习老的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就立即转而从事于学术研究工作，因为，我深深地知道，自己学无根底，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困难是很多的，正如习老所指出的，还需要从多方面来“补课”。当然，习老的这番充满着鼓励和期望的谈话，却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回荡着，而且终于成为鼓舞我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极大动力!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一项批示，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统战部共同于1964年筹备建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当时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我也于当年的10月，由国务院宗教局调到了宗教所，不过，人虽然到了宗教所，却并没有立即开始科研工作。先是搞“四清”，接着就是长达10年之久、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其间，我自然也免不了挨批挨斗)。直到1978年，“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而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方才结束了“筹备”阶段而正式“转正”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一个研究机构。为了“补课”，从70年代中期起(我是1972年初被“解放”的)，按照习老所提示的范围和方向，我就填鸭式地尽量地多读一些书，并着手对中国佛教思想史(是中国佛教思想史，而不是中国佛教史)进行系统的研究。1978年底，我开始写作。在一些好心的朋友们的热心帮助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之下，从1980年以来，我先后出版了11部书(大陆出版10部——内有一部系合作书，台湾出版一部；在大陆出版的大部书中，有两部也在台湾出版)，还有两部尚待出版。包括两部还未出版的书在内，总字数累计约在400万字左右(在同一时期内，还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共约数十万字)。无论是“补课”还是写作，习老的勉励，时刻都在激励着我! 　　二 　　一次，我随同何成湘局长去习老办公室向习老汇报工作。在汇报工作的过程中，曾经谈到了解放以来，和其他的宗教一样，佛教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削弱。习老听了之后，沉思片刻。说：“现在看来，佛教在群众中的影响的确是有很大的削弱，不过，我有一种预感，若干年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将会重新扩大起来；也就是说，将来，在中国，佛教的影响，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当时，我听了习老的这番话之后，颇感意外!我当时想，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随着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任何宗教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削弱，决不会越来越扩大，佛教，自然也不会例外!所以，当时我在内心里认为：习老的这种说法，恐怕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当然，这只是我当时在内心里的一种想法，而并没有把它说出来。谁知，过了若干年之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80年代以来，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真的越来越大起来了! 　　随着旅游业的日益发展，佛教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俗话说得好：“天下名山僧占多。”不少地方，还出现了“佛教旅游”热。为了把一些名寺古刹的所在地开辟成为旅游热点，许多地方的有关当局，还拨出专款重修寺院。 　　习老在30多年前的预言，被30多年后的现实所证实，这是一种多么非凡的预见呵! 　　1993年8月30日写于北京淡宁斋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