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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恩情

孙玉亭

仲勋同志和我上小学时是同学。1927年，他在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上学时，反对封建教育制度和苛捐杂税，组织同学围攻教育局长，被除名。1928年他考入三原县省立第三师范，因又反对校长的反动教育制度，被捕入狱。经党组织托人营救，才具保出狱。之后他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1936年，他任关中特委书记，我在家听到十分高兴，放弃了教书，到耀县桃渠河找他。他热情欢迎我来到革命队伍，问了别后七八年的情况，也很关心许多同学的处境，招待我吃了饭，立即写信介绍叫我去三原东李堡找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杨尚昆同志。杨又介绍我到红二方面军军部，见到了民运部长朱瑞、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他们还谈到我小时就参加革命的情况，可见仲勋同志给他们介绍得很仔细。1937年，我要求恢复党籍，仲勋同志对我说，离开六七年，我也不知道你的详情，到敌占区也不能去调查，你就重新入党吧。我同意了。1941年，我从延安行政学院学习毕业后，和妻子要回关中工作。因我有四岁孩子，他让同志给我们派来一头毛驴驮行李，走了四天，到了关中专署所在地马栏镇。 　　“文革”中造反派说我是习仲勋的黑爪牙，把习仲勋拉到咸阳国棉一、二厂、西北橡胶厂、民族学院斗争时，还拉我去陪斗，在斗争会上，不管怎么批斗他，他始终态度和气，不和群众对立。这使我想起他一贯的作风：诚恳待人，能理解人，心地善良，讲究实际。 　　“文革”后期，我和老伴自费专门去河南洛阳耐火材料厂，看望在那下放的习仲勋同志。门口不让见。我说：“我和他是乡党，小时是同学，他处处关心我，是我的恩人，我和他不谈任何问题，只看看他。”厂方答应了。我见到习，问他：“你能不能解放?”他说：“很难说，如果解放了，我愿意到基层去工作。现在身体还可以，还能干几年；不解放我就看看书，劳动锻炼。”不久他去广东工作了，我心里说：“党还是有眼光。”1982年，我去北京他家看望，他说：“我脑子不大好使了，我也快离休了。”我说：“我1973年已经从西安市园林局退下来了。还多干了三年，你也可以多干几年。”他说：“年纪大了还是下来好，这要成为制度，对国家好。”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