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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习仲勋老的嘱托

张小曼

我从一本厚厚的《习仲勋革命生涯》书中辑录的67篇文章中，了解了习仲勋老这位从上个世纪2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前辈高尚的道德情操。想起在习老的遗体送别式上，我望着习老慈祥的面容，禁不住泪如泉涌。早就想给习老写一篇怀念文章，却总觉得词不达意，没能表达出我内心的思念，耽搁至今。今天凌晨2时起床，夜不能寐，索性一气呵成，了却我多年的心愿吧! 　　先父张西曼教授(1895—1949)是老同盟会员，曾任孙中山总理奉安专刊编辑主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但他又是一个毕生充满传奇色彩的无私无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1949年7月逝世时我年仅一岁，我是从报刊上寻找到先父逝世时的情况的。当年是由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维汉、李达、李济深、沈钧儒等19位中央首长组成治丧委员会，朱德、聂荣臻、谢觉哉、王明、黄鼎臣、阎宝航等生前友好前往医院送行，1949年8月周恩来亲笔为父亲题写了墓碑，表达了对先父的尊敬之情，同时成立了以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为首的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 　　可惜的是1950年初，一个仇恨张西曼的人，竟然向党中央诬告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的母亲魏希昭(1914—1976)是国民党派到张西曼身边的“特务”。以致1952年在全国镇压反革命的大形势下，没有经过核实查证的母亲不明不白就遭到组织上的错误处理，年仅38岁失去公职，从此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多年被公安机关当成“特务嫌疑”受到打击迫害。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也被迫解散，先父的英名在新中国被埋没多年。母亲无辜蒙冤半个世纪，她逝世前痛苦地告诉我：“我的名字叫希昭，是希望昭雪啊!” 　　母亲培养了我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品质和对父亲深深的热爱。1978年我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院长向国务院递交报告，经邓小平副总理及时批示修复了由周恩来总理题字的先父张西曼的墓碑。 　　1984年在原《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的提议下，屈武、王昆仑、阳翰笙、夏衍、胡乔木、魏传统、赵朴初等69位老前辈共同签名发起在1985年6月举办先父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的报告，并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但是直到1985年5月已经快到先父诞辰90周年的日子时，上面仍然没有任何批示的动静。 　　为了向这69位发起纪念座谈会的前辈有个交代，我先去找了胡乔木同志，他表示纪念座谈会应该如期召开。为了保险起见，有同志又建议我去找一下主管统战工作的老资格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习仲勋书记。 　　当我来到习仲勋老的家时，恰巧习老外出了，值得庆幸的是善良的习老夫人齐心把我让入院内的会客室中，详细听取了各方友好发起举办先父张西曼教授90诞辰纪念座谈会的情况，可是齐心听后表示很为难，说她无法帮助我。我只好准备离开。当我打开自行车锁，开始推车通过院子往外走时，突然院门大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迅速停靠在不远处一座平房的门口，车上下来一位和蔼可亲、年高德劭的老者。他从车上下来后，却没有马上进到屋子里去，而是站在车门边，回首向我张望。我真是吃了一惊，没想到会突然出现这么一辆车，但我马上醒悟过来，这肯定就是我盼望已久要找的习仲勋书记。我立刻迎上前去，向习老说明了我的身份和来找习老的目的。习老亲切耐心地听完我的讲述，立刻让秘书接过有关材料，并表示一定尽力帮助。我高兴极了，感到真像是做梦一样，顷刻之间一切难题迎刃而解。此后一路绿灯，顺利地由民革中央主持召开了先父张西曼教授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 　　1985年6月29日张西曼教授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举行，会上各方来宾踊跃发言，会议由民革中央副主席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主持并讲话，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兼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民建中央副主席孙晓村、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兼中国翻译家协会会长姜椿芳、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所长葛一虹、民盟中央组织部长林亨元以及民盟中央副主席陶大镛的夫人牛平青等，纷纷满怀深情地从近代中国革命、国共合作、中苏关系、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中国法制建设等多方面回顾了他们与先父并肩战斗的历史，会场气氛感人至深。民革中央的一位办公厅副主任散会时来到我身边由衷地告诉我，她参加过民革中央多次的纪念会，但是“只有张先生的纪念座谈会最感人”。当我刚刚急急地送走了王昆仑、屈武、朱学范、赵朴初、谢筱迺、潘菽等前辈以后，突然看到我的眼前站着一位态度和蔼、风度儒雅的长者，我认出就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李定副部长。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声音不大却沉稳有力地说：“我是李定。中共中央书记处习仲勋同志让我转告你：一定要把你父亲老一辈的生平资料整理出来，以教育青年一代。这些材料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我听到来自党中央的声音，受到极大鼓舞立即坚定地表示：“请领导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这是一个庄严的承诺，从此我把过去自发的行为化为自觉的行动。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我一定要完成当年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 　　我与习仲勋老从1985年5月在习老家中相识、到198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李定副部长在先父张西曼教授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向我传达习仲勋书记的指示以来，已经过去了18年。这18年来，我时刻牢记习仲勋老的嘱托，从未有一丝懈怠，始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努力搜集先父张西曼的生平资料。如今我已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百年潮》、《纵横》、《红岩春秋》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140多篇文章，还于1995年应中共中央统战部为配合先父百周年诞辰出书的要求，出版了建国45年来中国大陆上第一本关于张西曼生平事迹的专著——《张西曼纪念文集》。如今我的书已行销到俄罗斯、乌克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世界各地的图书馆珍藏并受到港澳台同胞的充分肯定。 　　在张西曼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原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从国共合作、三大政策、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多方面高度评价了父亲对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还称颂张西曼教授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作为没有拿过枪杆子的文化战士，我为父亲能被称为“抗日民族英雄”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也更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罗高寿大使在给百周年纪念座谈会的贺信中说：“为了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张西曼的事业永存!”1999年10月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在北京饭店的庆祝中俄建交50周年大会上，借用中国的成语“喝水不忘挖井人”，着重提到不应该忘记在上个世纪30年代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张西曼教授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文化人，为促进中苏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因为从事搜集张西曼生平资料和中苏文化协会历史为中俄友谊做出贡献，也获得了俄中友协颁发的《俄中友谊》功勋纪念奖章，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还聘请我担任了理事。 　　如今我仍在孜孜不倦地继续努力，特别是2002年初，我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搜寻，发现先父1918年翻译的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早在1920年就出版了单行本，而这本书，在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1922年1月至1927年3月期间，被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竟然不间断地以“希曼”为笔名连续印刷发行了六版，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我的发现和努力得到中共党史学界的认可，被誉为填补了中共党史学界的空白。 　　每次发表文章，我都牢记着习仲勋老，当年他远在深圳休养，我都是想方设法托秘书带或邮寄给习老，希望把我的收获和快乐与习仲勋老共享。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当我把全部《张西曼文集》编辑出版的时候，在天堂里的习老如果能看到这些他期盼已久的“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一定会高兴地开怀大笑吧! 　　2003年5月31日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