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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在延安
杨海雄

  西北革命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早期接受马列主义的先进分子,就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始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建立中共党组织,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西北首先举起了反封建的旗帜。习仲勋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习仲勋同志参与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创建,主持过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参加了西北战场青化砭、蟠龙、羊马河战役。延安这块红土上留下了习仲勋同志的光辉足迹,延安人民永远怀念他。
  习仲勋同志早年主要在陕甘两省交界区域、沿洛河川一带从事兵运活动,开展游击战争,为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而斗争,1932年,19岁的习仲勋就在家乡富平、永寿一带和甘肃两当地区发动兵变,带领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兵变失败后,刘志丹帮助他分析了失败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①习仲勋同志深受启发,第一次对中国革命道路有了较为深刻的思考和明确的认识。他利用刘志丹、谢子长的特务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冬天,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师委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不到一年时间就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拔掉了敌人成百的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到1934年冬1935年春,分别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把二、三路连接起来,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东至延安,西达陇东的庆阳、曲子、环县一带,建立了工农政权。1934年秋,在甘肃华池县梨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同志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从梨园堡移驻陕西甘泉县洛河川一带,边区政府下辖陕甘边南区和东区革命委员会,以及西靖边、定边、安塞、肤施等八个县级政权组织。在习仲勋同志的领导下,边区苏维埃政府开始集中进行政权建设,相继建立了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和工、青、妇、儿童团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关心群众生活都有明确规定。办起了军政学校,习仲勋同志还亲任政委,培养军政干部。各乡也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发行了用布印制的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经济日益稳定和繁荣起来。
  在陕北错误“肃反”中,习仲勋同志遭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折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革命志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迎接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全面做好地方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展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和坚定信念。1935年8月,习仲勋同志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前往永宁山(今延安市志丹县境内)迎接由徐海东和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这支队伍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经陕南长征到达陕北。9月,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10万之众,向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了所谓的“肃反”。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引起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习仲勋同志当时身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无法幸免,被错误地诬陷为“右派”,“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和杨虎城有勾结”,是“白军军官”而被抓了起来。起初被关在延安王家坪,后来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一起关押在一个旧当铺里。“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从而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习仲勋等一批革命同志得到释放,工作得到恢复。习仲勋同志再次受到刘志丹的关心支持,“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②习仲勋同志识大体,顾大局,把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没有计较个人得失。他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更加坚定地走革命的道路。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习仲勋同志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聆听了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我党的政治策略,特别是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习仲勋同志觉得毛主席的报告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信心倍增。1936年9月,党在保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习仲勋同志作为两名地方干部其中之一参加了会议。习仲勋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死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③1943年3月至1948年5月,习仲勋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为认真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边区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面做好地方工作;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胜利转战陕北;为纠正边区土改中“左”的偏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显示出非凡的工作能力,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无限赤诚。
  1943年3月中旬,习仲勋同志奉令离开绥德地委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行至彭子沟,遇见了北上榆林的曹力如,两位职业革命家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曹力如鼓励他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后,努力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地址在延安杨家岭。习仲勋同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准确传送前方战斗中的每个信号,做好机关日常工作不知疲惫地工作,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赞赏。
  1943年秋,习仲勋同志离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岗位,接高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驻延安南七里铺对面的花石砭山坡上。习仲勋同志深知西北局就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做好每一项工作都事关党中央、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声望,责任重大。习仲勋同志始终不渝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西北局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组织机关干部开展整风运动,学习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光辉著作,大兴调查研究。习仲勋同志带头深入基层,做群众工作,有时骑马跑到南泥湾、姚家坡、马栏一带,有时干脆步行沿南河(今杜甫川)而上,与老百姓一起坐在热炕头上促膝相谈,“发现了当时指导农业生产工作中的偏差,及早纠正了一味强调粮食生产,忽视植棉,影响群众穿衣的问题”。④老百姓感谢党的领导,用黄米稠酒和荞麦饸饹款待他。习仲勋同志还多次“函奖志丹县干部,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局和各县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⑤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指示,习仲勋同志身体力行,挤出时间在南河边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了南瓜、玉米、土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保证了西北局机关干部粮食和蔬菜的需求,还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战斗。习仲勋同志生活艰苦朴素,衣服总要穿得脱掉颜色,多处打了补丁还舍不得丢,用来批阅文件的铅笔短得捉不住了,才送给保育院的孩子地上画字。也从不以领导干部自居而搞任何特殊化。按照供给制规定,每月只在单位领一块肥皂,一条洗脸毛巾。夏天一顶草帽,一套棉布单衣,冬天一套粗布棉衣。习仲勋同志还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和子女,与普通机关干部一样,孩子出生,严格按机关规定,在机关领取三丈一白洋布,两只母鸡,100个鸡蛋,一斤红糖,两刀麻纸。
  1947年春,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成员决定分为两部分,习仲勋、马文瑞、贾拓夫、刘景范等跟随部队上前线,林伯渠、马明方等留在后方,领导地方工作。1947年3月18日傍晚,即胡宗南匪军进入延安前一天,彭德怀、习仲勋等直奔毛主席居住的王家坪。他们是约好了向毛主席告别的,顺便汇报一下西北局所属单位的撤离情况,更重要的是想提醒毛主席早点撤离到安全地带去。对于主动撤离延安,习仲勋起先也同许多同志一样想不通。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西北局应当百分之百坚决贯彻执行。从王家坪出来,习仲勋、马文瑞等随同彭总的司令部行动,连夜赶到青化砭一带,按照毛主席制定的作战方针,部署青化砭伏击战。3月25日,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习仲勋副司令员、副政委的指挥下,集中轻重火力,给敌人迎头痛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一举取得青化砭战役胜利。4月14日,羊马河战役打响,西北野战军又歼敌4700余人。5月14日,蟠龙镇攻坚战大获全胜,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真武洞召开万人祝捷大会,庆祝三大战役胜利。习仲勋同志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号召:“后方工作的同志们:更加紧张地工作、生产,更好地完成每一个人承担的任务,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农民们,加紧春耕,抢耕抢种,多打粮食!”⑥7月,中共中央小河村会议后,西北局决定习仲勋等离开部队,加强后方地方工作。离开部队后,习仲勋同志来到西北局机关驻地马蹄沟。由炮火连天的前方回到后方,并不感到丝毫的轻松。随着战局的发展,仗是越打越大,战线也是越拉越长。后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过大,支前工作的任务也更加繁重。1947年8月12日,即西北局机关由马蹄沟到达绥德义合一带不久,习仲勋接到毛主席从葭县神泉堡发来的电报,带领后方机关撤过黄河,住山西临县碛口以北的烟囱村,在这里坚持工作两个多月。沙家店战役胜利以后,西北战场进入反攻阶段,绥德一带敌人退走,习仲勋同志带领后方机关经绥德薛家渠返回延安,住王家坪。恢复之后的延安,陷入千头万绪的紧张繁忙中。习仲勋同志忙着为前线筹集粮食给养,组织担架队和支前运输队,开展整党运动,召开各县党代表大会,清查打击反革命分子,动员指导农业生产,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调整县级行政机构……一切方面,都得尽快适应夺取政权之后的实际需要。而在这一切工作中,最紧要的一项,就是陕甘边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作为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磨炼的党的高级干部,习仲勋同志有着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观念,对一切事物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特别是对于党在各个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他都在执行中不断加深理解和领会。对于那些脱离实践,不切实际的东西,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加以限制。习仲勋同志认为,贯彻中央“平山土地会议”精神,传达《土地法大纲》是必要的,但不分新区老区,一揽子都搞土地改革,就现实地出现了把新富裕的农民评为富农,把被没收过土地而劳动多年的地主富农,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加之受晋绥土改影响,把乡村干部都当绊脚石搬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工作中有“左”的偏向。1948年1月4日,习仲勋、马文瑞等代表西北局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份关于边区土改问题的报告,请求调整土改方针政策。“土改是与解放战争同步进行的后方工作,在当前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事业。搞好了,可以赢得几亿农民的拥护,胜似千军万马。相反,如若出现偏差,也会造成后方工作的混乱,给支前和统战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障碍。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分清政策界限,做到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又要区分对象,把握分寸,防止来自右和‘左’的干扰。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就可能在老区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八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⑦看完了报告,毛泽东随即提笔草拟一封电报稿:“贺龙、习仲勋及中共中央西北局同志: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工作的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⑧习仲勋同志关于老区土改的正确意见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他和自己的战友马明方、马文瑞分赴绥德地区、延属地区和三边陇东、关中地区,深入各县检查指导土改工作,及时纠正了一场“左”的偏向。1948年5月23日,习仲勋同志带着一批接管西安的干部离开了延安,西北局迁至西安。
  全国解放以后,习仲勋同志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停顿地奔波操劳,但他一直惦记着延安,勉励延安党委、政府尽快把延安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使老区人民早日富裕起来。“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贡献,这里的经济建设搞得好坏,群众生活的状况如何,对国内国外都有很大影响,这是关系全国政治声誉的大问题。”他还强调,搞好延安的经济建设,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共产党员和部中要提倡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就无往而不胜。”⑨习仲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革命的卓越领导人。在那阴霾的年代,他坚信马列主义,积极投身革命斗争,蒙受冤屈,还义无反顾,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延安党的创建、政权建设,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胜利转战陕北,为做好西北局地方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精神。忠诚党的事业,不断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我们要学习习仲勋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做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卫士;我们要学习仲勋同志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自觉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以习仲勋同志为榜样,不辜负他生前殷切期望,发扬光大延安精神,加快延安两个文明建设步伐,使昔日的延安再度辉煌!
  ①《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页。
  ②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民族英雄刘志丹》,1986年版,第4l页。
  ③《习仲勋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④《县级领导尚有弱点》,载1946年9月10日《解放日报》。
  ⑤《林主席、仲勋函奖志丹干部》,载1946年8月10日《解放日报》。
  ⑥《习仲勋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8页。
  ⑦忽培元:《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1页。
  ⑧同上书,第712页。
  ⑨《习仲勋文集》,第70页。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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