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参议会领导人 > 习仲勋 > 缅怀纪念

终生难忘的关怀

延泽民

我认识仲勋较早，但接触最多的时间是1945年党的七大之后不久，仲勋同志接替高岗担任西北局书记之后。 　　七大以后，西北局按照新党章，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崔田夫任书记，委员都是兼职的，下面只有我一个专职干部，一身三任：监委会秘书、崔田夫的秘书和文化教员。那时卧室和办公室在一个窑洞。窑洞里安一张木板床睡觉，放一张小桌子办公，就这么简单。我的窑洞和仲勋同志的窑洞相距不过20米，早不见晚见。他平易近人，看见机关的同志总是微笑着先打招呼，有时还开几句玩笑。我的眼睛高度近视，十米之外，能闻其声，不识其面。同志们都亲切地管我叫“瞎子”，仲勋同志也不例外。越是人多的时候，他越爱逗我，远远地就举起手喊道：“‘瞎子’，你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逗得同志们大笑，一下就把彼此的感情拉近了，使人感到很亲切。同志们从内心里充满着对他的热爱和敬重，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说。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好领导。 　　解放战争中，1947年8月15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五个旅二次进占绥德，向无定河和黄河边猛扑，企图逼我军背水作战，欲歼我于黄河之滨或逼我军和党中央、毛主席东渡黄河，赶我们出陕北。在这之前，7月20日，中央为了对陕甘宁边区与晋绥抗日根据地后方工作统一指挥，决定将晋绥军区再度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任命贺龙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8月12日，中央指示贺龙、习仲勋部署各后方机关迅速转移到黄河以东。而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则没有过黄河，转移到佳县，指挥作战。 　　当刘戡率几万大军向北猛扑的时候，我后方各机关从安塞县白庙岔一带启程，急行军几天，转移到无定河以北绥德县薛家渠一带几个村庄。刚吃过午饭，获悉敌人没有在绥德停脚，继续向北向东猛扑，预计一二日内，即可扑到黄河边。于是我后方各机关在贺龙、习仲勋率领下，又急行军一天一夜，赶第二天下午到达黄河边的拐头渡口。那几天，空袭警报频繁，敌人飞机追踪轰炸扫射，我们等到晚上才开始渡河。但只找到一条木船。敌人距离我们只有60华里了，情况十分紧急。渡口对岸是山西碛口镇，那里黄河水急浪大，木船进入中流，直冲而下，往返一次需要一个多小时。在朦胧的星光下，轮渡了一夜，当最后一船人在碛口上了岸，敌人才扑到黄河西岸，只能隔河打枪，但过不了河。我各后方机关这才在碛口附近的侯家圪台等村庄驻扎了下来。那次过河的除了贺龙、仲勋外，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部长马文瑞等领导同志。在一路行军中，仲勋同志和其他首长，对大家的安全关心备至，遇到空袭警报，像临战的指挥员，不顾个人安危，指挥大家隐蔽，表现了临危不惧、沉着对敌、身先士卒的高尚情操。 　　那时西北局监委会已无日常工作，我被调到边区《群众日报》当记者。这时候，中央在延安主办的《解放日报》已转移到华北，陕北只有这一张报纸了。那是一张用脚踏机印刷的八开小报，还有一个手摇发电机，靠它来发电，收发国内外的新闻，行军时用毛驴驮着。中央的号令，前线的消息，国内外的新闻，都靠这一张小报传播。我跑外勤，主要是跑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报送消息和采访消息。报社驻在山西碛口侯家圪台，距西北局、边区政府所在村庄20华里，没有电话，我几乎每天都要跑一趟，有急事骑马去，无急事步行，与仲勋同志见面的机会仍然很多。 　　那时杨明轩(著名教育家，20世纪60年代曾任民盟中央主席)、赵寿山(杨虎城部高级将领，20世纪50年代曾任陕西省省长)已从西安秘密来到陕北。东渡黄河后，中央决定把他们到达陕北的消息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公布，同时对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战役中被活捉的胡宗南的三个旅长李纪云、麦宗禹和李昆岗在战俘营的生活向外介绍。报社决定派记者闻捷采访战俘营，派我访问杨明轩、赵寿山。因头一天已征得他们的同意，对采访都已有所准备。我去时杨老和赵将军在一个窑洞的炕上坐着，赵将军的夫人也在座。杨老先谈，赵将军后谈。杨老深思熟虑，一边抽着卷烟，一边字斟句酌地谈了许多，记录下来，就是一篇逻辑性很强的文章。赵将军也善谈，并且引经据典，说他从军几十年，总是不忘“民为邦本，固本邦宁”的哲理。而今蒋介石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逆民心之所向，发动内战，中华儿女必须奋起讨伐，把他消灭。我把采访记录送杨老和赵将军过目后，两人一字未改。杨老送我出门后说：“不要说我是著名教育家，把‘著名’两字去掉。稿子怎么发，由党审查决定。”当我把稿子送给仲勋同志时，他谦虚地微笑说：“杨老的谈话，赵将军的谈话，还要我审查?不必啦。”接过稿子后又补充一句：“让我看一下，我也只是学习学习。”言谈话语，对杨老和赵将军流露出深深的敬重之情，也使我感受到他那种一贯的谦虚精神和对别人的尊重态度。 　　沙家店战役之后，我后方机关又西渡黄河，回到陕北，住在绥德县薛家渠、霍家坪一带。这时我军已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战，向南挺进，追击敌人。刘少奇在华北主持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此时已由出席会议的李卓然带回，西北局即召开了著名的义合会议，贺龙、习仲勋、林伯渠、马明方、马文瑞、李卓然等西北局的领导同志及各地、县委书记参加，部署展开全面的土地改革。会议后，我仍作为记者，去米脂县参加土改。土改完成，我患了一场大病，半月昏迷不醒，医院已向西北局写了病危报告。病情刚好几天，又患了结核性胸膜炎，高烧不退。当时医院随军南下，我被抬在担架上，行军半天就不行了，医生认为不能再走，必须就地治疗，发电报请示西北局。西北局当日回电，让医院留下一名医生，陪我就地疗养。那位医生名叫黄忠灼，湖南人，是几个月前在清涧战役中俘虏的胡宗南部将廖昂旅的随军医生，被俘后就在我军医院当了医生，人品正道，很老实。那时最好的消炎药是进口的磺胺片，为数不多，但医院还是留下几十片。还有十支注射液，因没有注射器，没有用。党的关怀，使我虽在重病中，但心情极好。黄医生陪我在绥德霍家坪疗养了两个月，体温一正常，我便回到报社工作了。 　　延安光复后，我回到延安。不久，我的结核病又复发了，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最后已奄奄一息了。报社几位同志给我输了血，仍未转危为安。那时，听说有一种药叫链霉素，对结核病有特效。但因为是刚进口的药，加上国民党的封锁，价格奇贵，一支一两黄金。据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卫生部部长曾玉生说，卫生部只储备有50支，但他无权批准动用这种药。动用这种药，必须先经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批准，然后还要经政治委员习仲勋审批。我是个小干部，哪里能动用这样奇缺而又昂贵的储备药呢?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可真敢想敢干。我坐不起来，躺在床上，用抖颤的手，拿铅笔给李卓然并报仲勋同志，写了几句话。我已无力多写，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我快病死了，只有注射链霉素，也许能治好，希望能批准给我用这种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信送出去了。 　　当时我军正在逼近西安，战争之紧张，可想而知。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只过了几天，仲勋同志就批下来给我用这种药。医院给我注射了10支，我的高烧已退，但仍有低烧。曾玉生又经请示批准，给我注射了5支。初次用这种药，效果奇佳，不到20天，我的体温就正常了，从病魔困扰中挽回了我的生命。我永远感谢仲勋同志在烽火前线对我的关怀，感谢党的关怀。 　　西安解放后，在建国路西北局的一次晚会上，仲勋同志看见我，老远就喊道：“‘瞎子’，你还活着?”我赶快走上去，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没等我说话，又说道：“不怕死就死不了。”我这才说：“不是我不怕死才活过来的，是党的关怀我才活过来的。” 　　这是一件小事，但对我来说，绝非小事，而是我终生难忘的大事。 　　20世纪50年代进京后，和仲勋同志虽然不像在地方上那样见面的机会多，但不论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都有过多次接触。仲勋同志一如既往，平易近人，见了下面的同志，总是先打招呼，问长问短。80年代，他和宋任穷、乔石、胡乔木、周扬、夏衍接见电影家代表大会代表时，在休息室看见我说：“你写的《无定河》我看见了，还可以再写。”我说，我本来想去家里送给你，但你太忙，不愿打搅你的休息。他说，我晚上一般没事，你来吧。宋任穷也是我早就熟悉的老首长，接着仲勋同志的话问我，你到了北京，是不是房子越住越小，汽车越坐越大?宋任穷的诙谐，引得大家都笑了。 　　1984年夏，一次见仲勋同志，那时周扬病了，由夏衍、阳翰老领我们筹备全国第五次文代会，去中南海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筹备情况。我们提前一刻钟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让我们先进书记处会议室坐下。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准时来到了，我们谁也不说话，静静地坐着，气氛显得有点严肃。我已是年逾花甲的老汉了，但仲勋同志还把我看做是当年的青年娃娃，进门看见我，虽然没有喊我“瞎子”，但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又举起手，意思是让我看着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引得旁边熟悉我的同志都笑了，使严肃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 　　想到仲勋同志对我来自烽火战场的关怀，心绪一直都不能平静。 　　(作者系中国文联书记处原书记、中国作协书记处原常务书记)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