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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姐妹心中的习书记

贺抒玉 贺鸿训

1944年，在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的关怀下，成立了绥德分区文工团。为了提高文工团的艺术水平，习书记从延安鲁艺调来四位专家：搞戏剧的干学伟、搞音乐的王元方、搞文学的岳瑟、搞美术的汪占非。在几位专家的指导下，文工团的创作演出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习书记常来文工团住所看望我们。他一来就被团员们围了起来。年龄最小的井梅、艾世(当时只有八九岁)常常被他搂在怀里。他和团员们拉家常，问寒问暖，亲如家人。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文工团许多人的名字都能叫得上来。当时我们的二伯父贺连城已担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我们的父亲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又是边区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我们的母亲年近40岁，毅然走出家门，参加绥德地干班学习，走上工作岗位，受到了习书记的鼓励和赞赏。由于习书记对我们家庭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只要见面他总要问问情况。说实在的，我们既把他看作是可信赖的领导人，又把他当作长辈，这种感情一直珍藏在我们心中。 　　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因地方上财政困难，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关怀下，将文工团暂时交给前总，为西北野战军的广大指战员们演出，习书记兼任西北野战军的副政治委员。1948年4月延安光复后，我团就从绥德调到了延安，改为西北文艺工作第二团，习仲勋同志又是西北局书记。1949年5月，我们随军进驻西安后，习仲勋同志仍是西北周书记，他的工作范围大了，任务重了，但仍常来看我团的演出，对我们文工团员的感情还像绥德、延安时期那样亲切。 　　20世纪50年代初，贺抒玉到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习书记已是国务院秘书长。有一天西北文联主席、老诗人柯仲平从国外出访归来，找到贺抒玉和王丕祥以及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系学习的井梅。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刚拿到20多元稿费，请你们去全聚德吃烤鸭。” 　　吃过烤鸭，柯老说：“走，我领你们去看看习书记!” 　　我们早就想见习书记了，正好跟着柯老去。 　　到了习书记会客厅，习书记热情地和我们握手，问我们：“什么时候来北京学习的，为啥不来看我?” 　　我们只是望着他，笑着打哈哈。 　　他也会意地笑了。 　　柯老说：“习书记这里还有客人，咱们先去小客厅坐一会儿。” 　　不一会儿，习书记送走了客人，要我们过去。我们来到大客厅，他招呼我们吃苹果、橘子，问了柯老的生活情况，又问了我们几个人的学习情况。告别时，他叮嘱我们有困难就去找他，不要忘了去看他。我们的习书记虽然地位变了，但还是那么平易近人。我们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离开了他的住所。 　　此后多年再未见到习书记。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西安的造反派组织将习书记从洛阳揪回西安，扬言要安排一次“黑帮”的游街示众。西安作协的造反派也要将几位著名的老作家柳青、杜鹏程、胡采、王汶石等人拉上，陪同游街。 　　当时我姐妹俩已被列入“革命对象”，但还未剥夺人身自由。那天我俩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悄悄来到钟楼附近，躲在人群中，为的是看一眼我们敬仰的领导人习书记。不一会儿，游街的大卡车开过来了，第一辆车上站着我们尊敬的习书记，他低着头，双眼微微下垂，从我们面前驶过。习书记在陕西工作多年，他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看到自己崇敬的领导人受到这样的侮辱，真似万箭穿心。回想起1962年康生制造的所谓“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对习书记的诬陷，真是让人心碎。 　　记得著名作家柳青曾对我们讲，他每年在麦子扬花的季节，哮喘病就要发作，年年都要出省躲病，都是习书记以国务院的名义为他安排。习书记很关心他的健康状况。有一次习书记对他说：“我习仲勋比不上你，你有书留给后人，而我呢?”他感到习书记的心情有些压抑。那时文艺界好多同志的心情也很沉重，不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 　　不久，我们也被押上大卡车和作协的作家们一块游街示众。造反派中有些人想把作协的柳青及我们原文工团的老同志都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爪牙，还派人找习书记调查。习书记的回答很干脆，他说：“我是主要领导人，他们这些小人物怎能和我拉扯上呢?” 　　运动过去后，我们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们心中无限感慨，习书记不愧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他的回答解脱和保护了原西北文工团的一大批同志，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胸怀和气魄。 　　粉碎“四人帮”之后，看到习书记和一批老同志复出，他当了广东省委书记，后来又进京当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们的心才宽慰了许多。 　　20世纪80年代初，《延河》副主编、诗人王杲随我国诗人代表团去广州，习书记接见他们时，知道他是西安作协的，就对他说：“鸿训、鸿钧姐妹是我看着长大的娃娃。”王杲回来后把原话转告我们，我们听了十分高兴。多少年不见面了，他还记着原文工团的娃娃们。 　　(作者系原《延河》杂志副总编辑；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副秘书长)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