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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忠实勤务员

田 方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习仲勋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当时西北新闻局的领导人分配我采访报道他。我认识习仲勋是1943年2月，当时他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那年，他的革命历史已有17年了，斗争经历相当丰富。我在当时西北局研究室主任黄植的帮助下，两次访问了他，写成《人民的忠实勤务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习仲勋副主席》分别在《群众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今天重读这篇访问记，可以看出：当时年仅36岁的习仲勋所具备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和特点，在以后的岁月里表现得更加鲜明丰富。所以我再写习仲勋时，仍然沿用“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作为标题，我把个人和他直接交往的几个片断记述如下： 　　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 　　1943年五六月间，为了开展绥德专区的劳模竞赛，推动大生产运动，习仲勋亲自率领调查组到绥德县郝家桥村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组成员有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宣传部干事梅行、专区妇联干事张力等同志，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行前，习仲勋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在调查组的会议上，习仲勋介绍具体情况时说，绥德专区对陕甘宁边区来说，是刚从国民党何绍南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边区政府在这里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农民生产、生活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但是，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贫苦农民南下去开发那里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幸福的新生活。但是，习仲勋又提出：移民工作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发动移民的对象主要是哪些人。他就南下的移民中存在的困难以及发动宣传组织移民工作的方式方法，作了具体的指示。我在郝家桥行政村的刘家渠自然村的20户贫农中，按生活状况选择了上、中、下各两户贫农家庭进行调查，发现他们虽然都属于贫农，但由于各自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不同，对于响应移民号召的积极性也各不相同。其中，上等贫农和中等贫农就不大愿意远离家乡下南路，要动员他们移民很费劲，需要做更多的说服解释工作和提供更多的帮助条件。唯有下等贫农们，虽然每年需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替别人打工，但仍然解决不了全部吃粮问题，他们亲身感受到只有下南路移民才是从根本上改善生活的最好出路。因此，大量移民的主要对象就是下等贫农，只要稍作动员，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路费等困难，他们就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南下移民。我对这些实际问题都进行了细致地调查，并以《移民问题——绥德分区模范村郝家桥调查之四》为题，撰文发表在1943年11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在挨户调查中，发现许多家小孩子患有脓疮、头癣、红眼等疾病，我向习仲勋汇报后，他让我回城里带些来苏水儿、碘酒、仁丹等一般药物，根据卫生常识，给这些孩子治病。 　　从郝家桥调查回绥德不久，我草拟了一份在绥德地区开展移民工作的方案送习仲勋审阅，得到他的赞许，并让我和地委干部一起参加具体的移民工作，在组织发动过程中，我陆续写了绥德地区移民工作的新闻报道。 　　西华池遭遇战 　　1947年2月间，胡宗南部队即将进攻陕甘宁边区，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环境的延安紧张起来了。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发出命令：“为了统一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行动，着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当时，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领导人廖承志和范长江，考虑到我和习仲勋比较熟悉，就决定派我担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随军记者。习仲勋热情而亲切地欢迎我随军采访，他还让作战参谋给了我一套二十万分之一战地军事地图，教给我查阅地图的方法。 　　我军部队经过关中分区又折向陇东进发。当时作战指挥的意图是，向西出击，以牵制敌军延缓进攻延安的时间。没有料到的是，3月4日那天，侦察兵突然发现，陇东重镇合水县的西华池刚被胡宗南的四十八旅占据。 　　习仲勋从1936年就担任关中分区党政军的领导，历时六年，深知这一地区在军事上今昔所处的不同地位，所以，他立即部署当地驻军主动撤离，军民坚壁清野。当胡宗南决定其所属各旅向关中分区合同时，扑了一个空，一无所获。于是，胡宗南乃转而控制边区侧翼，令其整编四十八旅和二十四旅转攻我陇东分区首府庆阳。进入庆阳，立足未稳，胡宗南又急令其部队进犯延安。如此往返近千里，疲于奔命，敌四十八旅即回师宿营西华池。西华池是陕甘宁边区合水县一个边陲重镇，是陕甘两省物资集散地，商业发达，市场繁荣，物资相当丰富。敌旅长何奇早就垂涎三尺，此次取道西华池，正好实现他抢劫粮食、掠夺物资，大发一笔横财的梦想。因此，何奇一进西华池，只顾命令其部队抢仓库、拉牲畜、派民夫，大肆搜刮，而未派遣部队进行警戒。他狂妄地认为陇东共军只不过一个三八五旅和少数地方部队，不足挂齿。3月4日晚，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指挥部当即命令各旅向西华池合围。深夜11时展开猛攻，炮火连天，响彻云霄。5日拂晓，我从独一旅驻地赶到指挥部采访，见张宗逊、习仲勋、廖汉生等首长正在军事地图前研究分析敌情，作进一步战斗部署。据习仲勋谈，这是一次遭遇战，敌我双方事先都未发现对方行动，都缺乏战前充分准备。现在敌军既已被我包围，就应当下决心歼灭它。当时副政治委员廖汉生正要到前线检查部署战斗，习仲勋当即要我和他同行，到前线采访。一路之上，见整装待发的第二梯队，情绪激昂，精神抖擞。直到攻击前沿阵地，我停了下来。由于彻夜激战，白天双方都在调整部署，战场比较沉寂，入夜又闻枪炮声大作，而且双方喊话声不绝于耳。我所在部队原下就是敌人一个据点，是由一个连控制的地坑窑洞大院。这个连虽已被我军包围，我军喊话：“缴枪不杀!”但敌人就是不投降，甚至破口辱骂。我军虽已踞高封锁敌人外出，但无法向窑内敌军射击；而敌人只能抗御对其正面的攻击，却无法冲出窑洞对我反击。我军即使抛掷大量柴火对其火攻也未制胜。直到深夜，我军忍无可忍，乃在火力掩护下，由多名战士上身系绳索吊至原壁中部打洞，再埋置炸药引爆，才消灭了这股敌军，毙敌旅长何奇，歼敌1500多名。 　　战后我随军后撤返回指挥部时，习仲勋找我谈话。他说，这次西华池遭遇战十分残酷。志大才疏的胡宗南手下尽是些刚愎自用之辈。他们敌不过我军，但对老百姓的暴行令人发指。你可以去西华池作一次采访，揭露敌人的兽行，以激发我军民同仇敌忾。习仲勋派了一位保卫科长和两名战士与我同行。当我们进入西华池战场，见到我打扫战场的部队正在为牺牲的战士制棺埋葬。进入镇内，街道上不仅有敌军遗弃的大批尸体和伤员，令人震惊的是有很多一批批二三十人一串披捆绑的老百姓倒毙在血泊之中。特别是敌副旅长万又麟见何奇被打死后，其旅部即将覆灭，就将两门重迫击炮朝我军方向盲目乱射，连续发射了100多发炮弹。我军打扫战场部队把敌四十八旅遗弃的伤兵一律收容救护，轻伤者愿意回家可以自愿回家。当我采访完毕归队时，整个部队已经奉命星夜赶回延安，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 　　西华池遭遇战，实际上是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和胡宗南部队在西北战场作战拉开的序幕。但是由于当时我军对大兵团作战缺乏经验，对临时组合的多个旅集团军统一指挥尚属首次。当我军包围西华池敌军后，本当同时发起进攻，但有的部队却尚未到位，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兵力，致使敌人有喘息时机，以致战斗时间较长，达两夜一天30多小时，没有全歼敌人，自己也有较大伤亡。事后习仲勋曾向彭德怀副总司令员作过检讨。彭总则慰勉有加，说明这是首次大兵团作战，既缺乏经验，又是偶然爆发的遭遇战，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这也是今后自卫反击战展开时的一次实战演习。 　　与彭德怀转战陕北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把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一批陕北革命领导干部从“左”倾错误的迫害下营救出来。不久之后党中央为了巩固与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就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举行西征。当时，比彭德怀小15岁的习仲勋，就跟随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西征。习仲勋虽则总是抱着对长者尊敬的心情，向彭德怀报告战斗与工作中的情况，而彭德怀却完全用平等而亲切的态度对待习仲勋。 　　习仲勋与彭德怀直接相处，并相知日深，还是在转战陕北、并肩战斗的艰苦岁月里。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自3月17日起，陕甘宁部队中的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及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当时，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具有统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在全军中威望很高。由他直接指挥边区部队，同十倍于我的敌军作战，无疑是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而习仲勋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与边区党组织、边区政府和边区人民关系密切。由他会同彭德怀指挥边区部队作战，更有利于发挥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3月18日，胡宗南部队兵临延安城下。习仲勋于当天下午赶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作战部署。彭德怀和习仲勋再三催请毛主席早些撤离延安。直到黄昏部署完毕，毛泽东才走出窑洞，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又伸出一个指头对彭德怀说：“你只要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不用三年就可以收复延安。”这时，敌军已迫近延安，枪炮声清晰可闻，敌人炮弹已打到城东飞机场，从王家坪往东撤的路线已被截断。大家又催促彭德怀早走。然而彭德怀仍镇定自若地说：“我们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大家心里才稳当!”直到19日拂晓，在一切部署停当以后，彭德怀才率领指挥机关全体成员从王家坪后沟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悄然离去。习仲勋当时深有感触地说：“出人意外的这条小路，平时没有人注意，而是彭总散步时调查过，并亲自踩过好多遍。可见，这位久经征战老军人的深谋远虑和军事观察之细密。” 　　在那艰苦的战斗岁月里，习仲勋和彭德怀日夜相处。习仲勋亲自体验到彭德怀那种坚定不移、信心百倍的战斗意志，总是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军事原则，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辉煌胜利。从撤出延安到收复延安的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里，西野大军经历了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到外线反攻三个阶段。我军撤出延安仅仅六天，经过彭德怀的精心筹划，就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设下口袋阵，不到两小时，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敌三十一旅，活捉旅长李纪云。就在这个战斗打响以前，经习仲勋的介绍，我初次认识了彭老总。那是在青化砭西侧的山头指挥所，眼看彭、习时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而分析研究敌情。那次战斗根据事先截获的情报，敌军预定到达青化砭的时间是3月24日，可是我军埋伏一天一夜，也不见敌人踪迹。陕北的早春，仍然天寒地冻，大家等得十分焦急。有的指战员怀疑情报的可靠性，有人估计敌人不一定会来。但是，彭德怀对习仲勋说：“你要掌握敌人的心理哟。胡宗南是个好大喜功的二杆子。他进了延安，估计我中央机关的领导人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顺公路撤退怕他的汽车追，所以骑着马顺山沟向安塞方向撤退去了，而我军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这是出其意料的。其次，胡宗南虽是草包，但他占领延安之后，要派兵保护其侧翼，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要不然他怎能捞一个陆军上将呢?何况，他有坦克、有汽车，这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要吗?更主要的是，他要捕捉我主力部队，到安塞方向没有找到，必然会转到这个方向来找。所以说，他一定会来。”接着，彭、习共同商拟了一个动员令，要求部队耐心等待，严格隐蔽，坚定必胜信心。25日早约6时，彭、习正用望远镜观察，敌三十一旅果然沿川底公路而来。这使习仲勋不禁赞叹：“彭总确是料敌如神啊!”而彭德怀却说：“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个小小的战场上，我们还是要以绝对优势压倒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哟!”青化砭初战告捷，大大振奋军心民心。3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习，祝贺胜利，嘉奖全军指战员。接着，4月30日，彭总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部突然严密包围了有重兵把守的敌战略补给站蟠龙镇，强攻两天三夜，生擒敌“名将”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缴获的服装、武器和面粉堆积如山，使我军第一次获得大量人力、物力的补充。当敌人主力部队返回增援时，我军早已机警地跳进山区，整整休整七天。边区军民满怀激情，赞颂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赞颂彭德怀将军的军事指挥艺术。撤离延安后经过45天三战三捷，我军声威大震，边区军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了五万多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当周恩来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到会祝贺，并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继续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这一喜讯时，引发了全场热烈欢呼和掌声。会上，彭德怀司令员检阅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民兵，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就能全部消灭蒋胡军，解放大西北。习仲勋讲话号召部队指战员在彭总领导下勇敢杀敌，民兵、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配合主力部队歼灭敌人，号召地方干部和农民加紧抗灾生产，多打粮食多造军火，支援前线! 7月中旬，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参加了党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重要军事会议。会议决定贺龙和习仲勋到后方共同负责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对西北战场的后方支前工作。 　　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习仲勋有时候跟彭德怀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又和贺龙一起，组织晋绥、陕甘宁两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在和彭德怀并肩战斗的日子里，习仲勋感到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强烈责任心和高度的民主作风。每次战斗以前，彭总都仔细掌握敌情，任何细小的情节也不放过。制定作战方案时，他不仅反复推敲，还要求下级反复提出意见，甚至交全军讨论。特别是对不同的或相反的意见，他十分重视，认为这种意见，能医治主观臆断和片面性的毛病。有时作战计划已经完全搞好，他还苦苦思索，不能成眠；甚至半夜起来，把习仲勋推醒问：“你看还有什么漏洞?”真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习仲勋看到彭德怀通宵达旦地在地图前踱步沉思，有时亲自观察参谋人员对俘虏的审讯，随时随地了解敌情，知己知彼，多谋善断，一旦下了决心，就像钢打铁铸一般毫不动摇。习仲勋还经常看到彭德怀不畏艰险，冒着炮火硝烟亲临前线观察地形和敌情，当他见情况危急而加以劝阻时，彭德怀却说：“同志，不到前面去光靠电话和地图，谁也打不了胜仗。”可是当习仲勋跳出工事到前面去时，他却诙谐地说：“让我去，你不要冒险，何必多付出牺牲呢?革命还多留下一个人好哟!”然后他就向炮火激烈的地方走去，使前线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习仲勋还多次看到各级指挥员强行把彭德怀拉下阵地，或者用自身掩护他的动人情景。蟠龙战斗前，敌主力部队就在指挥部山顶向北扑去，侦察员不断送来十万火急的敌情报告，而彭德怀却若无其事地躺在炕上聚精会神地思考着这场战斗怎么打法，而当敌人刚从头顶全部过去后，他立刻跳下炕指挥部队向蟠龙镇扑去，歼灭了敌人。正因为彭德怀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使指战员们深受鼓舞，因而都能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地战胜强敌。 　　彭德怀经常向他周围的同志介绍习仲勋在早期革命中的贡献和在西北地方党政组织中的地位，以及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彭德怀因忙于指挥作战，考虑战略战术问题时间较多。特别是战争期间，又逢陕北遭受旱灾，但陕北人民宁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这方面可歌可泣的事例是很多的。彭德怀看到习仲勋每到一地，总要召集地方干部座谈，或者召集规模不等的群众集会，向干部群众宣传西北野战军打胜仗的好消息，鼓舞大家的胜利信心；动员大家抗旱救灾、努力生产、多打粮食；发动群众组织担架运输、供应粮草、挑水送饭、做鞋做衣、带路送信、救护伤员、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等。在转战陕北期间，全边区组织两万多人的游击队和十多万民兵，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军队、缉查敌特、传递情报，配合主力军作战。彭德怀深深地感到，战争的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他深情地对习仲勋说：“这里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地方，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我们和边区人民一起建设了这里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条小沟，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习仲勋听后，深受感动。当彭、习两人交谈时，彭总不止一次地分析我军不可战胜的这个根本问题。彭德怀经常强调：“紧密地依靠群众，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边区是个穷地方，但边区人民是我们的铁桶江山。”而彭德怀正是从这个角度，在战争环境的考验中来观察了解习仲勋，多次向各级指挥员介绍表扬习仲勋，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彭德怀说：“习仲勋同志是陕北老区的一位老同志，他和边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就值得大家学习。”陇东、三边战役结束后，部队在靖边作短暂休整时，彭德怀深有所感地对习仲勋说：“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刘景范熟悉边区情况，使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 　　西野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有两位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团结一致、密切配合、得心应手，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应当说，这也是西北战场能够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撤出延安到光复延安，从解放西安、解放兰州到解放西北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在歼灭敌人残余势力和建立西北各省区的人民政权的日子里，在那艰苦而又漫长的岁月里，习仲勋和彭德怀共同闯过了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生死搏斗的战场上，彭、习两人的战斗情谊日益深厚。 　　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上 　　1952年9月，习仲勋奉命调到中央工作，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委主任郭沫若，领导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这对当时只有39岁的习仲勋来说，担子无疑是很重的。但在毛泽东主席的充分信任和积极支持鼓励下，他担当起这个重任。 　　习仲勋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后，首先于1953年1月13日到24日召开了全国大区文委主任会议，了解了全国文教工作的基本情况，共同商讨并确定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制定了1953年度的文教工作计划。接着，在2月上旬，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在中央一级文教机关具体布置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经过反官僚主义的工作检查，文教机关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去发的有些决议和指示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要求过急过高，贪多图快，好大喜功。比如扫盲工作，曾经要求在几年内完成扫盲任务，以致有的地方计划偏高，在教学方法上把部队的一套搬到农村、工厂，固定编班，要求在300个小时内完成突击任务。这样便发生形式主义的编班、假毕业，乃至有患经神病，甚至逼得自杀的。在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方面，有些高校试图以4年时间学会苏联5年制课程，这就产生普遍紧张的局面，翻译力量跟不上，教授支持不了，学生消化不了。每周教学时间多至70—90小时，严重影响师生健康。小学教学方面急于全面推行“五年一贯制”。戏剧改革中也发生简单急躁和违法乱纪现象。各文教机关工作忙乱低效的现象是普遍的，而一般“饱食终日，一事不做”的人是很少的，大多属于辛辛苦苦或糊糊涂涂的官僚主义。习仲勋根据这次检查出来的问题，分析了原因，提出了改进的办法，于1953年3月2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报告，报告中提出：“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他积极地提出改进的办法是：“第一，要把反官僚主义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不采取‘暴风骤雨’的方式，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第二，要正确认识官僚主义的实际，加以分析，对具体事、具体人，抓住关键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避免轰轰烈烈而又空空洞洞地乱戴帽子，乱找岔子，或‘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法。”“第三，重点放在党内。”“第四，一面反对官僚主义，一面提倡和推行钻研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第五，目前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内应是集中力量反对官僚主义。不能在反官僚主义的同时，提出很多口号。”中共中央于接到报告的第二天即3月3日就批转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各部委党组参照执行。 　　1953年3月13日，也就是中共中央批转习仲勋关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后第十天，习仲勋应周扬的邀请，到正在举行的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讲话。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中，他从国际国内形势谈起，最后落脚到文艺创作问题。他首先强调了提高作家和领导政治责任心的问题，并用西北地区作家的情况加以说明。他说，固然不少作家进城后写出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家挨批评就泄气，这和有些领导人批评不当也有关系，比如怎样帮助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怎样通过县区基层干部联系群众，怎样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帮助作家解决思想问题，乃至具体帮助怎样写作的问题。他举例说明陕西作家柳青写作《创业史》和《铜墙铁壁》的过程中，党的领导是怎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而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加以“枪毙”。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个标准。任何一个作品，都不能要求作家一气呵成，总要给以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向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总要给予充分的时间。谈到文艺批评，他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难于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批评家就要像园丁培植果树那样，细心耐心，认真负责，把批评的动机和效果求得一致，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我们要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岔子的文艺批评家。要从作家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不仅批评作品中的缺点，更要鼓励作品中即使只是10%的正确部分。任何最好的作品，也要指出其中10%的缺点，但不是泼冷水，而是要鼓动作家旺盛的士气，激发作家创作的热情。只要我们领导方法对头，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一定能够创作出新的作品来。 　　这是习仲勋走上国家文教战线领导岗位后第一次在中央机关公众场合发表的讲话。事后，我在参加小组会上听到的反映，都认为听了习仲勋这次讲话，感到热乎乎的，既开阔了眼界，又增强了信心。 　　“人民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 　　习仲勋认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国务院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渠道。习仲勋在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期间，曾要我协助人民接待室处理部分来信，或利用星期天协助接待来访群众。1954年12月30日，习仲勋根据西北来人、来信反映农村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让我草拟了一份给周总理和毛主席的专题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在统购统销方面食油和煤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供应商品中搭配购货的怪现象，特别是陕西粮棉丰收后农民购买非生产必需品中大手大脚和大吃大喝，而对生产资料很不感兴趣的问题。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反正要参加合作社了!”农民唯恐生产资料被低价入社。三原县一个投机商运去30口棺材，很快被抢购完了。农民对强迫储蓄也有抵触情绪，个别农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甚至发生因此投水自尽几乎致死等现象，说明当时农村形势相当紧张。习仲勋让我草拟这个报告时，其中提到：“有的农民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以及有的农民赶大车因车轱辘没油而吱吱发响，气得说：‘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哩!’说罢就向车轱辘上尿了一泡。”当时我认为这类情况不宜向中央反映。而习仲勋认为这是农民敢于说话的表现，所以还是保留了这一情节。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受周总理和毛主席的重视。有一次，人民接待室收到一封来自甘肃贫困山区高台县一位乡村干部的信，反映了他历尽艰难，冲破地方上的封锁，又因路费被窃，以至沿途乞讨到北京，向国务院人民接待室反映当地干部强迫命令，破坏生产，造成人民饥饿，发生浮肿病乃至饿死人的严重情况。习仲勋认真地阅读了来信，立即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报告，同时打长途电话告诉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要他切实负责查处此事。 　　1957年5月31日，习仲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联合召开的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说明了他对信访工作的高度重视。他首先严肃批评了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一工作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对人民信访照抄照转、错转错办、草率推诿现象。他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全国胜利，进城以后，很多领导干部和群众离得远了，群众观点减弱了，对群众生活疾苦的关怀淡薄了。光坐办公室，不了解下情，所以有些人就认为来信来访只不过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额外负担”，认为“告状没有好人”。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前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但在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主要矛盾了。信访工作所反映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他在会上要求：(1)各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必须各有一位书记和省长分管信访工作，要求在6月底以前把分管负责人的名单分别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2)处理问题要争取主动，摆脱被动。主要是掌握政策，按原则切实解决问题；同时，把千百万人民来信来访所反映的问题，分门别类，加强综合研究，从中找出规律，及时解决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或突出的问题。(3)实行专职机构和大家动手相结合的办法，要求机关干部的一些负责人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其事。(4)按信访反映的问题性质，分别交由中央或地方各级机关负责处理，避免一律照抄照转。(5)清理积案，利用当时各机关整编的过程，抽调部分干部，突击清理尚未转出去的积案，和已转出去后尚未结案的积案。(6)按干部管理名单，逐级处理被控告干部的案件。他鼓励信访工作的同志们努力取得成绩，并希望大家继续积极热情、耐心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成为一个优秀的模范的群众工作者。 　　到西北考察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以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但人们对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上述现象尚未察觉。当时，周总理要求习仲勋带个考察组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看看情况究竟如何。习仲勋着手组织了包括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秘书厅副主任等十多人的考察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这次西北之行，习仲勋是重返旧地，老战友、老部下纷纷来访叙旧，自然分外亲切。首站西安，在省市党政领导陪同下考察访问。当时，人们一般的都是干劲很大，热情很高，但所见所闻，却使习仲勋产生不少疑虑。印象深刻的是，对全国农业劳模、礼泉县王保京所在的烽火人民公社的访问。当参观到生产队一块大田时，但见整片一簇簇的小坟堆。“这是干什么呢?”习仲勋新奇地发问。答复是根据北京一位大科学家的“发明”，只要使土地受阳光照射的面积越大就增产越多。习仲勋怀疑地蹲下用手扒开土堆，只见禾苗的根系像豆芽那样十分稚嫩纤细：“你们看坟堆的表面似乎扩大了面积，但底下的根根仍然只集中在一小块，有了阳光，而土壤和肥料有限，怎能增产?”这里有人甚至幻想把棉花接种在紫荆花的木本树上，以便免去年年种植棉花的辛劳。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摆设的欢迎宴会上，两张方桌合起围坐宾主10多人，鸡鸭鱼肉各色菜肴达30多盘，使习仲勋十分不安。在人们的晤谈中，不时听到：“人民公社的建立，将很快实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而且，共产主义的实现，也不是很遥远的事了。”习仲勋听了皱皱眉头，私下向左右发问：“哪能这样快呀?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哟!” 　　由于参观日程安排较紧，所以是搭乘夜车从西安到兰州，列车在八百里秦川夜行中，但见铁路两旁到处是火光烛天，大炼钢铁的阵势已经昼夜不停地摆开。 　　到达兰州，给习仲勋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那个“引洮上山”的山上运河工程。主人陪同我们前往参观时一路侃侃而谈，热情介绍。一到工地，见数万精壮农民，手握镢头挖土，肩挑背背，独轮小车，来来往往，见到的唯一先进工具，就是利用山上山下高低差架设铁索摇轱轮绞运砂土。入夜，只见灯笼火把，重点工地偶尔几盏汽灯，挑灯夜战。那年甘肃的年成较好，农业丰产，可是，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走上了这个工地，因而无人收割，丰产没有丰收，但仍谎报增产粮食30亿斤，因此“吃饭不要钱”。还从四川、河南招来了大批劳动力。一路上，一车车大批外地农民欢天喜地来到这不要户口、不要粮票的“宝地”。习仲勋感到，在既无电力资源，又无机械化设备的情况下，要完成这样一个“宏伟工程”，谈何容易。他和张伸良是老战友，因而直言相告：“这样搞法不行啊!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没有多久，冬去春来，正当春夏不接之时，省里粮库空空，“引洮工程”下马，甘肃又急将全省老百姓饿饭之事报告中央。习仲勋受周总理委托，立即负责召集粮食部、内务部、铁道部、交通部领导人开会，安排陕西、四川、宁夏几路紧急调运粮食支援甘肃。 　　在兰州，习仲勋晤见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副省长黄正清，前者是和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早有交往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后者是甘南藏族部落的领袖，习仲勋和他们亲切相处，再加上余心清和他们的老朋友关系，相叙时显得更加亲密无间。邓宝珊专设家宴款待习仲勋，席间邓对当时出现的浮夸风等极左行为坦诚相告。 　　10月2日，习仲勋在敦煌听取工作汇报时，对当地领导人介绍他们一县一社的创举，以及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十包的全供制的分配制度，表示怀疑，甚至发生不愉快的争论。 　　离开敦煌，穿过祁连山，到达当金山口。这里是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所在地，该县县长在县政府新盖的办公楼前的蒙古包里热情地接待了习仲勋，并向他诉说了剿匪政策中打击面过宽、关押人员过多等情况。习仲勋当即表示同意这位县长的意见，并保证转告甘肃省领导，释放有关人员。 　　由当金山口进入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第一站到达格尔木。市委书记兼市长慕生忠，是陕北时期的老干部，过去出生入死干革命，后来又在这里艰苦创业十年，把这个原来只有几户人家的村落，建设成了两万多人的交通枢纽，成为开辟青藏公路的后勤基地。现在这里已是高楼大厦、电灯电话。习仲勋很熟悉慕生忠，也赞赏他的业绩，听取了他对创建这块基地的工作汇报，还参观了祁连山北麓的纳赤台铅锌矿。 　　车到湟中县，习仲勋即下车参观了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塔尔寺。寺前一排整齐的如意白塔，寺内装饰着用酥油制成的佛像和花朵，造型生动、体态逼真，它和整个寺院建筑群充分反映了藏族喇嘛的佛教艺术。深谙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习仲勋和前来欢迎的寺院主持热情地攀谈着，外地来寺朝拜的教徒们“五体投地”式的行礼，把厚实的地板摩擦成条条槽沟，寺内大喇嘛们正虔诚安详地诵经，一片祥和安宁气氛。 　　总的来说，习仲勋此次考察西北之行，对于他了解下情、亲自发现浮夸作风和混乱现象，还是有一定的作用。而习仲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使我深受教育。 　　长葛调查 　　1959年6月间，习仲勋根据周总理《关于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分别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的报告》的安排，到河南、陕西进行视察，对于工作中存在“左”的错误，已经非常明确，基本上已经取得共识。当时，毛泽东虽然也逐步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注意纠正“左”的错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上庐山会议突然转向“坚决反右”，有似火上加油，越刮越猛。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12条，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都是为了纠正“共产风”，恢复农村经济，扭转农村局势发出的重要指示。为了及时了解两个指示贯彻落实中的情况和问题，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当年3月下旬，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接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都分头率领调查组，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比较扎实的典型调查。习仲勋率领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和各直属局正副局长十多人，于4月到河南省长葛县进行典型调查。 　　习仲勋在长葛，对农村形势、公共食堂、劳动保护、多劳多得以及退赔、生产队权限、按劳分配、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干部作风等问题，深入群众，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调查研究，于4月23日和5月9日，两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党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30多年以前的情况与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面临的问题，已大不相同，习仲勋那种蹲点调查，实实在在地坐下来“下马观花”的作风，在今天仍然值得提倡。 　　当时习仲勋在调查组的工作会议上经常告诫我们：我们到长葛来调查，首先要依靠县、社干部的帮助，没有他们当向导，我们两眼墨黑，就不知道怎样工作。有了他们的配合，就可以更好地接近群众，和群众没有了隔阂，就容易深入了解情况。当时，为了领导人的安全，按规定，副总理下乡是要保密的。习仲勋虽则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但他是外地人，口音不同，又加他身材高大，气度不凡，还有大批干部同行，长期住下来，走村串户，到处访谈，不免为当地群众注目、打问。习仲勋知道后，就正式告诉大家，对他不用保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说明中央对长葛人民的关心，帮助长葛工作，有何不好。有个社员曾当面问他：“你来过没有?你们是参观团吗?你们是北京来的?你们咋这样好?不像过去的参观团，汽车一来都得去欢迎，不去就推你去!” 　　调查组初到时，长葛首先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长葛县址所在地，是从旧县城搬迁出来的新县址。长葛由于深翻地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前任县委书记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脑袋发热，独断专行，铺摊子、摆阔气的浮夸风很严重。新县址是按照北京东西长安街气魄设计建筑的，有似人民大会堂那样的大会堂，什么县委、县府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分设在宽阔的大马路两旁，占用了大量平坦肥沃的良田。基层干部队伍不纯，强迫命令、打人骂人之风相当普遍。在中央的“十二条”和“六十条”下达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但由于贯彻不力，问题仍很严重。“五风”虽然已被控制，但干部中新的作风尚未建立起来。习仲勋看到当时正是青黄不接之时，群众生活标准很低，甚至主要依靠红薯干度日，加之刮“共产风”后退赔很不彻底，群众颇有不满情绪。所以，他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曾直言不讳地加以批评：“你们县级机关的基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红军长征时，哪里能搞什么建筑?连瓜菜代也没有。在延安时期没有什么建筑，也办了大学，做了许多工作。延安——革命圣地，毛主席在那里领导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你们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他列举了很多脱离群众、大办机关、大盖楼房、大刮“五风”、破坏按劳分配原则的实例后指出：“这些教训都是花了很大代价的。因此，建议长葛县要把所有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保存起来，每年都拿出两次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这样的振聋发聩的批评，既是尖锐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听讲的人都认为受到了有益的教育。 　　但是，有一位曾经在县委机关工作的干部，却私下里告诉我：“我们长葛县的干部是见过世面的。好几个国家元首都来参观过，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多数都来过，中央部长级干部来过的更多。别把我们长葛的工作说得那么坏。过去冶金部部长高扬对我们的小高炉大炼钢铁说得一无是处，后来我们搜集了他的言行，向中央打了报告，结果把他打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言下之意，你习仲勋作为副总理，说话也该小心谨慎才是。习仲勋听到反映后，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这也是实事求是。他们做错了的事，难道还要表扬他们!这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诬陷，根本不要理他!过去有人建议要为国务院盖办公大楼，也是被我反对掉的。”习仲勋就是这样一位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耿耿直直、实事求是的人。 　　1984年9月20日，长葛县城关镇公社八七村(即原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的党支部全体成员及全村干部群众，写信给当时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向他报告宗寨村从1961年由富变穷，时隔25年后又由穷变富的生动过程。25年前，习仲勋在向党中央、邓小平的报告中，曾介绍当时宗寨大队“一个工分只合8厘，干一天10个工分才8分钱。一个劳动力还不如一只母鸡，干一天活还不如一个鸡蛋值钱多”。这个典型曾经震动上下。长葛人民在来信中说：“您的到来，给全队人民以改天换地的力量，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家用集体智慧和辛勤的汗水，迎来了经济振兴时期。”他们信中介绍了宗寨村到1983年的总产值已达到354万多元，比1979年翻了两番多。习仲勋当即复信，向他们表示祝贺，说明过去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生产力，结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最后，习仲勋希望他们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清除“左”的余毒，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高峰。 　　蒙冤岁月 　　刘志丹的弟媳、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要写小说《刘志丹》。习仲勋深知西北根据地党的历史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即使1942年底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要写刘志丹传记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个方面有关人士，写不好就会重新引起纠葛，李建彤本人并不熟悉当时党内斗争的具体情况，要写长篇小说谈何容易。习仲勋还曾通过刘景范对李建彤进行劝说。但工人出版社从1956年开始就抓这部书的出版，并派人具体帮助，加上李建彤决心大、信心高，先后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的确也下了很大工夫。到1959年冬，李建彤写出小说《刘志丹》第三稿送习仲勋审阅。当时习仲勋仍劝她谨慎从事，建议她分成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然而，此时的李建彤已难以接受习仲勋的意见。到1961年春夏之交，又送来了小说第四稿的清样。习仲勋自己工作很忙，让我帮助看看。 　　这部小说的上半部，主要描写刘志丹童年及青少年时期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农村的生活，从接受革命教育及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特别着重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既顶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又要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斗争。小说还描述刘志丹对毛泽东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十分敬仰，再三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精神。小说深情地写了刘志丹和陕北人民的血肉关系，描述了一位双眼失明的陕北老婆婆拄着拐棍、拎着一篮鸡蛋“看望”刘志丹，老人用颤抖的手抚摸刘志丹的动人情景。当刘志丹知道“左”倾错误执行者欺骗他去瓦窑堡开会，而实际上是保卫局下令逮捕他，为了顾全大局，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顾个人安危，自动奔向瓦窑堡，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等事迹，都是非常感人的。所以我读后所提的只是些技术性的问题。由于李建彤再三催促，习仲勋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由我组织会议并担任记录。马锡五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熟悉当年实际情况，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习仲勋请马老参加，除了核实小说中某些史实，还想和马老这样的前辈人来共同劝说李建彤。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经历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习仲勋还说：“写西北大革命，整个写这一时代。思想呢?就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志丹具体实现。最后一段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 　　1962年七八月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康生在没有看过这部小说的情况下就断言：“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那时，正是毛主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康生所写的条子。从此，“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就成了最高指示。全会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审查委员会，不仅该书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均被指责为小说的主持人和幕后策划者。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经过一段时间停职检查后，1965年底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背着莫须有的罪名，蒙受冤屈达16年之久。 　　此案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经邓小平批示中央组织部重新审查后才予以平反。所谓利用《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作者系习仲勋同志原秘书)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