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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特殊使命

《谢觉哉传》编写组

赴兰就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出现了停止内战、国共联合抗日的新局面。党中央决定在武汉、西安、兰州、南昌、长沙、南宁、桂林等地，建立自己的办事机构，并且派驻了代表。 　　兰州是我国西北的重要城市，既是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又是通往苏联的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谢老被任命为党中央驻兰州的代表。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即芦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谢老带领着十几名工作人员从延安出发，赴兰州就任。 　　行至中部黄陵县境时，遇见了朱德总司令。朱老总带领的前方参观团，因雨阻而留宿此地。当谢老知道朱老总就住在离城只有二里的地方时，不顾路滑，马上前去探访。 　　朱德出乎意料地见到谢老，显得非常高兴。他们亲热地促膝而坐，畅谈国事。朱老总特别嘱咐谢老到兰州后，要尽力营救在河西走廊、酒泉、张掖、武威一带失散的红军西路军人员。谢老会心地点着头，他理解朱老总的心情。 　　七月二十一日，天气放晴。谢老的兴致也油然而起，他欣然与张云逸健步来到黄帝陵。黄帝陵位于黄陵县的城后，山岭巍峨，古柏成荫，碑亭林立，是世代名流瞻仰、祭奠之地。陵前有明朝嘉靖年间唐锜所题的“桥山龙驭”四个大字，碑亭上镌刻着：“古轩辕黄帝桥陵”，后人简称为“黄陵”。黄帝是人们传说中的古帝，被推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陵前设有一台，为汉武帝求仙台，并作有亭记。谢老登陵观景，感慨万端。他深叹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今日竟是满目疮痍，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我国领土，如此蹂躏我骨肉同胞。目及此情此景，谢老抑制不住自己的满腔激情，先后慨然填词、作诗以抒感怀： 　　浪淘沙·谒黄陵 　　（一）   　　远望郁苍连，抱岭环川。成林古柏势参天。百里 　　荒原青一点，愈见森然。 碑石付荒烟，唐宋无传。 　　茫茫禹甸几千年。汉武驱胡勋尚在，安用求仙? 　　（二） 　　庙貌仰崔巍，孙子宜其。四亿五千万有奇。物本 　　乎天人本祖，无限低徊。 民族惧沦夷，扫墓何为? 　　玄黄涿鹿尚余威。不是人穷才念祖，祖武依稀。 　　黄庙古柏 　　五千年庙几兴废，老柏数十长青葱。 　　蟠根怒出鼍负重，孙枝旁挺虬拏空。     　　无碑为柏记年岁，开天辟地洪荒洪。     　　武皇逐虏三千里，解甲挂树来献功。 　　此树至今二千载，以视巨者孙从翁。 　　中州神物此为最，鲁楷秦栎俱下风。 　　神灵呵护犹余愤，中宵风雨吟群龙。 　　两阙《浪淘沙》，一首七言诗寄托了谢老忧国忧民的深感，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义愤。“民族惧沦夷，扫墓何为?”他果断地指出了中华民族将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当前，只有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抗战，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谢老一行经过十二天的旅途劳顿，七月二十九日到达西安，住宿在集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的党代表林老（伯渠）和处长伍云甫以及因有事在这里停留的叶剑英一起热忱接待来自延安的战友。 　　谢老一行于当天下午一时，乘坐欧亚飞机赶赴兰州。下午四点抵兰州机场。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设在兰州城南关的南滩街五十四号。这是一座古老的平房院落，分前后两个小院。后院住着两户人家，一家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另一家是甘肃省税务局姓杨的局长。谢老一住进这个院子，就要求工作人员注意搞好关系，为开展统战工作打好基础。后院税务局长的妻子很不好接近，对办事处的同志持戒备态度，大家也不愿同他们来往。谢老知道后，批评了这种做法，说搞不好院邻的关系，还能谈到搞好统一战线?谢老要求大家注意纪律，主动搞好院子的环境卫生，爱护他们的孩子，在他们夜间外出时主动替他们留大门。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他们终于认识到共产党同国民党不同，他们赞誉共产党，八路军的纪律严明，和办事处的同志交了朋友。后来，办事处搬迁到孝友街三十二号，他们夫妇还常去看望谢老。孝友街三十二号，前院有九间房，由办事处占用，十几个人办公、住宿、会客、伙房全都挤在这里。房间里设备简陋。谢老身体瘦弱，又年过半百，大家为了照顾他，硬要他住进会客室里边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并不大，而谢老也不肯一人独占，他从屋子的中间拉起一个布帘，自己只住半间，让译电员黄文炳住在那半间屋里。 　　当时，到兰州办事处工作的人员还有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副官况步才，王定国做行政工作。其它还有译电员黄文炳，警卫员、服务员赵元德、王大成、张保证、王福贵等。 　　旧谊新情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和谢老是同乡旧友。谢老到达兰州的当天晚上，贺耀祖兴致甚高，立刻派一位姓郭的顾问，驱车到南滩街五十四号迎请，为谢老接风洗尘。 　　谢老赴宴前脱下了几年来一直穿在身上的旧军装，换上了组织上为他特地缝制的黑制服，再戴上一顶黑色礼帽，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皮鞋。他的这身装束，加上平素他看书办公时戴的眼镜，俨然一副学者的风度。     　　这天晚上，国民党省党部的欢宴大厅里，热闹非凡。谢老神态自如，落落大方，同阔别多年的贺耀祖寒喧问候，畅叙旧谊。 　　席间，兰州省府要人及各界人士，对这位共产党的代表极感兴趣，纷纷提问，请析疑义。谢老便借此机会向他们开诚布公地谈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贺耀祖听着老朋友的谈话，时而讲几句自己的看法。言语间流露出日本军队纵然来势凶猛，但比不上美国人厉害。美国实际是支持国民党的。谢老对贺耀祖这种寄希望于美国的看法，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说：打跨日本是我们民族的神圣职责，不能依靠外国人救自己。我们有爱国之同胞，有民族之正气，岂能甘受屈辱，任人宰割?谢老的谈话引起了在座者的注意。为此人们交头接耳议论起来，有的赞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有的则认为，这须国民党中央有个明令才好做，中央要如何就如何。面对这两种意见，贺耀祖显得十分为难。 　　谢老深知自己的担子不轻，要做好兰州的统战工作，首先要做好贺耀祖的工作。十年前的贺耀祖只是个湘军二师师长，而十年后的贺耀祖已是显赫一时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因此，要做好这一工作，还需要进行许多争取、说服和复杂而微妙的斗争。   　　第三天晚上，贺耀祖亲自来到办事处拜望谢老，他们继续就一些具体问题交换看法。因为这里是八路军办事处，没有蒋介石的耳目跟随，所以贺耀祖的谈话，显得轻松随便，象老朋友谈心似的，敢说肺腑之言。贺耀祖对谢老说：你们共产党真是民运专家，过去就是因为这些，国民党总处于民运反面。不过，民运搞土地没收还可以，是有些力量的，但现在要把民众运动用于国防，恐怕是不够的，他还特别强调：抗战是政府与军队的事，与老百姓无关。谢老以素有的政治敏感性立刻意识到，贺的这种认识是国民党无视人民群众力量的政治偏见。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因此他对于共产党的主张和建议，表面赞成，虚以应付，在政治上表现出优柔寡断，这并不奇怪。谢老耐心诚恳地启发他的民族情感和抗战觉悟。谢老认为，贺耀祖对于政治知道一些，但不懂得辩证地去考察事务，常常截取片断看成全体，又未能精细了解事物真相，所以不免做出错误的结论。贺耀祖听了谢老的一席话，表示愿意为共同的抗战大业效力。 　　贺耀祖能否真正同共产党合作，联合抗日，有待于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谢老到任不久，便深入到兰州的各阶层，进行调查了解。七、八月的兰州城里乾热闷人，一场雨后，满街泥泞。谢老奔走于兰州的各条街巷，进行多方面的访问。 　　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他同共产党关系较好，过去对他也曾做过团结争取工作。西安事变前，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毛主席亲笔给杨虎成、邓宝珊、杜斌丞三位先生写了信，希望他们能真挚地同共产党合作。谢老来到兰州后不几天，就拜访了邓宝珊，交谈共同抗日问题，并向他提出需要帮助做的事情，他都慨然应诺。他在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工作会议上，按照谢老的意见，为民主、民运问题表明态度，提出要求，他的态度是倾向我党的。他还于一九三七年送二女儿邓友梅到延安学习，参加了革命，成为共产党员。邓宝珊的部下有一个团长叫杜汉三，也比较倾向进步，时常到办事处找谢老交谈，民政厅长施奎龄，早年在南开大学同周恩来是同学，他倾向联合抗日，一九三九年周恩来赴苏治病，路过兰州时，还特地会见了他。还有一些国民党政府官员，如罗贡华，曾任国民觉教育厅长，比较开明，谢老有时找他交谈民训问题，并向他建议，应大规模开办民运训练班，招收现在的学生；要注意以延安方面的教材作参考。罗很同意谢老的意见，并详细向贺耀祖作了汇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这个人比较开明，认为共产党的宣言不只是联合抗日，而且合作建国是将来的必然趋势。在后来交往中，丁宜中为办事处做了些抗战工作。 　　国民党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一九三七年底贺耀祖调离兰州后，朱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此人阴险，抗战后期反共，禁止发行进步报刊，到处拘捕进步人士，限制民众运动，同共产党针锋相对。警察局长马志超，参加过剿共，曾任国民党七十九师副师长，态度比较顽固。还有国民党八战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副参谋长都和办事处有过来往。 　　谢老还常和当地的士绅接近，如对张维、水梓等人，谢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向他们阐明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以争取团结一切拥护抗日的阶层和人士。常来办事处找谢老谈话的还有省农民银行和“工会”的负责人，他们赞成我党的抗战主张，并经常举办时事座谈会，邀请谢老讲话。     　　面对这些各界人士，谢老耐心细致地根据每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采取各种不同形式去做转化、争取和教育工作。 　　办事处调查了解到的重要情况，谢老和彭加伦处长随时用电报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汇报，加强同党中央的联系。对有关统战政策的重要问题，他们随时通过电台直接请示党中央和毛主席。党中央收到兰州发来的电报后，便根据所反映的情况，回电谢老，给以指示。     　　洛川会议的春风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当时抗战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会议指出了我们同国民党的争论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一个月来，谢老在兰州统战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如国民党省党部的暖昧态度；贺耀祖的顾虑重重、举棋不定；省政府官员要求国民党中央下命令等等。当谢老学习了洛川会议精神以后，他心里豁然开朗。 　　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谢老加强了对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的领导。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多是来自部队中的青年，文化程度较低，有的同志长期在红军中过惯了部队生活，不习惯在复杂的国民党统治区搞统战工作，不了解在新环境下工作的特点，所以一遇困难就产生畏难情绪。谢老针对这些情况，一方面教育大家坚持原则，耐心地做好统战工作中的争取工作；另一方面联系实际，向青年讲述根据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掌握斗争策略的问题。谢老从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谈起， 回忆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血的教训，总结出我们对国民党既要合作搞统一战线，又要坚持党的独立性的经验教训。他还生动、具体地以历史事实说明斗争的复杂性、灵活性。他对办事处的人员说，“九·一八”以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战，我党为了适应广大民众的情绪和要求，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西安事变”后，党又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将它改为“联蒋抗日”；“七七事变”后，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党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动员起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于是又改为“拥蒋抗日”，经过谢老深入细致地分析讲解，办事处的同志对搞好兰州的统一战线工作加深了认识，增强了信心。他们决心为打开兰州抗战的新局面而努力工作。 　　兰州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回民占多数。过去国民党在回汉民族问题上制造了不少矛盾和分裂。现在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一致抗日，谢老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到这个地区回民的经济状况。他们经营小商业者占全民族之一半多，其次为自耕农与小手工业者，地主很少。西北的制皮毛业多数回民经营，而各地交通的驮运，几乎成为回民的专业。回民中种地的，都租自汉人，田租条件很苛刻。关税局长多系汉人，回民商人过境加倍苛榨。 　　谢老经常到省府参议员马凤图的家中，同他一起谈论国事。马为回民，五十多岁，人很开明，做过官，对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共合作问题，均有独到见解。马凤图告诉谢老，宁（夏）马与青（海）马感情很坏，马步芳（青马）的口号是“抗日剿共”，但“剿共”提得比“抗日”高。马鸿逵（宁马）曾表示愿意抗日，可派人鼓励他做出行动来。谢老同意马凤图的这些建议。马凤图想在秋高气爽的季节，率同教者到延安参观，谢老非常支持他的想法，愿为他介绍情况，提供方便。 　　谢老除和马凤图交往外，还曾宴请青海民和县长马腾云（回族，兰州人）和大通县长刘希古（陕南人），同他们交谈抗日救国、团结一致等问题，他们很同意谢老的意见。所以，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由于谢老的深入宜传和努力工作，得到越来越广泛拥护和支持。 　　谢老根据社会调查中了解到的问题和吴鸿宾等地下党同志反映的情况，认为在兰州必须要组织民族性质的抗战团体，只有这样才能最广泛地发动群众起来抗战。他们在一起初步讨论制定了回族运动的纲领：回族有自决权，建立自己的武装“回族革命军”，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结成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普选民主制度。回汉杂居地区，建立混合政府，有宗教自由和文化自治权。 　　为了尽快使兰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谢老还同甘肃地下党同志一起，就如何进一步做好民运工作，制定出计划，并转送贺耀祖，要国民党省部做出具体的实施步骤。   　　这个计划的内容是：各地回民建立回民教育促进会，设立回民学校；兰州组织甘肃回民委员会（或“西北回委”）为回民最高组织，又为政府咨询机关；兰州创办军分校，培养回民军政人材；启用回民优秀分子，参加政府工作，回民区域尽可能以回民任之，有计划的扶植回民教育文化事业。 　　“牛皮糖” 　　统战工作是复杂的。贺耀祖认为共产党是在野党，怀有疑虑，保持距离。谢老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说，贺是“牛皮糖”，不受力的。说他最近向贺提议一些急要办法，贺是不敢作为的。谢老一方面向党中央汇报了兰州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仍然不放松对贺耀祖的团结争取工作。但贺耀祖采取回避的态度，闭门不见。 　　在谢老同贺耀祖最初相接触的四个多月中，先后给贺写了十多封亲笔信，有的内容长达十三页之多。谢老在一封信中批评和分析了贺耀祖的错误观点，严肃指出：我以一个中国人与共产党员的资格，向政府提议：立即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的完全自由；明令减租减息，裁废苛杂，惩治贪污，首先把省府贪污案子公审正法，训练大批做民运与组织游击战的人才，改组《西北日报》；录用曾被裁抑的人员；改革政府工作方式，多做实事，少做些“等因奉此”；维护甘新公路的大工程，必须派富于爱国的人才去做，才可保证不至误事。 　　谢老在信中还尖锐地指出：“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不是下层掀不动，而是上层说不服”。谢老决心要拉这块“牛皮糖”抗战。谢老曾当面提醒贺耀祖，甘肃是西北国防中心，为日军西进要冲，你身为老成谋国之主席，受中枢之重托，系全国之安危，可要全局在胸。谢老既耐心启发，又据理说服。在具体问题上与他商讨，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他甚至觉得自己与老友因政治观点的分歧，而能毫无保留地倾吐意见，不胜感慰。然而，谢老也深知老朋友的苦衷。贺耀祖从历史上的教训中认识到，国共也曾有过合作，但又不得不分开。蒋介石是阴险狡诈、老谋深算的，抗日并非他的真心。他每日每时的行动，都有蒋的特务跟踪，觉得自己身不由己。谢老便语重心长地启发这位徘徊在十字路口的老朋友，告诉他社会有黑暗面，也有光明面，应付这面又应付那面，结果两面都不讨好。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一定要以民族大义为重。一场场交谈，一封封信件，使“牛皮糖”有所转化。全民抗战的民族正义感，使贺耀祖感到，老朋友觉哉仍然象十年前那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伸出友谊之手拉他一道共同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他看到谢老为了共同抗日，经常到省党部找他，而每次都要受到门卫的盘问，内心有点自责。有一天，贺耀祖来到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亲自给谢老送来一枚国民党省党部的徽章，让谢老戴在胸前，以示出入证件，从此再不会受到盘查之阻了。     　　之后，贺耀祖分别召集了省党部、省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议，从抗战的观点出发，具体讨论、修改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研究制定了一些有关促进抗战的新规定。贺耀祖还在省党部的会议上讲了话，号召全体政府人员从现在起，要一致对外，不要重犯历史错误，轻易地把国土断送。他要求国民党各级人员，在抗战中，每人都要尽职尽责，对得起祖宗。 　　兰州过去在“征兵”与“保甲”问题上，存在着许多错误做法。谢老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到人民群众对此非常不满。针对过去那种“买兵逼人为匪”以及“保甲与民对立”的做法，谢老专门写了《征兵问题的研究》、《征兵与敲诈》、《关于保甲问题》等文章，分别刊登在《西北公园》和《大众论坛》上。谢老在这些文章中，戳穿了那些以抓壮丁、买壮丁为名，从中大捞钱财的丑行。随即，在贺耀祖的亲自督促之下，便在征兵、保甲制、民族政策、教育改革等问题上，略改过去的那些不妥规定，做了一些具体纠正，促进了合作抗日。 　　此后，兰州的抗战形势较前高涨，各抗日社会团体相继成立。他们走上街头，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练兵，团训，以示抗战决心。政府对于这种做法，开始并不完全欣赏，他们害怕“民众起来以后没法子驾驭”，所以也没给予任何帮助与指导。他们始终畏惧“民运”，存在着苟安心理。谢老对于国民党政府这种不敢发动与组织民运的“叶公好龙”思想很不满意，曾给贺耀祖写信，指出：中国所以弄到这步田地，弄得各条战线暂时失利，怪不得人民不争气，腐败的政治要负第一等的责任。他向贺耀祖提出，党政机关要马上用快刀割去过去一切不良的办法，替下层民众闯开抗战的坦途。 　　贺耀祖被谢老“拉”着不得不向前走。他在老朋友的启发下，政治态度已有所转变。他自愧无补国事于实际，现在他要改革政府工作的时弊，常常在晚间逃避特务的跟踪，一个人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和谢老交谈，他们在八路军办事处的陋室和油灯之下，倒可以自在地促膝谈心。有时谈甘肃的民情，有时谈抗战问题，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他们有时也谈谈家务、生活矛盾，还要谢老出面给他解决矛盾。他们的态度十分亲近，时而低声细语，时而又是哈哈大笑、谢老和处长彭加伦在给党中央的《兰州之统战及党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兰州环境大有转变，贺比前更进步，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均愿照行。对于民运，贺已无阻挠之意。谢老深切地感到：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为了民族，为了统一战线，谢老始终坚持原则，帮助老朋友以大局为重；携起手来共同抗战。这块“牛皮糖”，终于走上了合作抗日之路。 　　共产党的挚友     　　在国难当头，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全民抗战中，涌现出许多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们真诚地帮助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取得成功。高金城大夫就是一位这样的朋友。高大夫是河南襄城人，他性情耿直，正义爱国。在帮助办事处营救流散于河西各地的红军人员的工作中，高大夫做了重大的贡献。  　　一九二八年，高金城曾在冯玉祥部队医院当过院长，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因不满国民党投降媚外、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而被警察局多次搜捕。抗战一开始，他来到兰州，以传教士身份在齐鲁会馆开了一所私立“福陇医院”。一九三六年冬，高大夫在老相识——地下党吴波的启发引导下，为共产党做一些秘密工作。他既是传教士，又是医院院长，在兰州及河西各县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贺群众基础。他思想比较进步，愿意接近下层群众，为穷人看病不要钱，因而受到人们的爱戴和信任。谢老来到兰州办事处后，认为高大夫为人正直，政治上比较进步，很快就与他取得了联系。当高大夫看到办事处工作条件简陋，缺少用具时，马上就把自己家的桌、椅、床等送到办事处，帮助同志们解决困难，谢老和办事处同志非常感激。 　　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任务重大，谢老和朱良才在五泉山，与高金城详细研究了去河西营救之事。高大夫当即表示愿意帮助共产党做好掩护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高金城“奉命”离开兰州，去张掖县开设“福音医院”。几天之后，高大夫即与在张掖的被俘红军人员临时党支部的刘德胜、王定国等人取得联系，并将医院作为秘密联络点，高大夫以看病为名，不顾个人安危经常给我党传递消息、探听情况。 　　王定国在高大夫的福音医院里，以护士身份为掩护，设法把从张掖收集到的情报带到兰州办事处，向谢老汇报，并且转达办事处及党中央对“医院”工作的指示。张掖县县长马鹤年，较为开明，过去谢老在寻找西路军政委陈昌浩的问题上，曾请贺耀祖帮忙，贺亲笔给马鹤年写了一封信，请他协助寻找。此时高大夫又和马鹤年联合起来，把找回来的失散红军人员组织起来，由马鹤年出钱、出枪，为红军人员开路条，为失散人员的返回提供了许多方便。 　　“福音医院”在高金城大夫直接带领下做了不少有利于我党的秘密工作，成绩显著。他们先后从河西各县找回二百多名流散红军，通过兰州八路办事处的转送，顺利地到达延安。 　　由于高大夫活动频繁，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常来医院“看病”的红军战士，也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一九三八年旧历正月初四凌晨，国民党特务机关指示当地驻军司令韩起功借口请高大夫到司令部去看病，将高金城逮捕。当天深夜，就在张掖大衙门的后院，敌人秘密杀害了高金城大夫，使我党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   　　谢老得知高大夫失踪的消息后，马上到省政府找朱绍良（这时贺耀祖已调离兰州，由朱绍良继任省政府主席）谈及此事，请他帮助查找高金城的下落。其实谋害高金城就是朱绍良的阴谋，这时他假装推诿不知道有此事发生，然后又说是恐怕高大夫平日积怨甚多，得罪人所致。朱假词推托，隐瞒真情。谢老一面调查情况，积极组织人援救，一面给党中央发电报汇报情况。 　　全国解放后，谢老没有忘记高金城的事迹，他向党和政府建议，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一九五二年三月二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以后，国务院内务部又向高金城的亲属颁发了烈士光荣纪念证书。 　　高金城大夫的夫人牟玉光，抗战期间曾在兰州开设家庭产院，谢老经常让王定国带着特殊任务，到高太太的产院进行启发宣传，请她协助办事处的工作。高太太同丈夫一样，为营救失散红军而尽心竭力。有一次她对定国讲，国民党省政府的监狱里关着一个女的，因为要生孩子，请她去接生，她才知道这个女的是个共产党。后来谢老根据牟玉光反映的情况，马上去找贺耀祖请他设法帮助释放，贺耀祖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来到办事处找谢老，告诉他监狱里关押的那个女犯人是从苏联方面骑骆驼过来的。贺又向谢老说明，他同意放，只是怕蒋介石追究起来负不起责。他向谢老建议，请以周恩来名义直接给重庆蒋介石的军政部发个电报，请放出这个女人。谢老向党中央发了电报，通过中央营救，过些时这个女人被释放了。她叫林坚，是我方特工人员。释放后，在办事处住了半个多月，就去延安了。 　　在高金城大夫失踪的日子里，谢老和办事处的同志十分着急，他们一面设法打探消息，一面关照高太太的生活。谢老曾两次送给牟玉光二百块银洋，让她请人帮助寻找高大夫。 　　牟玉光的女婿刘亚哲，抗战时期在兰州国民党空军工作，谢老让王定国通过牟玉光的关系向他做争取教育工作，提高了抗日的觉悟。刘亚哲读了办事处送给他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和《十大纲领》等书刊文件，眼界顿觉开阔。刘亚哲到办事处找到谢老和伍修权（彭加伦处长离任后，由他继任办事处处长），要求去延安。谢老开导他说，干抗日救国工作，不一定都去延安，哪里都是一样。若去不了延安，就要坚守本职岗位。在谢老的启发教育下，刘亚哲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的本质，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一九四六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嘱托张治中将军释放并护送在新疆被盛世才关押的一批共产党人回延安，刘亚哲等人奉张治中的命令，护送杨之华、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高登榜等一百多人安全回到延安。在护送途中，他协助共产党人挫败了胡宗南妄图在咸阳扣留、杀害这些同志的阴谋，圆满地完成了这项重要的护送任务，为人民立了功。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刘亚哲总是感慨地说，是谢老指引我走上革命这条道路的。   　　由于紧张繁忙的工作，刚五十出头的谢老，胡子、头发都已花白。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找人谈话到深夜十一、二点。有时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信、写文章，一坐就是半夜，还有些社会团体经常请谢老去上课或讲演，从无闲暇。彭加伦处长担心这样下去谢老的身体会垮的，身边应该有一个照顾生活的人。于是，他便想到西路军失散后，暂留在张掖县福音医院做地下工作的王定国。 　　王定国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但她却经受了长征的艰苦锻炼，革命意志坚强，工作细心大胆，谢老觉得有这样一个帮手，对开展兰州工作是有益的。王定国听了彭加伦向她说明留在办事处的原因后，也觉得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一切应该服从革命的需要，能从生活上照顾好这位受人尊重的革命长者，也是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于是革命的情谊、阶级的友爱，使他们为共同完成党中央交给的特殊使命而结合在一起。在办事处同志们的操办下，简单的婚礼就在南滩街五十四号举行了。 　　定国在办事处期间，在谢老的指导下，做了不少具体工作。为了配合谢老争取贺耀祖，她曾多次到贺家，找贺的夫人倪斐君交朋友，启发她的觉悟，要她帮助贺在甘肃的政治革新中做出贡献。后来，倪斐君在谢老和办事处同志的帮助下，提高了思想认识，她一面在家说服自己的丈夫要为抗战做点实际贡献，一面到办事处找谢老和定国，要求做些对抗战有利的具体工作。在谢老和办事处协助她组织了“妇女后援会”，并担任了负责人。她还成立了《妇女旬刊》出版社，亲自任社长，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在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刻，贺耀祖由于形势所迫要去台湾，倪斐君坚决不同意贺去。当他们到了香港时，倪斐君坚持要贺给谢老和周恩来发电报联系。谢老于十九四九年七月七日收到贺耀祖由香港发来的电报，他请求谢老向党中央解释其身份，陈云、周恩来便委托谢老电告贺耀祖，请他留下，不要去台湾。贺耀祖夫妇接到谢老复电后便留在香港，不久返回国内。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根据他俩在合作抗日中的贡献，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任命贺耀祖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并选举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命倪斐君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秘书长，受到党的信任。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她积极热情地参加了赴朝慰问活动，真诚地为党工作，在党组织和谢老的培养帮助下，终于实现了她在兰州时期即向谢老表示过的崇高理想，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贺耀祖不信任共产党，到夫妻同共产党合作，以至倪斐君成为共产党员，这一艰巨的转变过程，正是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英明正确的有力见证。这里渗透着谢老辛勤工作的心血。 　　在这期间，谢老还同国民党驻甘肃外交特派员李铁铮有过交往。李当时虽然年青，但有一定的政治见解。他认为国共虽已合作，但在政治上矛盾重重，军事上仍严为防范。李铁铮愿意接近我党人员，经常到办事处听谢老讲些革命和抗日的道理。有一次甘肃省农民银行举行座谈会，谢老应邀发表演说，奉劝那些消极抗战的人，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山头，共同行动。但有人当场表示反感，不能接受。而这位年轻的国民党外交人员李铁铮却深为谢老那种高瞻远瞩的见解，平易近人的态度，谦逊和蔼的学者之风所感动。他深信谢老的演说是真理所在，无可辩驳。于是他在会议总结时，承认谢老的发言“为本座谈会的最后结论”。谢老本想以后请他在外交方面为抗战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但不久李铁铮调离兰州，出任中国第一任泰国大使，并一直留居国外。新中国建立后，他向往祖国，毅然回国，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工作。 　　谢老在兰州工作时，不仅重视对各界上层人士的争取，也很重视对中、下层人们的争取，谁反对内战、赞成抗日就同谁交朋友，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兰州广泛地开展起来。  　　营救失散的红军西路军人员 　　谢老在兰州办事处期间，承担的另外一个特殊任务，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设法营救和收容失散的红军西路军人员。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四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和三十军，在长征途中，抽调出两万多人组成了“西路军”，从靖远虎口越过黄河，向新疆方向西进。当部队行进到河西走廊时，遭到国民党和马步芳、马步青部队的夹击。大部分同志在战场上壮烈牺牲，有不少干部、战士被敌人俘虏，就地关押。那些未死未俘的伤病员大多流落到甘肃河西和甘肃东部各地。他们时刻想念着党中央和红军部队，到处设法打探消息，想与我党组织上取得联系。那些被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队俘虏的红军人员，全部被编到他们的部队里做苦役，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杀害。 　　谢老一到兰州，就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他了解到，在河西走廊一带有一千多失散人员，有五百人被分到敌人的工兵营去修公路，其中有二百多人在老鸦峡口的杨家店修路；有三百人在永登县修路。他们的待遇很坏，凌晨三点起来；一天出两次操，夜晚宿帐篷；都穿的是短袖衫和单裤；没有铺盖。当局规定不许他们和当地群众接触。失散人员中，还有二百多是妇女，让她们在工厂和医院做工。另外还有一百多个小孩，他们被分在旅馆、澡堂当跑堂的小伙计，或者到国民党大官家里当勤务兵。有两个歌舞团，每团二十多人，一个在青海，一个在张掖的甘州。谢老还接到毛主席的电报说，凉州骑五师特务团团部里关押着男女干部十余人，请办事处设法营救。谢老当即采取措施，找到贺耀祖商谈，让他交涉释放这批干部。然后给毛主席回电，说明了情况。办事处几乎每天都能搜集到有关西路军失散人员被关押在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队监狱里的消息，谢老随时把这些情况带到省政府，找贺耀祖协商，要他下令放人。 　　原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蔡光波，失散后找到了组织，谢老让他留在张掖做联络工作。他向谢老报告，在张掖的监狱里关押着八名红军干部。并用米汤写成密信，告诉谢老这八个人的姓名是：刘瑞龙、董光益、魏传统、刘静生、阮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他们已被马步芳提出审问，速请贺去电营救。 　　贺耀祖对于谢老的要求一般都尽力满足，但有时也表现得无能为力。这次被关押的八个人大都是红军的领导人，因此他不敢擅自作主，怕承担责任。谢老给毛主席发了电报，请以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及青海马步芳，请他们释放我们的人员，并公开派人去收容。这样，当贺耀祖按到上峰允许他放人的命令，便可放人。然而蒋介石是非常狡猾的，对于一些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他是不会轻易放掉的。他说这些人的案子上写的是“盗匪”，不是共产党，不能放。直到共产党向他提出强烈抗议时，他才被迫下令放人，可是有些同志已被他们折磨致死。刘瑞龙等关押在张掖的八位同志，终于被释放出狱。谢老在这一段时间里又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向中央报告已同马步芳的代表马绍栏晤谈，最后决定先将失散被捕人员中已被判刑的干部名单开列出来，然后由贺耀祖下令要回。当时已知道被判刑的干部有四十余人，其中有黄火青、刘秉甫等人。并告知延安，对于流落在河西、青海一带的，多须我们公开派人去收容。刘瑞龙、马良骏、吴建初等十五人已乘车回陕。 　　谢老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这一特殊任务，他常用密信与西安办事处取得联系。谢老将了解到的具体情况，告知西安办事处林老，并请林老转报毛主席、洛甫。 　　办事处在调查失散人员下落的同时，又积极做好收容工作。如在静宁收容了十一人，发给路费，使这十一个人顺利回到延安。还有从国民党军队中要回的五十五人，也是通过办事处的安排，使他们陆续回到延安或自己的家乡。 　　一九三七年底，青海的马步芳把被俘西路军一千五百余人编成一个“新兵团”，准备送往河南，拨交国民党卫立煌部队。当“新兵团”到达兰州后，谢老立即派王定国去了解情况，看看有无认识的人。王定国认出了席天明、赵元德等人，并从他们口中得知，这个“新兵团”除了团、营、连长是马步芳军队的人以外，其他班、排长及士兵全是红军失散人员。大家都不愿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要求回到红军队伍里来。谢老根据这一情况，马上采取紧急果断措施，一方面找朱绍良进行交涉，要求把这团红军人员拨交八路军。朱当即推说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才能决定。另一方面，谢老又亲自找“新兵”的杨团长，同他交谈，向他讲明团结抗战的道理，并告诉他红军战士的心永远向着共产党，劝他还是将这团人交给八路军，否则，不等到达目的地，人都会开小差跑回八路军那里去的。这个杨团长听了谢老的话，甚觉有理，他也唯恐“新兵”开小差，完不成转交任务自己回去也不好交差。于是他对谢老表示，只要上级有命令，不论交给谁，只要完成任务，决不阻拦。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在谢老的安排下到“新兵团”的驻地，给这些失散人员讲话，要他们坚定信心，做好准备，随时回到自己的革命队伍中来。不料，朱绍良玩弄两面派的伎俩，他在没有给办事处明确答复以前，却暗地命令这个团偷偷地提前开走了。谢老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老发电报，把情况的原委及变化一一说明，请他继续努力，争取把这个“新兵团”收回来。就这样，当“新兵团”还没有到达西安的时候，林老就早已做好准备工作。等“新兵团”一到西安，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前去驻地看望他们，并讲了话。这些红军流散人员个个心情激奋，都坚决要求回到八路军中来。经过兰州和西安办事处的努力争取，终于把“新兵团”全部营救过来，就连那个国民党的团长最后也到了延安。他们把队伍开到三原县的安吴堡，由八路军驻三原留守处周必泉负责接收，然后将这批人分别编到八路军各部队。这是营救流散红军人员最多的—次。 　　蒋介石的“换马”阴谋     　　正当兰州统战工作蓬勃开展之际，贺耀祖接到国民党中央命令，将于十二月底调南京工作。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贺感到手足无措。但仔细想来，这也并非偶然，在省党部和省政府里，国民党中央特务分子随时在暗中监视，他们把贺耀祖接受并采纳共产党抗战主张的一些作法，秘密地向蒋介石报告，蒋因此采取了这个断然措施。 　　谢老闻讯，即到省政府看望贺耀祖。贺耀祖见谢老匆匆而来，不胜感激，他好似有一肚子委曲要同老朋友诉说，只是四周人多眼杂，无法畅谈。谢老问贺知道不知道这次为何调离?贺说一切皆因抗战救国。他走后将由蒋的忠实信徒朱绍良继任政府主席。谢老问贺对于朱某当政，委员们看法怎样?贺说，朱绍良残忍无道，人所共知，他若为主席，委员们恐怕连言论自由都没有，更何况其它。 　　贺耀祖突然被调离兰州，谢老也同样感到不快。在这半年时间里，他们作为两党的代表经常在一起打交道。为了民族利益、国家存亡，彼此谈判过，争论过，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最后，贺耀祖终于在谢老的开导之下有所觉悟，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实际工作。如今却被迫离职，尚有撤销办事处及组织暗杀团的说法传出，看来将会有一场更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谢老。 　　谢老和办事处处长彭加伦一道前往贺家送行。贺耀祖因已去职，如释重负，说起话来反倒轻松自如。他向谢老表示，此次虽然免职去南京，但终无可悔，扶植抗日乃天经地义之事，问心无愧。他感激谢老对他的帮助。谢老请他到南京后仍要注意全国团结的大事，贺点头允诺。谢老详尽地向贺耀祖建议到南京后要做的几件事：要改变抗日战术为游击战，避免无谓的牺牲；在西北训练机械化部队，建筑甘新轻便铁路；转变惧怕民众的心理；对八路军饷械多予补充。贺耀祖痛快地答应了，表示只要力所能及的，一定尽心竭力为之。他对谢老说，我们是同乡、同事、不同党，曾两次合作，今日全国抗战，辗转反复，我们后会有期。谢老担心他到了新的地方，又会因为政治上的懦弱而误国误己，特别叮嘱他接受这次教训，凡事想八面玲珑、各方讨好，其结果一面也不玲珑，一方也不叫好。在民族危机的今天，要得到人们的赞许，一定要做出点成绩。而做出点成绩，就不免招惹某些人的不满，在这一点上不能放开胆量去做，那从国事上说，是坐待大祸来临；从个人来讲，仍蹈过去的覆辙。贺耀祖觉得谢老的话出自诚意，老朋友不仅亲自为自己登门送行，并在这临别之际，还能推心置腹地指出自己的弱点，真不愧为心地至诚，品德高尚，他被这位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深深感动。 　　一九三七午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八战区司令长管朱绍良，接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谢老给延安发来电报，向毛主席报告了贺去朱继情形，并且说明贺耀祖被调离的另一个原因是军事准备不积极之故。谢老在电报中还谈到关于朱绍良的一些情况。朱比贺顽固、反动，要做好他的转化工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谢老此时已意识到兰州的统一战线工作将更艰巨、复杂。 　　朱绍良走马上任后，谢老曾几次登门拜访，但朱都以托病而回避。大约一个月后，谢老才在省政府的客厅里见到朱绍良，双方第一次就兰州的统战工作进行了直接的政治交谈。朱绍良在谈话中，凡是原则性问题、实际问题，他从不直接表态。关于这一点，其他委员也反映说，自朱到任后，没有发表过具体政见，更没有具体措施。实际上朱绍良一到任，便马上改组了省党部和省政府的成员，他把过去那些接近共产党、真诚抗战的人员全部撤换掉，如原民政厅长罗贡华等被免职；原财政厅长朱益彰被逮捕。而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孙静工等却填补肥缺，加官进爵，他们是朱绍良的心腹，所以都被拉进省政府，充任委员。 　　在朱绍良到任的三、四个月里，兰州的抗战形势急剧恶化。他公开压制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破坏国共合作。在他直接控制的第八战区司令部，设立了书报审查委员会，勒令生活书店停止营业，对全部书籍进行审查。据谢老日记记载：当时被查禁的书籍共有六十一种，被查禁的刊物有十二种。他们禁止共产党公开参加群众活动，对营救失散红军人员的工作，也竭力阻挠破坏。最不能容忍的是，国民党特务经常出现在办事处门前盯梢。谢老和办事处的同志为了统一战线的利益，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对他们曾做了些让步，而朱绍良并不从此收敛，他已把目标从“共同抗战”转移到“反共”、“防共”方面。 　　一九三八年四月的一天，谢老来到省民政厅长孙静工处，交谈有关查禁书刊之事，要他转告朱绍良书刊查禁的过程。当他们正谈话间，书报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贾康，正巧来访孙静工。谢老当场向他请教查禁书报、刊物是何道理?贾康被谢老逼问得哑口无言，只是推说不知道此事，一面假惺惺地说，此事请不要告诉朱主席，待查清了事实再去通报。 　　两天后，谢老去参加农民银行举行的座谈会。贾康在座谈会上声明，关于审查书报原则己定，有些书报是“暂封待审”，不是查禁。谢老听后立即驳斥了贾康的谬论，说：“你们尽管在字面上兜圈子，世人哪个不知事实就是查禁，既然敢做，为何不敢担当?查禁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座者都畏惧朱绍良权势，即使是知晓内幕者也噤若寒蝉，只是对于谢老光明磊落的风度，感到敬服罢了。 　　为了“查禁”书刊之事，谢老到各处做了调查。他用具体的事实质问朱绍良。朱绍良心中恼怒，但又不便发作，十分尴尬。在事实面前，他理屈词穷，无法辩驳。谢老还就国民党特务分子暗中监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行动以及限制共产党公开参加群众活动的问题，向朱绍良提出抗议。并严正指出，如果你们的真正目的在于防共而不在于抗日，那必然要走到公开反动的方面去。朱绍良没有想到平日温柔敦厚、与人为善的谢觉哉会这样对他进行毫不留情的指责。他的反动气焰有所收敛，但心里对共产党更加深了仇恨。 　　此后，朱绍良也曾一度对谢老的来访，采取避而不见的态度，谢老也象对贺耀祖那样，就经常写信给他，把国民党政府中许多政治积弊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来，并提出了改正的建议。朱绍良对此左右为难，既不能凶相毕露，也不愿俯首顺从，便玩弄两面派手法，以应付时事。 　　足迹遍兰州 　　一九三八年二月，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人员有所变动，处长彭加伦和秘书长朱良才调回延安，中央派伍修权继任办事处处长。由于我党方面往来新疆、苏联的人员在办事处停留的人越来越多，办事处所在的南滩街五十四号前院的地方太小，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于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搬迁到孝友街三十二号（现在的酒泉路一百二十五号），这个地方较为宽大，比较理想。    　　抗战时期，甘肃到新疆是国际路线，也是我们输入军需品的一条主要命脉。苏联援助我们的抗战物资都要经由新疆、甘肃转运各地。当时苏联支援我国的空军就驻扎在兰州，并在兰州设有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谢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办事处和苏联经常保持联系。处长伍修权曾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过几年，精通俄语，承担了和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联系的任务。 　　兰州办事处的物资转运工作量很大，转运到延安的主要物资有武器、弹药、医药、皮衣，书籍等。谢老对每次转运的物资都亲自过问，并详细记载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谢老和办事处的同志们，送往迎来的接待任务也很繁重，如周恩来、邓颖超、蔡畅、邓发、肖三、王稼祥、刘亚楼等许多同志去苏联或回国，都要通过办事处和苏联联系。李先念、陈云、毛泽民、滕代远等同志在去新疆或返延安的途中，均食宿在办事处。毛泽民因在兰州有任务，在办事处逗留了二十五天，经常和谢老一起谈论政治，研究工作。此外，还有越南的胡志明，日本的野坂参三等，也都是在办事处停留后到延安的。 　　一九三七年的八、九月间，中共甘肃地下工委在兰州建立。工委的主要负贵人孙作宾、罗云鹏、郑重远、吴鸿宾、刘南生、李铁轮、王实先等，他们经常同谢老联系。但是为了防止特务的监视和破坏，彼此并不公开往来。工委的赵子明，常常利用到办事处卖豆浆的机会，往返传递党的指示、文件、书籍和汇报材料。工委为办事处提供了各方面的情况，办事处则经常向工委转送或传达中央和西北局的文件、电报及有关指示，并帮助工委向中央和西北局传递请示或汇报，指导工委工作。办事处还曾专门为工委举办了党建训练班，谢老、伍修权等亲自上党课，讲政治形势，提高学员的思想觉悟，为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民运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培养了一批干部。 　　八路军办事处在兰州成立一年多，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兰州的许多抗战团体，在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影响和推动下，在中共甘肃工委的直接领导下，突破重重难关，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有“旅外省学生抗战团”、“妇女抗敌后援会”、“甘肃青年抗战团”、“读书会”，“伊斯兰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联合剧团”等组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谢老和彭加伦曾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工作报告，详细地介绍了一些社会团体产生的背景。指出甘肃的环境虽比以前更好些，但国民党对抗日救亡工作的压制仍然非常厉害，他们经常是在某群众团体刚要成立时，就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威胁。如果威胁不成功，就用派指导员的名义，从中把持、操纵、监视，进行多方刁难。 　　“妇女抗敌后援会”于一九三七年秋成立。由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组织与领导。为了放手开展抗日民运工作，谢老让王定国也参加进去，协助倪斐君一起运用灵活多样的工作力法，组织妇女进行募捐、慰劳、演出等活动，提倡妇女放脚、识字，宣传男女平等，并于十一月中旬出版了《妇女旬刊》。倪斐君但任了出版社社长，邢华、王鸠菊任主编。“旬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刊，共出版了七期。谢老对“妇女抗敌后援会”十分重视，尤其是《妇女旬刊》出版后，经常为刊物承担编辑工作。有时王定国将要修改的稿子带回，谢老修改后，再由王定国交倪斐君，发表在《妇女旬刊》上。一次，谢老见到倪斐君，高兴地对她说：你很不简单哪，不畏难，不避谤，把个从未有过妇女运动的甘肃，一下子改变了，使妇女的组织和宣传不落后于男子，这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倪斐君也向谢老汇报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请给以指导。谢老曾就妇女工作的特点、性质、任务等问题多次同她进行交谈。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谢老在《祝妇女旬刊的诞生》一文中写道：“日寇大举进攻中国，甘肃人民要不做亡国奴，就得自己起来拼命。甘肃六百多万人民中的三百多万女同胞，同样要参加抗战。《妇女旬刊》的任务就是为此。”谢老在文章中还赞扬了女性的伟大，指出，女同胞的革命坚决性，不比男子弱，有时且赛过男子，因为女子受的压迫比男子更深一层。虽说沉沦太久太深，不容易振作起来，一但起来，其勇气、其决心常常出人意料之外。事实告诉我们，党国先进的、最坚守总理遗教、“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不是宋庆龄、何香凝两位女同志吗?谢老鼓励出版社的人说：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有许多事实，证明女同胞的勇敢与能力，据我个人所见到、听到的，也可以写上一大本，你们要注意做好宣传。《妇女旬刊》办得十分活跃，它唤醒民众、抨击时弊，登载前方的战斗消息，深受各界爱国人士和人民大众的好评。谢老又驱笔为《妇女旬刊》写了《抗战的光荣》，《战争是随便可以过去的吗?》、《中华民族复兴年—一九三八年》、《抗战到底与妇女解放》等文章，对甘肃的妇女运动充满了希望，他说：“在抗战过程中，救民族，救自己，解放自己，只要我们干，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当时活跃在兰州街头的联合剧团，是在“青年抗战团”、“外省留学生抗战团”，“妇女慰劳会”等团体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主要成员有聂青田、樊大畏、邢华等人，他们经常演出抗日话剧和街头剧。由上海来兰州的王氏姐弟剧团（王德谦、王德芬，王德彰）演出抗日救亡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除此以外，当时兰州还有新安旅行团和东北流亡学生演剧队，也积极进行抗战宣传，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他们经常到办事处来，听谢老作报告。谢老鼓励他们参加革命，在斗争的实践中不断锻炼和考验自己，并亲自为新安旅行团题词：“以艺术武装你们的手口，以理论武装你们的头脑，从工作中锻炼你们成为铁的战士。”后来有不少革命青年受到办事处和谢老的教育和影响，奔赴延安，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战争去。 　　由于兰州当时是大后方，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工作者也相继来到这里，从事文化宣传活动。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兰州创办了通俗杂志《老百姓》，丛德滋创办了《民众通讯社》，还有作家肖军、吴渤（白危）、音乐家塞克等，都对兰州的进步文艺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这期间，谢老曾以觉斋，焕南、敦夫，佳金、见心、明远、无患、忠理等为笔名，先后在《西北青年》、《热血》、《号角周刊》、《妇女旬刊》、《回声》、《抗敌》、《老百姓》、《民众通讯》、《政论》、《苦干》等十几种刊物上发表了《民众运动与汉奸活动》、《苟安即自杀》、《征兵与造匪》、《抗战的光荣》，《怎样才能产生贤明政府》等五十多篇文章，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腐败的政治，对当时种种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抗日的因素，进行无情的剖析，谢老在文章中，也经常把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和党的政策，向群众阐明，使他们心明眼亮，从而使更多的人参加抗日的行列。他的文章特色是简明扼要、切中时弊、寓意深刻、说理力强，深受读者欢迎。当时兰州许多报刊都向谢老约稿，请他发表谈话，撰写发刊词。谢老的文章在兰州各界人士的心目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仅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工作十分繁忙，谢老比过去显得衰老多了。他在兰州生活十分俭朴，从不吸烟、饮酒。他把每月发的五元津贴费积蓄起来，用以资助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志。他的生活标准和大家一样，吃同样的饭菜，不搞特殊化。有时同志们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给他单独做点饭菜，也常常被他制止。冬天兰州气候寒冷，谢老只穿一件粗布棉袍御寒，为了外出他才买了一顶普通的皮帽。组织上为他外出买的那双皮鞋，他走起路来十分爱惜。在他调离兰州时，还把那双皮鞋留给办事处的同志穿。谢老要求办事处工作人员要注意节约，杜绝浪费，并经常教育同志们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谢老白天处理公务，接待来访者或参加社会活动，忙碌一整天，晚上还要记日记，写文章，继续工作到深夜。谢老写日记数十年从未间断，他养成了一个认真对待工作、对待生活的作风。谢老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抗日团体的演讲台上、民主人士的家中，省政府的客厅里，贺耀祖的居室中以及同朱绍良谈判的办公桌前……；他的足迹，遍及兰州的每一条大街小巷；他的心血，凝聚在人民抗战的正义事业上。为了民族的复兴，谢老在兰州为完成特殊使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九月，根据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调谢老回延安。谢老于九月五日由兰州乘车东返。他告别了在这里战斗一年多的古城兰州，告别了同舟共济、并肩战斗的办事处的全体同志，结束了在国民党地区工作的艰难岁月，返回延安。 　　同年十二月，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取消陕甘宁边区，肆意制造摩擦。国民党驻甘肃一六五师，派兵侵入我陇东防区，抢劫杀人，声言要消灭陇东八路军。由于谢老熟悉甘肃的情况，党中央委派他为代表，带着毛主席致西安行营主任的亲笔函件，经西安重返甘肃，进入陇东。在我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的协助下，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充分掌握顽固分子阴谋“磨掉”我边区县的证据，然后同国民党进行了一场有理、有节、有利的谈判斗争，严正指出，顽固分子欺骗老百姓的口号：“只打外来的共产党，不杀本地的共产党”，同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宣传：“只打共军，不打晋绥军”是同一伎俩，岂不是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偏师!①最后，逼使敌人签订协议，撤出防区，顺利地解决了“陇东事件”。 　　①1940年6月11日《解放日报》，《磨擦家的新花样》。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