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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同文，语同音

谢觉哉

字难写：“提起笔有千斤重”；话难说：“字同音不同”。这是我们学习文化和交流文化的很大“绊脚石”。 　　我从小读书，塾师说：这是正体字，那是破体字，字的笔画有错，即使文章做得好，试官也是不取的。会教书的人，首先是纠正学生的错别字。有几个字我不知道挨过多少骂，但到现在要我写出来还得先温习。如“鑿山开河”的鑿字，“乡邻有鬬者”的鬬字，“宁媚于竈”的竈字，“乌龜”的龜字……等。这些字现在是简化了，要写繁的，真是“难矣哉”! 　　我十一岁读完了五经，“没有书读了”。父亲是一个读书很少的人，不知听了什么人说：《昭明文选》好，“文选熟，秀才半”，大概他是想儿子中秀才吧，托人进城买了一部《昭明文选》。塾师也是个读书不多的，不知道选几篇易懂的读，而是从《两京》、《三都》读起。字不认得，翻《康熙字典》；塾师不耐烦翻，要学生自己翻。我又不知道“反切”，只能看音的字；音的字不认得，又去翻，那里又音了这个字，每天读几百字的书，翻字典就得花两三个小时。还要死记背诵。这样，折磨了我好几年的光阴，却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对于现在要学生背诵一些夹有僵硬了的字句的古文学作品，很有反感。老一代的人坐过牢，难道一定要后一代的人也同样坐牢吗? 　　我虽然很小就知道中医开方子，允许写白字(即简字或错用字)，叫“药白眼”；农民记日用账写白字；但总以为写“正体字”是应该的。一九三一年到洪湖苏区，那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文盲，而要求学习文化又非常热烈，每个人都有“拍纸簿”和铅笔或自来水笔，一有空就学习。他们创造了不少新字，如团(團)字、代(戴)字、斗(鬬)字等，我第一次在那里看见。还创造了一些新词儿：农民不大喜欢长的词儿，如过组织生活只叫“过生活”，组织介绍信叫“生活条子”等；也不喜欢含义不明的词儿，因而有些词儿，在那里变了样。 　　我才知道不只字要改，首先是简化，而且知道我们的词儿也很贫乏，不只新的事物要有新词儿，就是在一般人民日常事物中应用，也还要有很多创造。这就彻底打破了我对于旧文字的迷信。 　　汉字简化还只是第一步工作，但在受过字难写的苦的人，看来是替子孙们做了一件好事。 　　谈谈讲话吧!有这么一种习惯，同乡人见面，要讲土话，否则是“卖祖”。话是讲给人听的，为什么要讲人家听不懂的话? 　　我讲话的土音很重，曾去广播台讲话，我讲一遍，广播员替我翻一遍，多么使人难堪。平常的会议，我讲的人家不全懂，人家讲的我也不全懂，虽然对面，好象隔一层幕；如果是到农民群众中间、工人群众中间，那就不只隔一层幕而是隔一重山，简直无法开口。 　　要开口就得找翻译，难道这样的情况也应该传之子孙吗?成年人学普通话有点难，青少年就很容易。几年以后，至多十五年，就不只是“书同文”而且是“语同音”了。 　　读音统一，我们期望了多少年，但是和其他的愿望一样，只有在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迅速地完满地实现。 　　1958年1月 谢觉哉杂文选/谢觉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