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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教我反抗教我斗争

路志亮

路志亮同志，曾任陕甘宁边区妇联副主任，现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常委。在她当童养媳受苦难时，任志贞、引导她走上了革命道路。 　　“人人来宣传，妇女听一番。宣传话好好听，放脚闹革命。敌人来围剿，小脚跑不动，大脚要比小脚快十分……” 　　每当想起这支歌，我眼前立刻浮现出任志贞同志的面容，她教唱这支歌子时挥动胳膊打拍子的英姿，她充满青春活力的微笑和那激越嘹亮的歌声……这歌声把我带到四十八年前我当童养媳时的悲惨岁月。在那冰冷的人世，任志贞象一团火，温暖了我的心；在那黑暗的年代，她象一盏灯，给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我是安定县路家坪人。八岁时，父亲为了顶债，把我给了一家财东当童养媳。小女婿那年才四岁，是个半傻瓜、咬舌子(说不清话)，我进门时，他还吊在他妈的奶头上。从此，我就象掉在火坑里一样。 　　这家的当家人是小女婿的奶奶。她心狠手毒，村上人都把她叫“母老虎”。家里人分三等，吃饭也分三等：抽大烟、不动弹的爷爷、奶奶吃的是最好的白面；婆婆、嫂嫂二等人，吃的是粗粮掺糠的“散面饭”；他们吃剩的锅巴添点水，才是我的饭食，真是连猪狗都不如啊! 　　我在这家起五更、睡半夜，出的是牛马力，连猪狗食都吃不饱，还经常挨母老虎的恶骂毒打，打我时还不许我哭。有时候，我疼的实在受不住，就往外跑，母老虎拿根棍一直追到大街上，村上人谁也不敢劝、不敢管。我只能偷偷跑回家，哭着向爹妈诉说我受的熬煎，爹妈惹不起人家，妈妈只会陪着我哭，救不了我，我还得回去，在苦水里熬日子。 　　有一次，母老虎不知为什么不高兴，又拿我出气，拿个柴棍劈头盖脸地朝我身上乱抽，我没处躲、没处跑，只好一头钻到磨道里，母老虎骂着撵进来。正在这时，只见那个推磨的汉子一步跨上前去，猛地把柴棍从母老虎手里夺下来，点着她的鼻子训斥道；“你干什么?!这么小的娃娃在你家当牛做马，你还要打她，以后不准你打!”我惊魂未定地看着这位“救命恩人”，只见他四十上下年纪，穿一身旧裤褂，母老虎在他面前，一下子象矮了半截，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只要这个人来借碾子、用磨子，母老虎不但不敢打我，连大声骂都不敢了。我从心里感谢他，觉得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第一个好人，总盼望他常来，他一来，我就有了依靠，不用提心吊胆了。 　　以后，我才知道他叫任广盛，名义上是“区长”，实际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我觉得共产党对穷苦人好。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陕北遭了大旱。第二年，穷苦的庄稼人连玉米芯子、谷子皮也吃不上，多少人活活饿死了，成千成万的乡亲去逃荒。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哪管老百姓的死活，苛捐杂税一点也没减。任广盛用伪区长的合法身份给老百姓争取生存的权利，他硬顶住不往下派捐税，抗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但到第三次，他被伪县长派来的差役逼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难受极了，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人，我以后依靠谁呢? 　　任广盛的大女儿叫任志贞，她比我大两、三岁，是小学的学生。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话：“若要强，去扛枪；再要强，上学堂”。由于陕北地势偏僻，文化落后，有学问的人是很吃得开的，把学生叫“洋学生”。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任志贞经常领着一伙同学搞“查脚运动”，挨家挨户地检查，不许给年青女子缠脚。那帮封建脑瓜最怕这些“洋学生”，听说他们来了，赶快把女娃娃的脚放开；等到学生一走，又拿裹脚布给缠上。有时候母老虎为了躲避检查，还叫我上炕，把脚藏在被子里。缠脚疼得象刀扎，多少天走不成路，幸亏志贞他们经常来，缠缠放放，才没把我的脚缠成“三寸金莲”。 　　可能是任广盛的嘱咐，除了查脚以外，任志贞还经常拿件衣服、拿双袜子来叫我缝补。明里是叫我帮她做针线，暗里是来看望我，关心我。她常穿一件天蓝色大襟布衫，一条蓝裤子，头发剪得短短的，说话、走路都象后生。因为她是个学生头头，天不怕，地不怕，远近闻名，母老虎虽然恨她，但见她也怕三分，不敢惹。志贞来找我，母老虎也不敢管、不敢说，我觉得自己又有了依靠，见了志贞象见到了姐姐，觉得格外亲。 　　有一天，我下地去摘豆角，不知哪个娃娃把院子门开了，一条狗窜进来，把家里的面偷吃了。我提着豆角刚进门，母老虎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毒打了一顿。我委屈地哭了几天，不吃不喝，越想越伤心，觉得实在没有活路，一咬牙，喝了点豆腐的卤水，决心寻死。志贞听说后，来看我，她象亲姐姐一样安慰我，勉励我，教育我不要寻短见，要坚强地活下去。她对我说：“尔格这人压迫人的世道是不会长久的，将来要出现一个不打人、不骂人、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的新社会。到那时候，我们穷苦老百姓和妇女的日子就好过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话，觉得又新鲜、又高兴。可是想起眼下的苦日月，我又熬煎了。我说：“那个新社会好是好，可啥时候才能来到呢?我连饭都吃不饱，怎么能熬到那一天呢?”志贞连声说：“能，一定能!”她一边说，一边疼爱地抚摸着我的肩膀：“傻妹妹!饭是你做的么，你自做自吃，她还能管住?”一句话，把我的心说亮了。 　　婆婆和嫂嫂虽然在家里的地位比我高，但也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受苦人。按任志贞的指点，我注意联合她们向母老虎斗争。母老虎对鸡蛋卡得紧，经常数数目。但鸡是我们养的，趁她不注意我们藏几个，煮熟了，分着吃；蒸馍的时候，把白面留一点；家里杀猪宰羊时，悄悄藏些肉，等到更深夜静，我们纺线纺到饿的时候，烧把火，热一热三个人一块吃。这样一来，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些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婆媳三个在窑里推磨，粮食多、磨盘重，累得我们头昏眼黑，浑身无力。恰巧母老虎和家里人都出去了。婆婆叫我闩上院门，熬了一锅鸡蛋拌汤。刚做熟，母老虎在外边叫门了。一锅拌汤烧得喝不成，藏又藏不住，倒了又可惜，三个人急得没办法。这时候，我想起志贞给我说的“遇到事情要多动脑筋”，急中生智，我连忙抓了几把红豆撒在场院里。母老虎一进门，看见满地滚着红花花的大豆子，又生气又心疼，急忙跪在地上边拾边骂。等她把豆子一颗一颗拾起来，我们把鸡蛋拌汤也喝完了。后来，我们还在包饺子的时候悄悄拿些面和馅，夜里做活时在火上烧熟吃。志贞听了我们“争吃饱”的经过，高兴地直笑。她说：“你们做得好，你们很聪明!只有想办法，才能吃饱饭，才能活下去!” 　　有一天，母老虎无故骂我，我气不过，还了两句，她恶狠狠地拿剪刀朝我扎来，尖利的剪刃一下把我的额角划破了，鲜血染红了半个脸。我伤心地哭了老半天。碰巧志贞来了，她问过情由，气得握紧拳头，忿忿地说：“这笔账迟早是要算的!”接着，她对我说：“不要哭，哭顶个啥?房子没檩立不起来，人没有骨气就活不下去。我们要有骨气，有志气，还要想办法和他们斗!只要大家齐心斗争，苦日子就快完了。” 　　一九三三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任志贞拿了两双袜子叫我补袜底。补好后，她象过去一样把剩下的布都送给了我。她说：“我这次走，时间可能长一些，一下子回不来。你要和婆婆、嫂嫂团结好，学会斗争，要坚强。我回来时，再来看你。”我难过了好一阵子，恋恋不舍地把她送出了院门。后来，我才知道她参加了游击队。从此，我就老是盼望着能见到她。有一天，我远远地见她带着队伍从村前经过，她腰扎皮带，斜背着短枪，显得英姿勃勃、威武雄壮；游击队员们有的背着长枪，有的肩扛红缨枪，排着整齐的队伍，操练去了。我恨不得追上去，和志贞姐一样，也当一名光荣的女游击队员。 　　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正过阴历年时，传来了一个天坍地陷的消息：志贞在瓦窑堡壮烈牺牲了!听志贞的妹妹换换说，姐姐在牢房里脚镣手铐，受了很多酷刑。换换见了姐姐，伤心地哭倒在地，对她说：“妈妈就等你回家，只要你出来，咱家日子就好过了。”志贞扶起换换，坚定地说：“好妹妹，你回去告诉妈妈，死女儿我一个人，能活更多的人……” 　　听乡亲们含泪的诉说，行刑那天，正好是阴历年的除夕。瓦窑堡阴风惨惨，日月无光。任志贞和白德胜这对年青夫妻在刑场上见了最后一面。从米粮山下来到南门出去，有很长一段路，路两边摆着许多卖吃食的摊子。五村十乡的老百姓见志贞和德胜押过来，象潮水一样涌过去，有的捧着米酒，有的端着熟肉、油糕，流着眼泪喂到他俩嘴里，想藉此延长他俩宝贵的生命，表示对英雄的敬意。出于当地的民俗和迷信的说法，敌人对此不敢干涉。志贞借着喝酒的机会，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任志贞的形象、行动，给我极大的鼓舞，我下决心和封建制度斗，和财主家庭斗，和母老虎斗，很快地冲出了牢笼，参加了革命。我过去没有名字，长到十八岁还叫“XX(丈夫的名字)媳妇”。参加革命后，要起个名字。我对给我起名的教书老先生说：“我的命是任志贞救的，我革命是任志贞教的。你给我起名字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志贞’的一个字。”老先生想了想，说：“你姓路，又走上了革命的光明道路，就叫‘路志亮’吧!”真的，每听到我自己的名字，总想起敬爱的志贞姐来。为了永远缅怀志贞，我给我家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几个人起名字时，都带着一个“志”字。 　　四十八年过去了，任志贞烈士向我讲述的那个“不打人、不骂人、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的新社会”早已变成了现实。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这个苦水里泡大的童养媳，也成长为党的干部。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不管是面对生死考验、艰难挫折，还是享受成功的欢乐、胜利的喜悦，我都时时刻刻牢记着“任志贞”这个光辉的名字，因为她是第一个教我反抗、教我斗争，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人。 　　(宋登 整理)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