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骑士悲歌
吴波
上世纪90年代初，高建群与陈忠实、贾平凹、京夫一起闹红了京城，拉开“陕军东征”的序幕，并被称为“东征军四驾马车”之一。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路遥曾经说过：“我劝你们注意高建群，这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近日，华龄出版社隆重推出高建群的作品《最后的远行》，《最后的远行》是其继《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高建群这个“谜”何时方能解析？带着疑问，本报记者昨日对这位著名作家进行了独家专访。
高建群自称有五大恶习，他在一篇题为《我的五大恶习》的文章中写道：“其一是抽烟，其二是睡觉，其三是写东西，其四是打麻将，第五个恶习叫随地小便。”
高建群说，把自己抽烟说成恶习，一是他的烟瘾大，“每日三盒计，一月即十条。家里的墙壁，烟熏火燎，白墙变成黑墙，我想我那五脏六腑，不知黑成什么样子了。”二是“没有想到过戒烟。”
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的稿费是两万四千元，高建群写这部小说抽的烟就抽了一万多，打官司（有人与书中人物对号入座）花了一万多元，等于什么也没有剩下。
高建群出生在临潼一个老干部家庭，长大后当兵驻守在新疆的中苏边境。无聊的时候，他总会一边在火炕旁边烘烤结冰的步枪，同时也记录一下他在中苏边境茫茫雪原中戍守边疆的经历。
1987年他回到延安，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遥远的白房子》。 《最后一个匈奴》发表于1993年，创作历时10年。《最后一个匈奴》一经出版连续在北京畅销排行榜名列榜首，香港、台湾等地区也“一书难求”。
高建群说，他有三个生活基地，陕北黄土高原、渭河平原和遥远辽阔的新疆大地，这是他的人文地理坐标，这三者蕴藏和腾跃出的人文气质是他的精神资源。
对话高建群——
“游牧、农耕，我们古老的
那些东西，都在慢慢消失”
再修订缘起名誉官司
记者：为什么要重新修订“大西北三部曲”？
高建群：当年，《最后一个匈奴》出版后，一位熟人认为作品部分情节对他造成名誉侵权，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根据判决结果，要对惹事的章节进行修改，此次修订版抹掉了一切有可能引起‘对号入座’的痕迹，重写了第二十七章的部分文字。此外，又新写了两个章节，即《楔子阿提拉羊皮书》和《尾声赫连城的婚礼》，使小说篇幅由原来的45万字增加到51万字。
记者：《最后的远行》修订后有什么特点？《最后一个匈奴》是否将拍成电视剧？
高建群：《最后的远行》原名《古道天机》，曾初版于1994年。《最后的远行》内容非常简单,故事却在貌似离奇的情节中徐徐拉开:一具女尸被从坟墓里盗出,在高原古道上经过七天七夜的奇异行程,最后被送回前夫身边。
《最后一个匈奴》由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投拍的4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将作为央视2007年度的重头戏已经立项，目前正在进行剧本创作，央视著名制片人李功达作为该剧的制片。
“我变成了世界主义者”
记者：“大西北三部曲”使您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为什么选择这方面的题材创作？
高建群：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女巫，从远处的旷野上捡来许多历史残片，然后在我的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式样。
我每有心得就大声疾呼，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感到历史在深处笑我。我把我的这归结为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些年随着我在西域地面上风一样的行走，我取得了历史的信任，它要我肩负起一个使命，即把那历史的每一个断章中那惊世骇俗的一面展现给现代人看。另一个原因则是，随着渐入老境，我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我有一种大人类情绪，我把途经的道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我最亲的兄弟，我把道路上遇到的每一座坟墓无论是拱北无论是敖包无论是玛扎，都当作我的祖先的坟墓。
记者：您曾经在新疆服役多年，请您谈谈您笔下的“白房子”和您的那些“兵团兄弟”。
高建群：我就给你讲一段我亲历的发生在那个时候中苏边界上的故事。 当时，谁也无法预料情势会如何发展。边防站的人全部剃成了光头，这是为了一旦受伤后便于包扎。大家全都趴在了战壕里，轻重武器的枪口齐刷刷对准界河。黑夜白昼都守着，吃饭是炊事员用行军锅将饭抬来。大家的几件旧军装和日常零用，则打成一个小包袱，用针线包缝好，上面写上家乡地址和个人的名字，集体放在班里小库房里。
那时候我是六九式四O火箭筒射手。这种武器是专门对付坦克的。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一个射手在发射到第18颗火箭弹的时候，心脏就会因为剧烈震动而破裂，然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18颗。兵团沿边境线一溜儿村庄，大男人们，小女人们，全都拿起了枪……事情后来终于没有发生。我的18颗火箭弹没有派上用场，我也终于没有战死白房子。要不，文坛，也许会少了一个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
游牧农耕都会退出舞台
记者：您修订后的作品都是用“最后”这个词，为什么？
高建群：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在全球工业化的进程中，农耕文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瓦解。就像古老的村庄，那个村庄可能要从大地上抹掉，然后房屋当然荡然无存，大树可能要移栽到城市里作为风景树，这是不可避免的，它对人类是好事儿还是坏事，现在无从判断。
游牧文明也是一样。他们从马背上走下来，建立城市、造船驶向广阔的海洋，马已经作为赛马用了，然后把狗、牧羊犬留下作为宠物，所谓游牧文化已经慢慢结束了，未来的时间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我们古老的那些东西，包括书中讲的那些慢慢都会从历史舞台上退下来了。
长篇自传回顾家史
记者：您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
高建群：2007年我在西安高新区挂职已满两年。即将推出有关高新区三本书：《三千个传奇》、《三千具尸体》、《太阳从西部升起》。
此前，我想写一部以我的家族人物为原型的关于关中平原20世纪史的长篇小说，已经写到了20万字。我的母系家族是河南扶沟人，那年黄河花园口决口，把几百万河南人一下子冲散。我的母亲那个时候6岁，我的父亲10岁。
实际上，我是在写祖辈上那些人的命运，那些人怎么样出生和死亡。
铭记
最后一段悲凉
□蓝熊船长
高建群出了一本新书，《最后的远行》，连带把旧作《六六镇》也改名《最后的民间》重版了一次，加上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最后一个匈奴》，“最后”二字成了高建群“大西北三部曲”的标志，作者心中的苍凉，怕是都在这两个字里面了。而对比当年《最后一个匈奴》遍布盗版书摊的“盛况”，《最后的远行》显然冷清多了，看来这关于“最后”的预言，不仅仅是高建群心中之痛，更是活生生的寂寞现实。
曾经见过高建群一次，老先生沉甸甸地陷在椅子里面，可是一说到匈奴，说到西北，说到方言，立刻激昂起来——他手舞足蹈，像是想抓住那正在飘飞而去的一切。那一刻，我想起了愁容骑士堂·吉诃德，那个他缅怀的游牧文化，那个他痛惜的农耕文化，在他所厌弃的工业文明和他大概没有太多理解的计算机文明冲击之下，正在支离破碎。
与他的同辈作家们相比，高建群甚少抛头露面。如今，他的文字，不但在年轻的80后或者90后之中难觅知音，即使是那些颇受过些土洋墨水洗礼的文艺青年，怕也难和老先生找到多少共同话题。说起来这好像也不能怪读者——高建群和他的书，都太土了。不过站在老作家自己的角度，这似乎也算不得什么，其实从一开始，他就只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而且同样在一开始，他就知道这个世界正在消逝。他能做的，只是为那必将消逝的一切留下最后一份记录，铭记最后一段悲凉。
和《最后的民间》（或者说《六六镇》）一样，《最后的远行》还是通过主人公张家山写大西北的传统和风物，只是情节上要奇诡许多：张家山用驴车将一具女性的遗骨带去与前夫相会，于是一路上遭遇层层险阻……这样的情节放在拉美文学，大概要算魔幻现实主义了，不过在大西北，这其实是活生生的现实。不久前媒体曾经狠狠炒作过西北人的“配阴婚”习俗，但是高建群以此为题材，却不是为了批评“陋俗”，他不过是以“团聚”这深埋于众多西北农人心底的信念为引子，去寻索旧时风物逝去的路径罢了。事实上，《最后的远行》更像是一曲挽歌，为大西北逝去的历史与传统而唱，就连驴车上的女骨，似乎也被抹上了一层象征的色彩：无奈于这世界的喧嚣，她只想回家、安息。
我无意以金黄的色调去美化高建群的小说和理想。就像他说的那些稍稍有点难懂的方言一样，外面的世界对于老人想留住的一切或者缺乏兴趣，或者即使有兴趣，也不愿意再付出努力去打破理解的障碍。一句话，对于众人来说，高建群，是个过时的好作家。对于世界来说，高建群更是早已被抛在了身后。
可是即使如此，我们或许也应该去听听高建群发出的声音，这个理想主义者代表的，是一群无声者的呐喊。批评是容易的，但如果我们一旦站在高建群的视角，我们会发现，他所痛惜的那一切，是何等的美丽，而这些美好事物的消逝速度之快，更是让我们触目惊心。愁容骑士的挽歌，其实只是为了让匆忙的人们能够稍稍停留。
无论如何，高建群，这个理想主义者，他已经老了，《最后的远行》也已经没有了当年追念游牧文化时的力量与悲壮，更多的，只是留下一抹苍凉的夕阳而已。不过从这部小说，我们还是能够感到，老去的理想主义者，他还在坚持。高建群说自己最欣赏的作家是张承志，确实，这两个人很像。
在现在这个世界，高建群和张承志一样，都不合时宜，可作为有血性的人，他们坚持，他们守护着自己心底的那一点血脉。每念及此，再想想高建群那憨厚的面孔，作为读者，我会忽然生出一种疼痛的感觉。虽然我并不一定同意高建群对往日的追怀和美化，但这个理想主义者让我感动。时代在变，人在变，高建群不可能成为一座铭刻着往事的雕像，但我相信，他的歌，尽管呢喃，在大西北的风中却不会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