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 像赵树理那样写作
高建群
近期，陕西作家高建群将他的《古道天机》改写完成，以《最后的远行》为名集结出版，加上以前的《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高建群完成了他民族史诗般的作品“大西北三部曲”。
在《最后的远行》后记中，高建群以崇敬的语气提到了赵树理，谈到了赵树理对他小说语言和风格的影响。而最近，2004-2006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刚刚揭晓。陕西、山西，两个文化底蕴都非常深厚的省份，他们的作家正以不同的方式怀念着赵树理。这是偶然吗？至少，我们知道，高建群和赵树理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生养他们的土地。
11月24日，仔细听着电话那头高建群陕西味十足的普通话，尽管他的语调非常舒缓，我依然有个别的词听不大懂，但他对陕北那块土地，那块土地上所孕育的文化，所产生的人物的热爱，甚至是眷恋，我还是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半生的创作，始终没离开那块土地。那是他所有灵感和激情的源泉。我想，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那块土地也将以他为骄傲。
赵树理当年也这样，完全用老农民的语言讲故事
“陕北地面，无定河以远，群山环拱中，有个小镇，叫六六镇。啥叫‘六六’，这名字生得有些古怪。有好事的人，一番考证，从而知道了，这一处地面，正是当年陕北乡党李自成揭竿而起的地方……”这是高建群《最后的民间》的开头，他的小说，总是这样朴素，里面几乎看不到有技巧的痕迹，他就像你乡下的大叔给你讲一个故事，也像一个说书的艺人在人群环绕下不急不徐地开始他的演出……
记者：您的作品风格，既有民间传说的影子，也有传统评书的痕迹，作为一个现代作家，您的作品中为何会有这样的特点？
高建群：一般说来，我们认为西方小说创作是一种再现的艺术，而中国传统小说是一种表现的艺术。中国的小说，起先是由说书人“说”出来的，“听我细细表来”。我认为这是小说创作最好的写作技巧。你们山西老一代的作家有不少人很擅长这个。它简洁，不带叙事者主观的情感，完全就是客观的白描，就像切西瓜一样，一刀刀直到故事的核心。
这种传统的创作手法，最容易接近中国的读者。实际上，我尝试过许多写作的手法，现代的、西方的，费了很大工夫，但发现与中国的读者有距离，有隔阂。当年我曾发表过两个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和《伊犁马》，《遥远的白房子》就是像讲故事那样娓娓道来，《伊犁马》就用了许多西方的叙事技巧。但《伊犁马》只在作家或者说文化人圈里很受好评，而《遥远的白房子》却非常受读者欢迎。后来有评论家说，《遥远的白房子》是我30年来最经典的作品。
“张家山这说法，有点跌黑皮的味道……陕北人将耍黑皮叫 ‘跌’黑皮。这个跌字有讲究，你想，光光堂堂、有头有脸的一个人，将衣服翻穿了，往地上一跌，耍起了死狗，好汉怕赖汉，赖汉怕死汉，到了这份上，连阎王老子也得让三分呢。”高建群的小说总是充满着这样浓郁的陕北风味，他以陕北人的语言方式，讲述发生在陕北土地上的故事，似乎忘了世界上还有别的地方。
记者：您的作品中有许多陕西以外的读者所看不懂的方言，为什么？
高建群：好的小说家一定要用人物的语言说话。不管是你描写环境、景物，还是在小说中说话。这是小说的“语态”。有好多小说家不懂这个，一开口就是学生腔、文人腔，他们没有进入“叙事语境”。
俄罗斯的作家最擅长这个。比如说，一个人物进入房间，接下来房间的摆设，人物的行为――桌子在哪儿、壁炉在哪儿、先挂帽子还是先脱大衣――都会从人物的视角出发去描写，借助人物的语言去推动情节发展。进入这个叙事状态，人物马上就活起来了。
赵树理当年也是这样，他完全用老农民的语言去叙述，去讲故事。周涛（散文家）说他是最朴素的小说家。事实上，这是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技巧。
记者：您还说，您要“向用方言写作的人致敬”。这是一种文化保护的自觉？
高建群：世界越来越工业化、都市化，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弱势文化群体的语言每天都在消失。陕西，你们山西的方言也是这样，据说，仅剩下不到十分之一。可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古老的文化信息就是通过方言传达给我们的啊。当然，从正面讲，方言消失，我们都用普通话，用英语，有助于和世界的沟通，可另一方面，个性也被抹杀，尤其严重的后果是，如果方言被消灭，大家都用普通话，甚至英语，中国这个民族存在的文化根基和理由也没了。所以，消灭方言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远远没到决定的那一天。
有时候也想，我写的这些东西对社会有多少补益
“‘派出所’是个矮矮、胖胖的中年人，头有点秃，长着个气死怀娃婆姨的大肚子，公安半衫穿在身上，撑得圆滚滚的。本来‘派出所’不是人名，乡下人不懂这些，见大家都这样叫，以为是个人名，或者是个官位，就跟上叫，叫着叫着，叫叫顺口了。后来是解下了，却也不再改口。”
对高建群的小说，我们山西的读者应该有几分亲切、几分熟悉，因为他的小说风格，像极了人民作家赵树理，一样的乡土气息，一样的简洁朴素，他自己也说：“读者在阅读中，大约会想到赵树理。”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赵树理，我记得您在您小说的后记中也谈到了赵树理对您的影响，您说您刻意追求那样的语言和风格。
高建群：除了赵树理小说的语言和风格，我最佩服的还有两点，一是他的叙事，非常平民化，非常简洁，三言两语就讲清了一件事。不是有人说过么？简洁是天才的姐妹，一般作家是很难做到的；还有就是赵树理讲故事的能力。西方有一位文学评论家说，历史和现在的作家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小说一开始就是讲故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各种技巧、各种流派都被小说家试验过后，现在又回到讲故事上来。赵树理的小说很有悬念，人物也很丰满，对小说艺术是个大大的发展。我现在就是努力地讲故事。
记者：不过，从您的“大西北三部曲”看，我觉得您和赵树理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赵树理始终在关注现实，你却有雄心要写民族史诗，这样目光似乎要停留在久远的过去；赵树理用自己的作品塑造了新一代的农民精英，你却为旧一代的农民精英唱挽歌。
高建群：山西文化积淀深厚，和陕西一样，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激烈交流碰撞的地区。可我遗憾的是，山西的作家们似乎不太留意这个，他们看待历史，就好像看眼前这条黄河一样，只关注流经我们面前的这一段，没有长远地看，将眼光回溯过去。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但工业化的发展，将会使像农耕文明一样久远的古老村庄渐渐消失。我感到了这一点，所以想在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来临后，为农耕文明，也为古老村庄中那些既崇高又滑稽，既善良聪明又可笑的民间英雄们唱一曲挽歌。
当然，中国正处在转型期，变化得很快。我有个观点，所有发生的事情就是应该发生的，今后会怎么样，谁也说不来，但人越来越进步，整个中国人，都有种被西方人称之为“东方智慧”的东西，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好。
记者：说起赵树理，我想起一件他的轶事，他曾经用自己的稿费建过化肥厂，说看着化肥撒在农民的地里，他才踏实。我觉得这有点怀疑文学的意义。你觉得你 “最后三部曲”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高建群：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这种自我怀疑，也许只有在创作有灵感的时候，“神灵附体”，才像个超人，平时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懦弱。连大诗人普希金都在诗中感叹：“青春啊，就像不可靠的才华消失！”。赵树理也是一样，他脱离了土地，进入不到他的人物里，所以难免会困惑，会有虚弱感――其实那个时代好多作家都进不去了。我有时候也想，我写的这些东西对社会有多少补益？鲁迅先生放下手术刀拿起笔杆，要疗治国民性，要拯救国民的灵魂，可他拯救了没有呢？但是写作是我工作，毕竟别的事情也做不了啊（笑）！
我的“最后三部曲”，其实就是我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我对上百年大西北的诠释报告给世界――那块土地上的人的生存状态，那块土地上走马灯一样的英雄，那块土地上20世纪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是如何进行的，革命中也许并不重要的英雄人物如何义无反顾地牺牲……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魂。
如果我抱怨新人太多，请将我逐出运动场
“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村庄。类似张家山这样的理想家、幻想家、梦想家，已经越来越没有容身的地方了。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功利，更加实际，更加富有和更加贫困。它正在无情地碾碎六六镇这样的古老村庄，它嘲笑张家山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让这样的村庄和这样的人绝迹。所以这是最后的民间。”高建群满怀感情地回忆陕北土地上那些农民英雄，但也感伤地预感到了他们最终消失的命运。我不知道，他在张家山身上，是不是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记者：你说张家山是一个理想家、幻想家、梦想家，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在我看来，张家山这样土生土长的民间精英，曾经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他们既是调解者，又是仲裁者，依靠的不仅是法律，还有约定俗成的民间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更有自己的人格魅力。但现在时代巨变，这样的人在乡村中越来越难以寻觅。你 “最后的民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意思，对既往传统的一种哀悼和怀念。
高建群：是，就像前面曾说的一样，我希望把他们记录下来。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它的英雄人物，这个时代过去了，就会有另外的一些英雄人物出来。
记者：那您会不会关注新一代的农民精英？
高建群：2007年，我在西安高新区挂职满两年了，见过一些农民，他们基本上是文盲，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们能挣来钱，在这些方面比大学生还要强，一个个都成了大老板，或者说是“民营企业的巨头”。我现在正在写这样的人，他们不好也不坏，野心勃勃，冲劲十足，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倒下了。我要写个三部曲来讲他们的故事：《三千个传奇》《三千具尸体》《太阳从西部升起》。
记者：陕军东征当年在文学界影响非常大，现在，陈忠实自《白鹿原》后就再没有影响甚大的作品出来，贾平凹的新作《高兴》销量也不太好，甚至有评论者说，你是个过时的好作家，你认为自己过时了吗？你们的时代过去了吗？
高建群：近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广告，跳水运动员郭晶晶有句广告词是这样说的：“如果我抱怨新人太多，请将我逐出运动场”。我认为一个作家一定要创作，创作就是你的一切，有天你不创作了，你的艺术生命也就结束了。我现在还一直努力地创作。
当然，我非常希望新人能充实进（文坛）来，也乐于给新作家当人梯，做铺垫，我相信，像陕西、山西文化积淀这样深厚的地区，一定会有比我们更优秀的作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