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审判方式
一、法庭审判。
“边区司法审判的目的是在能够彻底明白案情，求得案件正确的解决，”①把制裁汉奸反革命当做中心，把保护群众当做天职。这样，就和压迫、欺骗和控制人民的国民党黑暗野蛮的司法审判划清了界限。正如米脂广大群众说的，“民刑案件多采取坐下漫谈式，不欺骗打骂，也不威胁利诱，没有戒备森严的法堂，当事人不害怕，不拘束，能把话说完。公家人态度好，问事不打人，过堂不下跪，尔格(即现今)的政府比之旧政权要好得多。不要私情，不受赂，处事公正。没有逼迫人的手段，有冤到处都能伸。”
在边区的审判方式中，法庭审判是一种主要方式。随着边区民主的扩大和法制的日趋健全，法庭审判也更加适应边区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要求，完全体现了人民司法的本质。
在1942年以前，边区司法已有便利群众的公审、就地和巡回审判的形式，但由于审判人员极端缺乏，坐堂式审判仍占着主导地位。因为旧的审判作风和游击习气的影响，虽然法庭的形式比较随便，使诉讼当事人无恐怖之感，便于无顾虑的陈述意见，然而在审讯方式上却存在着对犯人的严厉的呵斥态度，打骂，乃至刑讯逼供的现象。《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公布和《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的贯彻，使审判方式和审判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和改进。特别是1943年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产生和推广，审判人员走出法庭，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就地审判巡回审判，彻底改变了“坐堂问案”的衙门作风。
国民党反动法庭军警林立，布置森严，法官身着法衣，令人望而生畏。边区法庭审判与之不同。在1941年前，法庭不讲任何形式，过于随便，毫无严肃之感，以致有的犯人肆无忌惮，信口乱言，藐视法庭，无理取闹，给案件审理带来困难。民事案件甚至发生当事人打了审讯人，以及两造在法庭大肆争吵的现象。1942年以后，总结了经验，刑事法庭一般设在一孔窑洞内，布置得庄严郑重，讲究一定的形式。开庭时，有徒手法警一人值勤警戒，维持法庭秩序。民事案件可以在办公室等地开庭，当事人必须严肃认真，旁听群众也要遵守秩序。
边区的法庭审判，“主要的是采取解释说服及探问方式，绝对地禁止使用刑讯、诱逼，漫骂亦不许可。”②《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也规定：“讯问被告应以恳切态度，不得用威胁、詈骂，非刑逼迫或利诱、诈欺及其他不正当之方法，应予以辩论犯罪嫌疑之机会”。即使对拒不交待罪行的罪犯，也不允许凌辱打骂，用刑逼供。只要证据确凿，没有口供，也是可以定罪的。采用法官与当事人谈话的方式，以劝说解释代替严厉的斥责和刑讯逼供，这样做使当事人消除了对法官的怀疑和畏惧的心理，不易产生隐瞒对抗的情绪，可以不受拘束的把话讲完，尽量陈述真实的事实，提供可靠的证据，有助于弄清案情，使案件得到正确处理。这样做出的判决，当事人心悦诚服，为判决的顺利执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边区各级司法机关所判决的案件，绝大部分是比较适当和正确的，不服判的很少，即使是死刑人犯也承认自己罪该处死。民事诉讼是替人民排难解纷，首先要进行调解，通过说服解释，法制教育，使双方意见接近，直到自愿达成和解，绝无任何强迫。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同意时，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法庭准许自由陈述，进行辩论，绝不阻止干涉。要求当事人对法官的询问，要做出具体、详细的答复，法官通过对证据的认定，弄清事实，依据法律，作出正确的判决。
总结多年来法庭审判的经验，1946年8月21日，高等法院代院长王子宜主持召开了第一〇一次院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法庭规则》。它对于以后搞好法庭审判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法庭规则》共十一条，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有关候讯的规定：诉讼当事人应持传票准时到庭候讯，非有特殊情形者不得迟到；报到之诉讼当事人应在候讯室等候传讯，不得到处乱串，同案当事人及人证，不得互相交谈串供。交谈者，法警有权制止。第二，有关开庭审理的规定：诉讼当事人应遵照法庭传唤到庭，按指定座位入坐，照推事的发问陈述意见，不得争先发言，或擅离座位走动，或出庭。如不遵守者，推事有权制止。经推事三次警告不听，甚或滋闹者，推事有权以妨害公务酌情予以拘禁处分；经诉讼当事人请求，法庭准许诉讼代理人代为陈述或辩论；法庭公开审讯案件时，准许群众旁听，但应遵守法庭规则，不得发言或表意；同案诉讼当事人在开庭时，不得走近窃听，违者，法警有权制止；诉讼当事人对自己口供应负责任，当庭朗读后，如有不对处即提出更正，如记录无讹者，即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推事审问后，认为有逃跑或串供之虞者，有权宣告收押，被押人不得无理抗拒；当庭指定下次讯问期间，诉讼当事人应准时到庭；当庭宣判之案件，如有一方不同意者，应当庭声明上诉，并即办理上诉手续。第三，关于摧案之规定：未传唤之当事人，到庭摧案者，承办推事或书记员应告其传讯日期，当事人不得纠缠不走，妨碍法庭秩序，经解释仍不听从者，得令法警强制其离庭。
边区司法实行审判公开的原则，除涉及重大机密和个人阴私案件外，其他一切刑民事案件，在法庭审判阶段，允许群众参加旁听，允许报社记者进行采访和发表有关审判过程的报道。如延安学生疗养院妨害自由致死人命案、合水县花豹湾地主张定芝逼死佃户妻儿等案，法庭审判时吸收群众参加旁听，《解放日报》对整个审判过程不断进行详细报道。此外。判决结果要向社会公布，1941年9月7日，边府决定，“在各县政府大门前设置司法公告牌，凡犯人判决后，应公布判决主文，凡接受人民诉状，应将批示贴出，使大家知道，以建立司法威信。”③对死刑判决，还须张贴布告，宣布罪状。由县长和裁判员共同署名，并用朱笔勾点，加盖县政府公印，以昭郑重。
这种审判公开的原则“体现了人民司法工作的民主性，它不仅使法院可以对群众进行法纪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法治认识，培养群众遵守法律的习惯，而且，使审判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有利于审判质量的提高。”④
边区司法审判继承苏维埃时期的传统，实行回避制度。边区民、刑事诉讼条例都规定，审判人员与原被告有亲友关系者，得自请回避，当事人亦得申请其回避。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消除当事人的思想疑虑，保证案件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此外，边区审判还实行陪审制，代理辩护制度、上诉制度、死刑复核制度、审判监督制度等。
二、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
边区的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有历史性的优良传统。早在苏维埃时期，就有这种群众路线审判方式的法律规定，“各级裁判部可以组织巡回法院到出事地点去审判。”⑤陕甘宁边区继承了这个好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在审判工作中，更加自觉地依靠群众，贯彻群众路线，丰富和发展了就地、巡回审判方式。
1939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高等法院得设立巡回法庭。”在这个时期，高等法院组织巡回法庭的着眼点，主要在于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群众。正如林伯渠主席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更加发挥司法工作的教育意义起见，更组织了各地巡回法庭，……并以之教育人民，提高警惕性和尊重政府法令”。“某些特殊案子，当地群众很注意，倘在司法机关审判，当地群众难以参加，不能了解法庭的处理，因此举行巡回审判，更能实地考察案情，倾听人民意见，而给人民影响也更深刻。如靖边县石兰英因奸谋杀亲夫案，高等法院确定罪行后，移到靖边重新审判执行，当地人民非常称赞。”⑥
另外，鉴于“尚有个别县份无裁判员或检察员、书记员，致对案件处理诸多困难”的情况，1941年10月周玉洁、焦胜桐、任扶中、兰作罄等同志，在边区第一届司法会议上，提出了“高等法院应即设巡回法庭，巡回各县，督导审判进行案”，这届司法会议主席团认为，巡回法庭未建立以前，建议高等法院要经常抽派数人，组成“工作巡视团”，赴各县巡视工作。之后，巡回审判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后，赋予了巡回审判以崭新的内容，这时的巡回审判，其精神实质不仅在于教育群众，更重要的是依靠群众，方便群众，贯穿了彻底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1944年8月至9月，陇东分庭马锡五庭长就曾借巡视曲子、环县、镇原三县的司法工作的机会，依靠群众调查，依靠群众调解和依靠群众审判，客观民主地解决了袁××等六个案件，充分显示出巡回审判的威力和效能。
就地审判方式在边区早已存在，深受群众拥护。1942年制定的《边区民事诉讼条例草案》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第四条规定：“司法机关得派审判人员流动赴事件发生之乡市，就地审理，流动审理时，审判人员应注意当地群众对于案情意见之反映，为处理之参考。”1943年，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曾大力提倡“审判要学习马锡五审判方式”，对法官下乡就地审判有所促进。但是，由于“坐堂问案”的旧的传统观念禁锢着一部分审判人员的头脑，束缚着他们的双脚。他们办理案件，常常依靠区乡公务人员提供调查材料，这样做，书信往返，拖延时日，致使有些案件久悬不决，增加人民讼累；特别是，不亲自调查研究，缺乏第一手材料，往往不明案件真相，造成冤错裁判。另外，有人对学习马锡五审判方式有误解，认为推行这种就地审判方式，一“缺乏干部”，二“紊乱了正常的诉讼程序”，根本行不通。因此，这些同志因循旧制，裹足不前。鉴于这种情况，1944年7月，边区参议会常驻会第十一次会议，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安文钦、霍祝三“提倡法官深入农村，用民主方式解决民间纠纷”的提案。此后，不少司法干部转变作风，走出法庭，亲赴出事地点进行审判。光复延安后，遇到了新情况，老司法干部大多转入战勤，随军他往或调任其他解放区，加之边区的扩大，新干部在边区各级司法机关中占了多数，成为骨干力量。为了把边区司法的优良传统，和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和方法传给他们，高等法院在1948年的《审判工作报告》、8月6日指示信，9月1日安字第三号指示信、12月10日高院工作报告、1949年2月刘景范代主席在边区参议会和政府的联席会议上的《边区一年来政府工作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法官下乡就地审判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好处和特点，指出了贯彻这一方式应注意的事项，特别要求广大干部树立群众观点，在审判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
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审判方式上的运用和创造，也是诉讼立法依靠群众便利群众指导思想的体现，其特点都是法官走出法庭，携卷下乡；深入农村，亲赴争讼地点；依靠群众，就地审判。
就地审判多适用于第一审司法机关，主要用于“久悬不决之案件，或比较复杂有教育意义之案件，及牵连人数较多，不便传讯的案件。”⑦一般是由审判人员把案卷带到出事地点，进行审理，遇有重要问题，得请示司法处长后，再予宣判。实行这种方式要与调解相结合，在群众帮助下，能调解的案件尽量调解。调解不能成立，再进行判决。
巡回审判多适用于高等法院及其分庭，主要用于处理上诉案件，或因案情复杂，只传当事人仍不易搞清的案件。巡回审判要成立临时法庭或巡回组，一般由庭长一人，推事一人，书记员一人组成，根据各地上诉案件多少或轻重而派出。巡回审判要与检查下级司法工作相结合，在院长授权下，对分庭、县司法处的司法工作，监所工作进行检查，有权参加他们的司法会议，代表高等法院指示和纠正他们工作中的错误倾向，还要召集群众座谈会，收集人民对司法工作的意见，用实际和典型事例教育下层干部相信和依靠群众，以提高整个司法工作。
就地审判与巡回审判，好处很多，概其要者，主要有四点。
(一)了解案件真切，处理问题适当。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从这个观点来看，某些案件，在干部极端缺乏的条件下，由区乡干部代为调查，写成书面材料，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有些材料，科学地反映了案件的客观事实，也是应该信以为据的。但是，由于区乡干部认识水平的限制，有时“供给材料，信件往返，不能明其真相”，⑧依此判决，就会造成冤案。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只有法官下乡，亲自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实事求是地了解案件的历史和本来面目，把握案件的本质及其内部联系，弄清案件真相，做出适当的处理。实践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1947年高等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去年巡回法庭下乡及马院长下乡，对案件的处理，是比较适当的，并且解决了许多问题。”
(二)不拘审判形式，便利人民诉讼。实行就地审判，巡回审判，法官走出法庭，亲赴出事地点，这就打破了脱离群众的“衙门”作风，简化了不必要的诉讼程序，摆脱了老一套的审判模式。不拘时间和地点，在同群众劳动中了解案情，在地头、在窑洞进行调解或审判，为群众减少了讼累，打官司不跑路，不花钱，还不耽误生产，群众满意称方便。如1946年6月，正值三夏农忙季节，十几件复杂的土地纠纷案的上诉人，焦急如焚，要求高等法院迅速审理结案。为此，高等法院派出以刘汉鼎推事为庭长的巡回法院，亲往延川、清涧一带，深入群众，切实全盘地了解了案情，做出了正确的判决，迅速解决了问题，又不误农时，群众极为满意。
(三)依靠群众民主理案，提高群众法制观念。就地巡回审判为群众参与案件的解决，接受法制教育创造了方便条件。司法干部有条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吸收群众代表参加诉讼活动，这样调查的真实，判决的正确，做出的判决，在群众的支持下也便于执行，结案后，便于听取群众的反映，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司法工作。群众及其代表自始至终了解和参加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结合实际受到了法制教育，提高了法制观念。如曲子县张××及其婶娘三寡妇继承纠纷上诉案。张××三叔去世后，祖父指使张××去顶门继承遗产，三寡妇坚决不同意，上诉到延安。高等法院经过研究，以为叔死无后侄顶门是民间习惯，应该承认张××的继承权。巡回法庭到了当地，了解到三寡妇和当地群众都反对张××顶门，但提不出理由和根据，这是他们受了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懂得法律规定保护女子享有与男子一样的继承权。三寡妇有女，女儿有权继承其父遗产，拒绝张××顶门是合理合法的。通过就地审理，搞清了事实，宣传了法律，提高了群众对女子继承权的认识，使有女无儿的人解除了思想顾虑，防止一些立嗣继承纠纷的发生。
(四)锻炼培养干部，提高司法工作。在法院审理案件，上有院长(处长)庭长的领导，下有同志之间互相讨论案情，研究处理意见，推事、审判员工作比较顺利。就地审判、巡回审判，司法干部一人最多二、三人，走出法庭，独挡一面进行工作，要对案件的调查处理负全部责任。同时，在办案过程中通过调查研究，能够了解社会情况，熟悉风土人情，这对于培养干部的群众观点，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而锻炼和培养干部独立工作的能力，提高司法干部的业务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干部了解情况，联系实际的一个学习好机会。”⑨巡回法庭在出巡期间，可以通过审理典型的上诉案件为示范，帮助和指导下级司法机关的工作，提高他们的政策法律水平和办案质量。这对于成文法律不完备，基层司法干部文化水平低的具体情况，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三、公审。
边区的公审是一种特殊的审判方式，是体现审判公开的最彻底的形式，即选择典型案件，组织一定规模的群众大会，对案犯进行公开审判。在边区司法实践中，公审有三种，一是代表公审会；二是群众公审会；三是宣判大会。人民公审是苏维埃时期公审制的继承和发展，充分说明边区法律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有权执行法律，它体现了边区司法的民主精神。在边区，公审大会曾被少数受旧法思想影响的同志看成是“不合法理”。但实践证明，公审对于镇压反革命活动，震慑和分化瓦解敌人，与敌对阶级的反抗作斗争；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对于教育群众，提高阶级觉悟，增强法制观念，扩大宣传效果和影响，警诫和预防犯罪，都有重要的意义。
公审的案件，不是一般案件，必须是与群众有密切关系，他们很关心，哄动社会，对群众有着重大教育意义的案件。从性质上来分，是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的，主要指盗匪、汉奸、反革命和敌特案件。如1938年高等法院公审大汉奸吉思恭，1939年公审汉奸高××、徐××、1941年曲子县司法处公审匪首缪××；另一类是人命案，多为情杀、奸杀、巫神害死人命案等，如1937年高等法院公审黄克功情杀刘茜案、1938年公审石兰英奸杀案、1944年4月公审巫神杨××害死人命案等。
公审的场所不在法庭内进行，而是选择群众集中的城镇地区，能容纳数百到数千群众的公共场所举行。公审大会场所得当，便于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以造成声势，扩大影响。
公审要组成临时法庭，由各该级司法机关指定一人担任主审，对审判的进行负全面责任。再从与此案有关的机关、部队或群众团体中选出、或由群众推选代表二到四人为陪审员，另设书记员一人，共同组成合议庭，主审及陪审员在审判中享有同等的权利，共同研究商讨，取得一致意见，依据事实和法律，决定案件的处理，体现出人民司法尊重人民意见的民主精神。
公审大会要有领导的进行，事前要经过充分的组织与准备工作。公审的案件首先要由保安和司法机关将案情调查清楚，经过预审，做好充分准备。然后，为了使陪审员和广大群众对案情充分的了解，由主审，陪审员和检察员召开预备会，必要时，有关机关、部队及群众团体可选部分代表参加，在预备会上，由主审详细报告案情，但不提出判决意见，这样做，陪审员有了充分的准备，便于参加审判，陪审员和代表还可将案情传达给群众，以便群众参加公审大会发言。
开庭公审的程序，首先由主审人说明公审的意义，将被告押上会场，问明简历后，由检察员陈诉公诉理由和意见，然后讯问犯罪事实，被告及其辩护人进行公开辩论。被告不承认者，由群众及被害人当场证明，出示证据。发动群众经过报名准许，有秩序的发言。每一个与会群众都有补充事实，书面作证和提出处理意见之权。判决由合议庭根据事实和法律决定，当场宣布。决定判决可以参考群众意见，但不由群众表决，“因为在群众愤怒之下，个别的冲动和鲁莽是很难免的，但有党政的正确领导，多数群众的民主，及司法人员在场等条件下，个别冲动不能形成作用。”⑩
公审大会要做好公审笔录，笔录必须记明公审的时间、地点、法庭组成人员、被告的简历和公诉人的陈述、法庭的讯问、被告的供述、证人证言及群众代表的发言，记录清楚无误，一并整理归卷。最后要起草布告，对布告的要求，应将犯罪事实写得简明扼要，论述清楚，证据有力，这样，使群众看后感到处刑适当，罪有应得，从而受到生动具体的法制教育。
① 雷经天：《陕甘宁边区两年来司法工作报告》(1940年2月)。
②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指示信》(1941午5月10日)。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致雷经天同志函》后字第一一〇二号(1941年9月7日)。
④ 马锡五：《新民主主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工作》《政法研究》1955年第一期。
⑤ 《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1932年6月9日)。
⑥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39—1941年)。
⑦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指示信》(1944年8月)。
⑧ 安文饮、霍祝三：《提倡法官深入农村用民主方式解决纠纷案》(1944年7月)。
⑨ 《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批答》批字261号(1949年10月31日)。
⑩ 马锡五：《答延安大学学生问》(194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