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司法工作的不断改善和加强

    
    边区司法工作的宗旨是贯彻边区政府的抗日民主的施政方针，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证边区的抗日民主制度，保护抗日人民的合法利益，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正如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的，“审判人员须具备充分的群众观点与对敌观点，把裁判汉奸、反革命当作中心，把保护群众当作天职”①。
    在司法工作中，边区各级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种民刑案件时，以边区政府颁布的带有法律性质的纲领、决议、决定、布告和法令，以及各种专门性的单行法规和条例为判案的法律依据。由于边区政府是地方性的政府，当时又无全国性的抗日民主政府，在法制上很不完全，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同样是边区司法工作的准绳。这些决议、决定、条例和法规，是以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出发，为建设抗日民主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而制定的，其根本的宗旨也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裁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以保证边区的抗日民主制度，保护抗日人民的合法利益。这个宗旨为边区的司法工作者所始终遵循的。
    边区的司法工作，在边区政府成立初期，由于干部缺乏，水平低，法制不完全，司法制度又不健全，而且又处于从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到抗日民主的司法制度的过渡中；又由于转变时期，边区本身尚未巩固，各种民刑案件也多，因此，司法工作的困难重重，量刑不当，判决失误，以及不能按司法程序处置等等现象，很难避免。但是，边区的司法工作是人民的司法工作，依靠群众，使得边区的司法工作避免了很多错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统计，仅1938年和1939年两年，边区司法机关审理刑事案件2166起，民事案件613起，共2779起。在刑事案件的判决中，教育释放的占32.2%，处以半年以下劳役的占33.7%，判五年以下徒刑(边区徒刑最高年限为五年，1943年改为十年)的占25.3%，处以死刑的占5.3%(判死刑者共129人)。这些案子基本上做到了量刑正确。
    在边区第一届司法工作会议(1941年召开)以后，边区的司法工作走上了正规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在1941年和1942年两年中，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司法工作的法律和制度，司法工作有法可依，有制度可循，工作开展得更顺利了。1943年，边区政府在司法工作中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司法工作者走出“公堂”，深入到农村，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办案，开创了司法工作的新局面。正如林伯渠指出的，“由于推广了民间调解政策，审判与调解适当结合的方法，执行了教育为主的监狱政策，所以在司法工作上有了新的转变。又由于执行了争取大多数、不杀一个的宽大政策，执行了调查研究和自己坦白的政策，所以防奸工作上有了新成绩”②。据统计：自1938年至1943年，边区的30个初审单位，共审理了10112项民、刑案件，其中属于汉奸和破坏边区犯罪的，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6%强；属于土地、婚姻纠纷案的，占全部民事案件的61.9%。严惩汉奸和破坏边区的罪犯，保卫了边区的抗日民主制度；解决土地、婚姻纠纷，保护了抗日人民的合法利益，有助于促进人民的团结和发展生产，说明边区的司法工作，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获得了重大的成功。
    自1943年推广调解工作以后，司法机关以调解方式处理案件的比例逐年上升。如陇东分区，1943年5月至12月，调解处理的案件占17%，审判处理的占83%；1944年1月至10月，调解结案的上升到65%。全边区统计：1942年，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只占全部民事案件的18%；1943年，上升到40%；1944年，又提高到48%，将近一半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在刑事案件，一些轻微的案件，也出现了以调解结案的方式，并且也逐年上升：1942年，以调解结案的只占0.4%；1943年，上升为5.6%；1944年达到12%。调解方式，充分体现了司法工作的民主精神和群众观点，对于团结人民和促进生产更有利，是边区司法工作中的创举。
    边区的司法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政策指导上的正确，主要是因为有了一批优秀的司法工作干部。边区政府一直重视对司法工作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自1939年至1940年，曾先后三次举办司法训练班，训练和培养了近百名工农出身的司法干部。1942年，延安大学成立以后，在延安大学内设了法学院，有司法系，仍然办司法训练班，又培养了大批干部。边区政府对司法干部的基本要求是：一、能够忠诚于革命事业；二、能够奉公守法；三、能够分析问题，判别是非；四、能够刻苦耐劳，积极负责；五、能够看懂文件和写工作报告。就是说，作为一个司法工作干部，不仅要有忠于革命事业的品质，而且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文化水平。这在当时的边区来说，要求比其他干部高。
    在司法工作实践中，锻炼和造就了一支忠诚于革命事业，又有一定理解能力和文化素质的司法工作干部队伍。这支队伍中，杰出的代表就是马锡五。马锡五是边区司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①  林伯渠：《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23页。
    ②  林伯渠：《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