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北方局与国民党高层的沟通

    
    1935年11月，陈立夫奉蒋介石之命，开始在国内寻找打通与中共关系的线索，并将这一重任交由自己的亲信、CC成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来具体实施。曾养甫的下属、老同学谌小岑曾经参加过天津觉悟社，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也与一些左翼作家联系较多。为此，曾希望借助谌能出面，迅速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双方沟通后，谌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桩极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也是一项光荣的任务”①，因此欣然受命。
    谌小岑接受任务后，立即与时在南京的知名学者翦伯赞商议具体对策。翦提议国民党方面释放一两名受关押共产党员来表示诚意，人选上可以考虑自己的同乡董维键。后来，谌、翦两人曾专程去监狱探访了董维键，董答应获释后去湘西与贺龙接洽，实现与中共的联系。但由于中统作梗，严令拒绝释放人，该计划无以得施。谌小岑无奈之时，想到身在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吕振羽，并特意致信吕振羽称：“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②吕振羽收信后立即交给与其保持联系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经中共北方局研究，决定与国民党开展秘密接触，摸清对方的真实意图。11月底，吕振羽专程赶往南京，分别会见了谌小岑和曾养甫。
    中共北方局获悉吕振羽的会见情况后，正式派遣周小舟作为中共代表，赴南京，开始与国民党代表具体接触。1936年1月初，吕振羽陪同周小舟与谌小岑会面，谌转达了陈立夫、曾养甫的意图：要求红军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以便联合抗日。周小舟则依据《八一宣言》所列十大纲领，要求国民党方面必须首先做到：(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谌小岑秉承曾养甫意旨，也提出四项条件：(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四)希望共产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之责任，并促成联俄。国民党方面虽然表达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但企图消灭收编红军的企图并没有太大改变，必然引起中共的不满。停留三两天后，周小舟返回北平，吕振羽留在南京与曾养甫继续接触。
    3月底，周小舟应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再次赴南京与曾养甫谈判，并带去向中共提出的六项要求，大意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释放爱国政治犯；改善工农群众生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合法地位；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③会谈期间，周小舟还带来由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具名盖章并写给曾养甫和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等以及林伯渠致覃振的信函，每封信均附有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由于当时周小舟年仅24岁，曾养甫一度认为共产党“派一个小孩来”，是对两党会谈重视不够。吕振羽解释说，“中共的党员年轻的很多，只要能负责解决问题，年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④
    此后，尽管吕振羽、曾养甫等人反复磋商，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很难确定下来。直到5月中旬才在陈立夫的口授下，形成了关于合作的基本主张：“(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⑤5月15日，谌小岑致信周恩来，希望共产党人不要拘泥名义、而应追求实质，推动抗战，认为“苟中日战争爆发，则现政府之组织势必有所变更，而加强其国防的性质，自不待言。军队编制与番号自必重新组织，亦系当然之事实。欢迎抗日分子参加，乃势所必然。故今日之问题，在如何发动此一战事耳”。国共两党在谈判问题上，分歧依然十分严重。
    6月初，蒋介石因两广事变发生而对国共谈判的态度趋于积极。曾养甫多次暗示吕振羽，希望中共派正式代表赴宁磋商，北方局遂决定派周小舟第三次去南京。7月10日，根据北方局指示，到达南京的周小舟提出四条意见，以此为基础，经过几天的紧张磋商，周小舟、谌小岑、曾养甫共同整理出一份《谈话记录草案》呈送陈立夫、蒋介石批阅。该记录草案共有五条，其中“K方”代表国民党，“C方”代表共产党，大意如下：(一)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革命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二)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存之矛盾，集中力量；(三)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主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现形势下，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四)在上述原则下，尤其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将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亦停止反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逮捕C方人员与爱国群众，并于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之后，C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五)双方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势，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⑥
    草案中，国民党允诺放弃军事进攻，共产党也愿意承认国民党主导权，但还仅限于原则和方向，除表达合作意愿外，尚没有具体措施，因而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周小舟、吕振羽又与曾养甫多次面谈，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很难取得共识。曾希望能与中共领导人直接对话，甚至提出请周恩来到南京或者由自己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冲去陕北的设想。7月底，曾养甫改任广州市市长，由其主导的与中共北方局的联络与会谈中断。曾养甫赴任前，特意向吕振羽转交了一份电报密码，并指定汉口电台为和延安通报的专用电台，希望用电报保持与中共方面的联系。
    1936年秋，由于中共中央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和南京政府展开了直接谈判，遂通知北方局：“关于与宁交涉问题，我们已派有正式代表谈判，请不必过问。”⑦同时，要求周小舟到苏区汇报。不久，周小舟去南京，从吕振羽处取走密电码和所有材料，并在向中央报告后留任陕北，北方局与国民党代表的谈判至此结束。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页。
    ③吕振羽：《南京谈判的始末》，南京《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⑥《雪夫工作报告——关于南京谈判及西南等问题》，1936年7月21日。
    ⑦《中央给世英指示信》，1936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