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国民党的最初联系

    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严重威胁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促使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开始改变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一方面加紧与苏联的联系，希望利用苏联来牵制日本；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的既定方针下，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1932年12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①然而，蒋介石为了武力剿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对苏联态度一直比较冷淡，两国关系发展缓慢。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和内政、外交方面的空前压力，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加紧了和苏联的联系。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改善，也直接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初步改善。当蒋介石要求苏联援华抗日和两国签约时，苏联方面表示，只有停止内战，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有效抵抗日本侵略者。“蒋介石的军队同中国红军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同时向蒋表明：苏联不准备担当国共两党谈判的中间人角色，相信“蒋介石本人在没有任何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和中共谈判”②。但是，蒋介石认为红军主力刚刚落脚在边远、贫瘠的陕甘宁地区，力量已严重削弱，根本不足以构成他的“心腹大患”，完全可以通过谈话的方式实现“政治收编”，从而达到对中共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
    1935年秋，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返国述职，蒋介石随即委派他设法打通与中共的联系。1936年1月初，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通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员胡秋原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1月13日，在胡秋原的寓所，邓文仪与时在莫斯科的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主任潘汉年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和交谈。邓文仪声称自己完全是受蒋介石的委托，要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潘汉年向邓文仪表达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愿望，并郑重表示，自己完全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德与毛泽东两同志和王明本人，向全体国民党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承诺：只要对方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中共方面绝对愿意就合作问题开展谈判。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在莫斯科进行第一次会谈。王明首先向邓文仪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并十分肯定地说：“对于任何政党和任何军队，只要他们愿意参加抗日战争，我们都愿意与他们谈判建立统一战线”。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在反共、抗日等问题上的重重疑虑。他认为：“我们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一个具体事实，可以证明南京政府真希望参加反日斗争。”并质问邓文仪，“你有什么事实能够证明南京政府确实在准备抗日呢?”邓列举了组织会议讨论应对日军侵略办法、修筑公路便利军事行动、开办军队指挥人员训练班等内容，并辩解说这些“表面上是为了反共，实际上是为了抗日”③。王明不相信南京政府在准备抗日，他明确表示：“事实证明你们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共产党来的，所谓反日并没有任何事实上的根据。”王明进一步追问说：日本的宣传机构曾鼓吹他们在中国的侵略都是为了反苏反共，占领中国的部分领土是不得已的。对此，蒋介石方面是体会到这种宣传的实际意义了，还是仍旧深信不疑?邓文仪在应答时承认说：“蒋先生，包括我在内，确实被日本宣传欺骗了”，“从前，我们确实相信日本人会帮助我们来抵抗西方国家，许多革命党人都相信日本绝对不会把中国殖民地化。如今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现在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进行反日战争，中国就一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④
    王明和邓文仪就各自提出的谈判条件进行磋商，邓文仪转达的蒋介石的意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关于政府问题。要求撤销苏维埃政府，邀请苏维埃政府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第二，关于军队问题。要求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的军事指挥。如果红军不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可以在红军和南京军队之间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表示相互的信任和尊重。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要么恢复1924年至1927年的两党合作形式，要么共产党单独独立存在；第四，关于防线问题。由于南京政府的军队主要用来保卫长江流域，因此只能派少数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去参加抗日斗争。此外，邓文仪还透露了南京政府准备给红军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和食品。针对蒋介石的条件，王明反问道：撤销苏维埃政府的同时是否也要撤销南京政府?随后，王明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红军与国民党之间的真正密切联合的初步条件应当是：第一，互相信任；第二，红军与南京军队之间切实停止军事行动。做不到这一点，任何真正的实际谈判都是不可能的。”⑤
    邓文仪在谈判中多次暗示中共代表团，希望他们能够在南京政府获得苏联援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王明回答称：“你是外交官，应当自己去进行谈判”。最后，双方就互派代表、代表人身安全、护照办理等细节进行了设计。从整体情况看，国共之间的第一次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双方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愿意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由于提前做了准备，所以蒋介石的条件比较具体，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因为不在革命第一线，对实际情况不大了解，所以原则性更强一些。在随后的几天中，王明和邓文仪又有两次会面。
    1月22日，王明向邓文仪转达了中共代表团对南京方面所提条件的看法，称：“我党代表团嘲笑过南京政府的协议条件，因为代表团认为，你们关于协议条件的谈话是不严肃的，因为蒋介石作为政治家不能只向红军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那些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带来害处的条件。例如在政府问题上，你们建议取消苏维埃政府，而在军队问题上，你们建议改组红军。关于抗日前线，你们提出最困难最艰苦的前线条件，即你们给红军内蒙古战线。”邓文仪回答说，“既然是谈判，就不能仅仅要求你们单方面做出牺牲”，他也认为内蒙离中心地区太远，缺少食品，并非一定要作为红军的驻地和防区。但可以考虑把“中国西北地区的某些地区”交给中共，便于“保持与国际的联系”。然而，对具体交付哪些地区却含糊其辞。双方商妥派潘汉年和邓文仪回到国内谈判，并拟于24日或25日由莫斯科启程。⑥
    1月23日，王明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通报了与邓文仪谈判的概况，信中说：“自我中央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八月一日救国统一战线宣言及几次通电发表之后，深得全国各方之同情与响应。南京军事委员长介石先生于本年1月曾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亲与弟及汉年面谈数次，表示同意我们所提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原则。惟对于抗日救国之具体合作办法有待于蒋与诸同志直接商洽，故决由邓君与汉年同志亲赴南京与蒋面商，并言定再由南京同去苏区与诸同志协商抗日救国合作的具体办法。”⑦当天晚些时候，邓文仪转告王明，自己突然接到蒋介石密令，将陪同化名李融清的陈立夫于25日或26日去柏林参加与苏联代表关于签订互助条约的谈判，因此原定一同回国的计划被迫取消。但是，他仍然非常希望柏林会谈结束后，能与陈立夫一起回莫斯科，再与王明继续谈判并达成协议，“然后拿着我们的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王明对南京方面的出尔反尔表示怀疑，明确告知邓文仪：“协议的签订应该在苏区完成，因为我们不知道红军今天的具体要求，我们不能代替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签订这种协议。不过，关于谈判原则，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⑧后来，由于陈立夫行踪暴露，蒋介石担心引起日本方面的不满，遂取消了陈立夫原计划的莫斯科之行，会谈未能实现。1O多天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继续与潘汉年、王明等就国共合作进行会谈。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直接联系已经中断了一年多时间，因此，双方很难就国内的实际情况形成具有实质性的会谈结果。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曾想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希望苏联来充当国共关系的调停人。苏方表示会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但拒绝调停角色，坚持必须由蒋与中共方面直接谈判。
    ①1932年12月14日《申报》。
    ②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③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
    ④杨奎松：《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
    ⑤杨奎松：《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
    ⑥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1989年版。
    ⑧杨奎松：《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