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直接谈判

    
    1936年1月上旬，在CC派与中共北方局谈判的同时，蒋介石委托宋庆龄、宋子文找到当时在上海圣彼得教堂做牧师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党员)；谌小岑在与中共北方局联系的同时，也通过南京《扶轮日报》副编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征集部主任左恭找到中共党员张子华。董、张二人先后从上海来到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直接接触。
    1936年1月底，董健吾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到达西安，因逢大雪无法前往陕北，在西安滞留月余。期间，张子华受谌小岑委托，携带覃振给林伯渠的亲笔信，也来到西安。身份相同、使命相同、目的地相同的两个人，在西安不期而遇。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和安全路线，他们求助西北“剿总”代司令张学良。张学良电询南京证实二人身份后，立即用专机将他们送到延安，然后派骑兵护送，通过东北军封锁线，于2月27日晚到达瓦窑堡，并当即与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人会谈。
    此时，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都在山西东征前线，周恩来在陕北随红二十八军在清涧。2月28日，负责中共外交事务、留守瓦窑堡的博古接见了董、张二人，董健吾转交了宋庆龄的密信和慰劳红军的云南白药，张子华则主要汇报了南京方面的基本情况。张闻天、毛泽东等原打算让博古与董健吾同来山西前线。但是，由于董健吾急于回上海复命，未能成行。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进一步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①3月5日，董健吾携带中共五项谈判条件离开瓦窑堡返回南京。张子华去山西前线与毛泽东等面谈。
    张子华在山西前线见到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并汇报了相关情况。当时适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晋西会议，毛泽东在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委托董健吾带往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认为“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并建议“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②
    4月初，张子华携带林伯渠复覃振的亲笔信离开瓦窑堡返回南京和上海，先后向曾养甫、谌小岑介绍了陕北之行的经过和中共的主张，并探询国民党方面的具体意见。5月中旬，谌小岑将提交周小舟的四项条件交给张子华，张带着四项条件第二次来到陕北苏区，面见了周恩来，周恩来通过他带信给谌小岑，感谢其为两党和谈奔走，真诚邀请谌或曾养甫赴陕北面谈。6月初，张子华返回南京。7月19日，曾养甫写信给周恩来，并委托张子华面呈。信中表示：“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③
    8月27日，张子华第三次到达陕北，并送来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此时，中共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谈判地点，周建议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在陕西华阴县会晤。9月1日，周恩来给陈立夫、陈果夫写信，表示“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④。
    由于此时曾养甫已调任广州市长，张子华便携带信件赶往广州。9月27日，曾养甫会晤张子华，向其口头转达了国民党与中共和谈的四点建议：(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的名义可不要，改为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可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同时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会谈，并已为周办好了去港护照。第二天，张子华致电中央，报告上述内容。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转达中共的意见“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互派代表举行谈判。至于周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在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的潘汉年先与陈立夫、曾养甫会谈”。⑤19日，周恩来通过张子华致电曾养甫，正式申明：(一)希望南京对日取强硬态度，我方愿以全力为助。(二)要求停止军事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谈判。(三)恩来已奉命为谈判代表，地点以西安为宜。(四)南京代表希望陈辞修、曾养甫、陈立夫三先生中有两人来。(五)一俟军事进攻停止，南京代表人选与谈判地点确定，并得到通知时，恩来立即启程。⑥10月21日，因蒋介石下达“进剿”苏区令，周恩来致电张子华并转告曾养甫、陈立夫，中共中央决定由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11月11日，张子华回到陕北，出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8月，潘汉年由莫斯科到达保安。9月24日，潘汉年作为中共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正式代表，携带《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以及周恩来给陈立夫、陈果夫和毛泽东给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亲笔信离开陕北，转赴上海。周恩来在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中说：“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汉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⑦毛泽东在给宋庆龄的信中称颂她“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期望她能“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后悔，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并在信中称：“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请接洽，予以指导。”⑧
    10月14日，潘汉年到达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张冲接洽，接着又与陈立夫进行首次会谈。陈立夫“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抗日，中共干部可以适当安插”，朱德、毛泽东出国考察。11月1O日，潘汉年在上海同陈立夫第二次会谈，陈立夫提出必须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并要求与周恩来直接谈判。潘汉年严词予以拒绝，并说：这些条件“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之决心抵抗，未知从何做起?”⑨面对潘汉年的责问，陈立夫推脱说自己和潘都不是军事当局，所谈不会有结果。提出蒋介石愿意与周谈判，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潘汉年明确表示：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来谈判的。
    11月19日，陈立夫约请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告知蒋介石坚持所提各点，已无让步可能。潘汉年递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后，谈判陷入僵局。11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获悉潘汉年的报告后，强调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⑩。
    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告知中共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11)同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12)至此，国共双方的秘密谈判告一段落。两天后，西安事变爆发。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7页。
    ③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页。
    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
    ⑧《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2页。
    ⑨《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报告》(1936年11月13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3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0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0—6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