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磨擦

    
    随着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国内政治形势逐渐恶化，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开始发生逆转。在陕甘宁边区、河北、山东等地，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冲突，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
    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事端、发动进攻，采取了退让、克制的态度和有节制的斗争，以避免事态扩大造成国共两党两军的最后破裂。基于国民党顽固派把进攻的重点首先指向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巩固陕甘宁边区的一个方针和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些成为边区反磨擦斗争的原则立场和策略方针。
    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在边区周围遍设特务机关，而且在边区内部经过所谓“电线工作”混入民众团体、政府机关、武装部队以至党的组织，企图从内部来瓦解边区，用暗杀和逮捕来残害边区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与民众积极分子。到1939年秋，“被他们暗杀的共产党人前后共计有70余人之多”。在八路军驻防区，他们强迫取消民众抗日团体，禁止抗日书报，断绝部队采购来源，挑拨居民同八路军的关系，暗中捕杀部队工作人员。他们利用其执政党的地位与权力压迫边区居民，猖狂至极。抗战两年多，顽方扰边、侵边事件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的统计，国民党军共侵占边区10个地区、7个半乡、131个村庄。1939年12月至1940年10月间，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多达300余起。但是，这样的磨擦在1938年底发生的规模有限，基本上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妥善解决，如庆阳事件和土桥事件。
    1938年12月，国民党第八战区朱绍良部第一六五师一部进入陇东庆阳八路军防地白马铺、赤城镇一带，进逼八路军驻防部队，压制当地民众运动，占领庆阳城。随后，国民党军又增加一个团的兵力，对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形成包围的态势，双方成对峙状态，局势紧张。同月，陕西省第七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张明经、旬邑县县长张中堂，集中第七行政区保安队800余人，包围、殴打驻旬邑县城南土桥镇的八路军伤残病员，他们不仅鸣枪威胁，而且还胁迫八路军伤残病员撤离土桥。八路军伤残病员对滋事的保安晓以大义，各县保安队随即撤离。但是旬邑县县长张中堂，又派人在八路军伤残病员住所周围构筑工事，封锁伤残病员驻地，禁止人员外出购粮买菜，逼迫伤残病员离开土桥。八路军伤残病员顾全大局被迫撤离土桥，迁到旬邑县城。
    针对以上发生的事件，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于1939年1月5日致电蒋介石，陈述事件发生的经过并提出三点要求：“一、陕西七区专员张明经、旬邑县县长张中堂，驱辱伤兵，违反国法，应请撤职示惩，以平公愤；二、旬邑、淳化二县，八路军遵令驻防二年之久，该专员、县长集中进驻之保安队，应请令饬迅速撤离，恢复原状，以便八路军伤兵暂住，否则请准予移往长武、邠州(彬县)二县，改划二县为八路军驻地；三、陇东之庆阳、合水、正宁、镇原县，陕北之洛川、绥德、清涧、米脂、吴堡、佳县、神木、府谷等县八路军驻防区域当地一部分党政人员视八路军部队，蜚语迭起，磨擦横生。甚者如陇东之钟专员指挥军队入侵边区，摧残民运，如临大敌，长此不已，甚非国家前途之福，虽于旬邑、淳化之驱辱伤兵情形略异，而性相同，应请通令各该地党政人员遵纪守法，重视团结，以利抗日。”蒋介石关于庆阳事件的复电称：“已电朱长官速将王师仍返防整训矣。”①关于土桥事件的复电称：“萧主任劲光：删电悉。已电陕省府制止矣。”②尽管这是搪塞的话，但却表明蒋介石对八路军的正义、合理要求予以接受和承认，庆阳、土桥事件基本得到平息。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甚嚣尘上，不断派出重兵包围、进攻陕甘宁边区，磨擦事件接踵而来。从1939年4月到1939年冬，先后两次制造了陇东事件，使陇东局势日趋恶化。
    第一次陇东事件  1939年4月8日晚，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在镇原县屯子镇召开民众大会，国民党西峰专员公署闻讯后，派出保安队夜袭开会军民，掳走八路军人员多名，抢夺长短枪多支。次日，八路军实行反击，并对镇原县城加强戒严。18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朱绍良命令驻西峰胡宗南第一六五师向镇原进攻。国民党第一六五师与保安队合谋进攻驻镇原县城的八路军，由于八路军早有察觉，致其阴谋未能得逞。陇东保安队在钟竟成指挥下，围攻镇原县城达月。4月24日，第八军区司令长官部命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听后处理。八路军第三八五旅政治部发表宣言，对西峰专员钟竟成、镇原县长邹介民制造磨擦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交还枪支，保证八路军民运工作人员安全。4月底，双方派员谈判，事态暂告平息。
    同年4月底，国民党宁县乡长方振武调集保安队700余人，对驻宁县八路军进行“夜袭”，砍杀哨兵，冲入营房。当时驻宁县八路军仅200余人，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起而自卫，伤亡严重，虽然击退了保安队的进攻，但八路军却陷入重围之中。事件发生之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为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全局，提出“请求委座(蒋介石)派遣大员，赴边区共同查明合理解决”，并派王观澜于5月7日至庆阳驿马关同兰州朱绍良长官派出的谭季纯，进行谈判，但未获结果。后虽有蒋介石的回电，声明要应予严惩，表面上是不偏不倚，但实际上推卸制造“磨擦”的罪责。6月29日，第八军区司令长官派代表与八路军代表王观澜等在庆阳签订了解决陇东事件的三项办法，议定陇东专署特务大队及各县在镇、宁两县附近保安队于7月1日撤退，镇、宁两县原状的恢复及第一六五师撤退，在双方派员监督下于7月3日实行。至此，第一次陇东事件方告结束。
    第二次陇东事件  随着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对中共政策由“政治反共为主”向“军事反共为主”的转变，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并将陕甘宁边区作为重点进攻的地区，陇东国民党顽军乘机制造了第二次陇东事件。1939年12月10日，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为了使八路军撤出宁县，命令县保安队配合胡宗南部队第九十七师一部，袭击驻宁县八路军一个营。他们事先掘好地道并将地雷埋在其中，待发动袭击时，突然引爆地雷，给八路军造成重大伤亡，营长也遭受重伤。八路军指挥战员经过两日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突围出城。14日，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率领400余人，突然袭击八路军第七七〇团驻镇原县城第二营防地。15日，胡宗南第九十七师一个步兵营与一个炮兵营为配合国民党保安队也向八路军发动进攻。八路军第七七〇团二营指战员顽强抵抗，后由于部队伤亡交大，被迫于16日退至城外。至此，宁县、镇原两县县城被国民党顽军占领。
    针对国民党顽军袭击驻宁县和镇原县八路军的行径，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分别致电西安行营主任程潜、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兼第八战区长官朱绍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要求制止事态发展，保证边区23县军民的生命安全。但国民党方面始终未予答复，磨擦事件依然不断。
    在两次陇东事件发生的同时，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也发生了旬邑、淳化事件。1939年5月24日，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一手制造了杀害八路军伤残人员的惨案。是日，八路军残废院采购员外出购物，被旬邑县国民党保安队杀害。接连发生的袭击事件，激起了八路军伤残人员的愤怒，他们派出代表前往县政府请愿，要求国民党方面惩办凶手，并保障伤残人员代表，国民党保安队开枪镇压，致9人当场死亡。与此同时，张中堂调集保安队两个团向八路军独立第一营进攻，企图围攻县城内八路军。为顾全大局，八路军独立第一营和残废院撤离旬邑县城。但在八路军撤退途中，张中堂命令保安队伏击并捕去八路军17名伤残人员，其中14名被杀害，其余3名生死未卜。旬邑县城也被占领。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于6月5日经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代表董必武转陈“委座”(蒋介石)，但是都杳无音讯。
    当时淳化县城内分别驻有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八路军保安独立第二营驻在县城南关，国民党军驻县城北关。为了逼迫八路军退出淳化县城，国民党军不断制造事端，进行种种挑衅活动，八路军保安独立第二营与其针锋相对。1940年3月下旬，胡宗南部第二十四师突然围攻八路军保安独立第二营，双方激战两天，八路军被迫撤出淳化县城，回驻旬邑马家堡。
    国民党顽固派通过一系列的磨擦事件以及军事袭击，先后侵占了边区镇原、宁县、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个区43个乡的广大地区。
    面对国民党军顽固派的猖狂挑衅，边区政府和八路军进行了一系列有效反击。在绥米地区，八路军三五九旅奉命调回边区，协同边区留守部队加强绥德警备区的防务。为了确保河防部队及警备区5县的安全，三五九旅采取攻势防御和提高人民军队权威的原则，改变过去在这个地区以顽军为主的情况，并以一部分部队分散各城镇，配合地方政权及党组织发动群众，揭露顽固分子何绍南贪赃枉法的卑鄙行径。如八路军河防部队1939年10月曾在宋家川地区，查获了国民党军运代办所运输队长高涉元等携带何绍南护照及八路军一一五师空白通行证私运大烟土去敌占区贩卖的事实，并在群众中公布。使群众认清这个既吃反共磨擦饭，又发国难财的顽固分子的丑恶嘴脸。在边区抗日军民的声讨下，何绍南自感无以立足，便在焚烧二郎山之枪弹库后向西逃窜。1940年3月，三五九旅七团二营、教导营、八团一个连组成临时兵团，沿小理河向西追击，全歼何绍南的保安七队，赶走了何绍南，为绥德警备区民众除了大害，也巩固了警备区政权。
    在陇东地区，八路军三八五旅在顽方正规军和地方武装联合进攻下，虽然被夺去了两城，但是坚持了自卫的原则立场，采取了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给来犯者以坚决还击，使陇东分区6个县的行政得到统一，并在庆阳、合水、镇原3县重新建立了民主政权，公布了民主施政方针，使陇东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在关中分区，八路军收复了马栏镇(后为关中分区专员公署的所在地)等。与此同时，赶走了边区境内各县由国民党派驻的“县长”，任命了边区的新县长，结束了“双重政权”的局面，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各级政权得到了巩固。
    ①1939年4月7日延安《新中华报》。
    ②1939年4月7日延安《新中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