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根据地的进攻

    
    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抗战期间特别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企图以武力削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这就成了国共两党磨擦事件迭起的原因。蒋介石的这种做法，连美国当局也表示不同意，当时“美国顾问柯里建议蒋不要采用武力去解决‘问题’，而是效仿‘罗斯福的先例’，创导开明的经济改革以缓和来自左派或右派的要求”，“不幸的是，蒋介石看来对于采取这样的方针不感兴趣，相反他几乎本能地认为宁可加强镇压来消灭敌手”。①
    国民党在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后，又确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此后，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甘肃镇原事件、陕西旬邑事件、山东博山惨案、河北深县惨案、湖南平江惨案、河南确山惨案等接踵而至。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毛泽东年初已提出反磨擦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共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局面。可是，顽固派却视中共的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400多人。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共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于是，毛泽东号召全党做好一切准备，适时、坚决的反抗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但同时又告诫全党要认识到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团结抗日。
    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反磨擦斗争是从反击张荫梧的进攻开始的。8月15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等并报告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8月24日一举将张部大部歼灭，27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撤职查办，这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9月16日，毛泽东在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表示：在大敌当前时，国共两党一定要共同合作，反对分裂，如果国民党欺人太甚，就要进行必要的自卫反击。毛泽东这种从民族大义和两党团结大局出发的正确态度，博得国民党内爱国人士与广大人民的赞许。
    但是，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活动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地区是除陕甘宁边区外，还有山西和河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这次反共高潮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削弱以致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的敌后控制权。同时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地区的军事磨擦，共产党也进行了必要的自卫反击。
    山西是华北地区八路军反磨擦的重点区域。抗战初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在前线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共建抗日民主政权，队伍迅速扩大，获得人民的拥护。但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却不能容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他一面秘密勾结日军，一面积极策划攻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他借口“反攻”，污蔑新军“叛变”，首先调集重兵围攻驻守晋西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等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杀害抗日干部及八路军后方伤病员共200余人。与此同时，阎锡山所属的孙楚部联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攻活动在晋西南的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和八路军，摧毁沁水、阳城等7个县城的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抓捕1000余人，还策动决死队第三纵队内的反动军官胁迫3个多团暴乱反共。随后，阎锡山又令赵承绶部在晋西北向决死队第四纵队和暂一师进攻。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二纵队以及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对阎锡山部进行反击后转至晋西北地区。1940年1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和新军部队在临县向赵承绶部发起反击，歼其一部，赵弃城逃跑。2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进一步肃清顽固势力，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在晋东南，八路军利用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取守势，集中力量打击阎军最反动的孙楚部。1940年1月，八路军第三八六旅和特务团进入太岳地区，随后，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和独立支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榆社地区歼灭部分阎军，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
    打退阎锡山部的军事进攻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和平解决两军冲突。194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向阎锡山说明中共关于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护抗日的主张。4月初，阎锡山在反共失败、自身削弱，又深恐蒋介石的力量乘隙而入的情况下，遂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双方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
    太行山地区的反磨擦是斗争的高潮。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磨擦。为了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先后到冀西同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谈判，申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告他们以大局为重，停止磨擦，一致对敌。但朱怀冰置若罔闻，命令所部向平汉路以西的游击纵队大举进攻。1940年1月，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这两次进攻都被击退。2月，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再次从平汉路东西两侧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其矛头指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被迫自卫还击，于二三月间先后发动冀南战役和卫东战役，歼灭石友三军大部。3月5日，八路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发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消灭朱怀冰部及其主力两个师的大部。在斗争中，八路军坚持自卫原则，力争国民党其他部队保持中立，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石友三部，从而得以迅速粉碎朱、石两部的进攻，巩固了太行、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5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朱德到河南洛阳，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晤，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卫立煌表示不主张进行反共的武装磨擦。双方商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并作出周密的部署，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密谋，取得国内各界的同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①[美]迈克尔·谢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