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一些调整。在军事上，日军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日本侵华的战略和策略的调整，也对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称：“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对中共“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要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并着力推进防共措施和政策的制定。会后，国民党先后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置异党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共党活动联络办法》等文件，企图限制、削弱、取消或吞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各抗日根据地；诬蔑陕甘宁边区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存在；晋察冀边区各抗日民主政权“与国家整个行政体制不合”，“应遵令撤销”，禁止共产党在国统区进行抗日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取缔中共办的报纸、杂志、书店等。文件还提出对共产党“中央可示宽大，地方务须谨严，下级积极斗争”；规定由“党部负斗争责任，政府处调和地位，军队则为后盾”；要求“尽量利用民众”，“加强特务工作”，“利用共党内部派别矛盾与思想斗争”打击共产党。并决定“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往冀、鲁，以“限共党之发展”。同时在沦陷区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的政策来破坏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工作。
    在舆论宣传方面，1939年7月19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制定《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该表列入“谬误名词”不能再使用的有“制造磨擦”、“边区政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亲日派”、“抗日八路军”、“抗日政权”、“争取民主”、“民族失败主义”等等；列入谬误名词应改正者有40多个，如“拥护抗战到底”不能说，要说“拥护抗战国策”；不许讲“拥护抗日的政府”，只准讲“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抗日的领袖”也要变为“拥护领袖”；“国共合作”、“联合各党各派”改为“全国精诚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战线”改为“集中抗战力量”；“边区”、“特区”、“抗日根据地”、“陕北圣地”一律改为省名或地名。①
    1939年5月，蒋介石开始在其统治区大规模的开展“精神总动员运动”，要求“意志集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1940年3月上旬，又亲自主持召开国民党“巨头会议”，商讨一面抗日，一面剿共的“两面作战”的计策。这种既坚持抗战，又同日本侵略者谋求妥协；既不放弃国共合作，又推行反共政策的两面政策，成为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政治上的基本特点，也标志着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即由抗战开始阶段的比较积极抗战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由此导致国共两党磨擦的加剧。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8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085—60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