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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制度

栗洪武


    一、两小时的学习制度
    在前方部队中实行了两小时学习制度的,有晋察冀军区及三五九旅。晋察冀军区之所以能够实行这个制度,是因为那里的环境比较安定,且因为他们建立了集体的一定时间的办公制度及学习制度。但如果在战争紧张情况中,则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便不可能。此外,即使在驻军环境中,连队干部也常常不能保证两小时的学习制度。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缺乏教育干部的帮助;其二为干部不善于挤时间,而忙于日常工作。
    二、学习小组的编制
    在部队中,干部学习组织的编制,一般的按师、旅级,团、营级及连、排级编成甲、乙、丙三类小组。在这一般的标准下,还可以有部分的变通。例如晋察冀军区,让乙类中之程度较高者参加甲类学习,丙类中较高的干部参加乙类学习,这样便大大提高了学习的情绪,克服了因水平不一而对学习不感觉兴趣的现象。
    此外,在晋察冀军区,干部识字也编成小组进行。“干部文化水平是极不平衡的。为了提高工农干部和老干部的文化水平,我们把识字很少的干部编成干部识字组,一般的以营为单位,由营教导员指定专人负责上课(在一分区有以连为单位的,但成绩不好)”。
    小组长的产生,有的部队系指定(晋察冀军区),有的是选举(一二〇师)。不管指定与选举,都必须具备这些条件,即是政治水平较高、学习积极、最负责的组员担任,对于学习才有帮助。
    三、组织上的领导
    部队中的在职干部教育总的领导属于八路军总政宣传部。不过在华北,部队中的领导是不一致的,有的属于政治部的宣传部(如晋察冀军区),有的则属于政治部的组织部(一二〇师),而以属于政治部的宣传部为多。晋察冀军区的政治部下,最近设有干部教育部,分区则设干部教育科,团设干部教育股,营以下设营教导员、连指导员,管理在职干部学习。
    各级宣传部对干部教育有如下的分工:
    师政治部宣传教育部,是确定较长期间的全盘政治文化教育计划,供给临时的补助材料,定期地检查与总结全师的在职干部学习,领导师旅的在职干部教育,训练与培养宣传教育工作的干部。
    团政治处宣传教育股,根据师政治部的计划,定出每周的教育进度,帮助连队提高教育的能力,领导营、团在职干部的学习,以及经常进行全团政治教育的检查与测验等。
    连队的政治指导员与教员,则负责实施团政治处的计划,组织学习,进行上课,并采取各种办法使教育深入。
    此外,旅政治部的宣传教育科及营的政治教导员,在一般的情形下,它是承上启下的,依照上级的教育计划,进行督促检查。但在特殊情形下,如战争时或部队分散时,在领导政治教育上来说,旅应负起师的责任,而营应负起团的责任;尤其是连排在职干部的教育,主要是依靠营来进行。因此,营除设教导员外,还应有一个干部教育干事(见《中国文化》第一卷四期)。
    大部分部队中的在职干部学习,还须大大地加强组织上的领导。晋察冀军区在这个方面做得好,在学习开始时曾经广泛而深入地动员过,负责干部并以身作则地学习,造成了普遍的学习热潮,提高了学习情绪。他们又经常进行自上而下的检查,在教育计划发下以后的一个时期,由军区宣传教育部暨巡视团、分区宣传教育科暨巡视组、团宣传股、营教导员及政治教员直接到下面检查,因此,他们那里的干部学习有成绩(“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两年来宣传教育工作总结”)。
    四、教员和指导员
    “在职干部教育需要有一定的指导人或教员,这种人需要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在部队中固然不缺乏上述人才,但他们多半是担任着许多工作,对干部学习的帮助缺乏时间,因之教员缺乏,成为教育工作的严重问题。一二〇师虽然计划来培养一批教员,但仍只能部分地解决,整个部队还需要很多的教员”。
    “负责教育工作的干部,亦感缺乏,一二〇师尚未建立干部教育的行政组织。晋察冀军区部队之干部教育科(股)亦因缺乏干部而由主任或宣传科(股)长兼任。此种缺乏,影响部队教育工作的开展极大”(“总政考察团北线部队工作总结报告”)。
    在部队中教员的缺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部队如此,而且是各部队都如此。尤其是连排的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低,学习多采取讲授的方式,他们更需要教员;可是这部分教员既缺乏,质量又差。文化教员,也多很差。在部队中一般教政治课的多是干部,教文化课的多是些小学生,间或有少数的中学生。这些小先生既缺乏革命的常识,更没有教书的经验,兼之文化水平又差,因此常常把字义解释错了,或者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去解释字义。如将“抗战”,解释成为“抗”即是抗战的意思;而抗战,即是抗战了的意思。解释如此,举例亦多不当,读音不正确,更是普遍的毛病。
    晋察冀的识字小组,由营教导员指定专人负责上课,“但大多数由营部文书负责,且过去识字教育准备会(计划与研究识字教育的教员准备会议)没有建立起来。因之,这一工作是不十分健全的,甚至可以说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如三团三中队的文化教员(文书)将‘妥协’解释为‘妥妥当当的协定’,同时上课的纪律也不甚好,因为是文书作教员,对于干部不好太严,而文书本人又不便督促。这样的教员实不能胜任,但是因为教员的缺乏,又不得不将就。抗战以来,虽然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涌进了党领导下的部队,对于文化教育工作的帮助不少,但仍然感觉十分缺乏。不仅教员如此,其他教育干部也同样缺乏”。
    “至于指导员制度,在部队中可以说普遍的没有建立起来,只有晋察冀军区营团一级的干部学习小组有类似这样的制度。由上级指定专人参加各小组的讨论会,帮助领导、督促和检查小组的学习”(“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两年来宣传工作总结”)。这一制度的实行曾给了营团一级的小组学习以很大的帮助与推动。同时,经验证明了这个制度是正确的,但并未普遍到战斗部队中去。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栗洪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