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育计划

    一般地讲，部队中的在职干部教育主要的是在驻守和休整期间进行的。在部队的开动和作战时虽有可能进行教育，但是十分困难。因此，部队的完整的教育计划，只能在部队的驻守和休整期间实施，而在开动和作战时则很少可能，至多只能进行临时性的教育，即前方部队所谓的“机会教育”。
    教育的计划，所有部队是一致的，多是根据下列的原则规定的：
    第一，基本的政治教育与时事政治问题的教育联系起来。
    第二，政治理论的教育与实际行动的教育联系起来。
    第三，提高文化教育，加强识字运动与普及文化知识(《军政杂志》七期“抗战以来八路军宣传工作的检讨”)。
    但由于上述的方针和原则提出得较迟，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部队中的实际教育计划多是偏重于临时性的政治问题，而缺少有系统的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这可由下列课目中见之：
    部队中所选学的课目和教材，一般有这样几种：
    关于一般理论的：
    “什么是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概论”；
    “列宁主义初步”(《抗敌报》社编)；
    “哲学提纲”；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社会科学概论”；
    “政治常识”。
    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英勇奋斗的十五年”；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
    “党的建设”；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关于时事政治和军事问题：
    “毛泽东同志苏区党代表大会报告提纲”；
    “毛泽东同志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对新华社记者谈话”；
    “胡服同志关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
    “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
    “日寇侵略中国的新阶段”；
    “关于抗战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任务”；
    “晋西北统一战线与反磨擦”；
    “关于我军自动退出武汉与坚持长期抗战”；
    “我们对于三期抗战的意见”；
    “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目前形势与任务”；
    “现阶段抗战形势与方针”；
    “中央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
    “群众工作八个基本原则”；
    “群众工作基本政策”；
    “配合边区群众保卫边区”；
    “肃清托派”；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游击战争中的基本政策”；
    “进行持久战的先决条件”；
    “怎样进行持久战”；
    “连队政治工作”；
    “独立性与警觉性”；
    “论持久战”；
    “论新阶段”；
    “战时政治工作的讲授提纲”。
    上述系综合各部队所学的课目，如果分开来看，即可以看出各部队中所学的课程，是时事政治教育多过于系统理论的教育。现在举晋察冀军区的例子来看：
    晋察冀军区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一九三九年十月，统计各级所学的课目如下：
    分区一级：
    “论持久战”；
    “论新阶段”；
    “列宁主义与共产主义”。
    营团一级：
    “反汉奸托派讨论提纲”；
    “党的建设”；
    “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总结”；
    “我们对于保卫大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
    “论持久战”；
    “论新阶段”；
    “列宁主义讨论提纲”；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连一级：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
    “干部问题”；
    “目前政治形势与任务”。
    二月份：
    “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国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三月份：
    “反贪污腐化堕落现象”。
    四月份：
    “反汉奸托派讨论提纲”。
    五月份：
    “关于全国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方针报告提纲”。
    六月份：
    “党的建设问答”。
    七月份：
    “党的建设问答”。
    八月份：
    “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九月份：
    “我们时于保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
    十月份：
    “配合边区群众坚持游击战争，争取最后驱逐和消灭敌人，保卫边区”。
    十一月份：
    “关于我军自动退出武汉与坚持长期抗战”。
    十二月份：
    “论持久战讨论提纲”(军区编的)。
    一九三九年一月份：
    “论持久战讨论提纲”(军区编的)。
    二月份：
    “论新阶段讨论提纲”(军区编的)。
    三月份：
    “论新阶段讨论提纲”(军区编的)。
    四月份：
    “华北抗战新形势与坚持边区抗战讨论提纲”。
    五月份：
    “政治常识”。
    六月份：
    “政治常识”。
    七月份：
    “目前抗战形势与任务讨论提纲”。
    八月份：
    “目前抗战形势与任务讨论提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九月份：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十月份：
    “战时政治工作”。
    由上表的课程看来，各级部队中的政治课之配备，是以时事政治问题为最多，约占总课程三分之二强；同时愈是下级，一般理论的问题则愈少。更可看出，一般理论问题学习，缺少系统和计划性，多是断续地去学习。如一九三八年一月学习“干部问题”，至六月才又学“党建”，中间空了五六个月；“党建”学了两个月，又停止了。这说明“有计划地、有系统地、按部就班地进行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做的极其不够。一般的宣传工作，多只注意在时事问题上面(自然这是很重要)，而忽视理论水平的提高”(《军政杂志》七期“抗战以来宣传工作检讨”)。
    晋察冀军区尚且如此，其他如一二〇师、平西部队等经常流动与极其分散的，就会更逊一筹。
    不过，一九三九年年底，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及一九四〇年晋察冀军区和一二〇师，都提出加强干部的阶级教育及有系统的理论教育，并规定：一般的旅、师或军区一级学习联共历史、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营团一级学习列宁主义、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联共历史、党的建设；排连一级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政治常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和党的建设；同时，各级都把时事政治问题定为必修课目。
    至于文化教育计划，除去识字外，还要学习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的知识。
    今天在八路军的部队中，能看书报的排以上的干部约占百分之七五点九九，就是说在五千干部当中还有一千二百个干部不能看书报，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根据不完全的材料所作的平均统计。如果以一二〇师的干部作例子，其文化水平则有如下的百分比：
    依上表，一二〇师全师干部中读过书的只占百分之五十七，可是在这个数目中，能够写报告的，据说也只占一半(即约占能读书报的干部的百分之五十)。这说明部队中消灭文盲的工作，还是顶重要的工作。关于教材，总政治部华北考察团北线部队工作总结的报告中这样说：“学习材料之缺乏，为敌后部队之严重问题。晋察冀军区尚能自行用铅印、石印翻印许多材料，且部队较为集中，材料易于分配。一二〇师冀中部队分散流动，处于敌人远后方，加以交通不便，且很少得到后方出版之文件书籍，营连级几乎半年看不到后方书籍文件。一二〇师直至一九四〇年四月所收到的后方文件数目，仍为抗战开始时所发之数目，现在部队扩大到六倍以上，平均每团只能分到后方出版之文件书籍一份至二份，有时一份仍得不到。因此，学习材料缺乏，影响干部之学习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