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建设的制度创新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建设是在“抗战教育”方针指引下，结合革命斗争和生产需要以及边区实际而创立的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它虽然对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建设有一定的继承性，但是在其基础上又有很大程度的创新，同时它又不同于传统的封建教育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一、教育体系的创新
    陕甘宁边区教育体系的创新，即改变以往旧时代的教育制度，提出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育方针，建立多类型、多层次的抗日教育新体系，改革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学校体系，创立了适应革命战争需要和农村环境的抗日教育新体系。
    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体系，分为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两大方面。在干部教育方面，主要采取两种办学形式：一种是创建干部学校，当时把高等学校(培养高级干部)、中等学校(培养中级干部)及各种培训班、高级小学(培养初级干部)概称为干部学校教育；另一种是加强在职干部的学习和训练。初级小学、中学及各种民众教育组织属于群众教育的范畴。边区从实际出发确立教育的重点，贯彻“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方针，在干部教育中，又把在职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这是边区在教育体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独创结构，它带有较为明显的战时特点。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干部教育为重点，发展起来各级各类教育，其建设为抗日教育体系的建立积累了经验，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体系是在其基础上的一种改革和创新。
    干部教育之所以重于群众教育，因为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只有首先提高了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才能通过他们去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只有培养出大批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各方面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才能依靠他们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因此，教育建设必须首先承担起培养和提高干部的任务。而在革命干部的培养中，在职干部的提高又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这是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都在工作岗位上，而当时又不可能举办很多干部学校抽调他们进行学习。因此，必须进行在职培养，这就需要把在职干部教育放在干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
    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之所以重于儿童教育，是因为“农村中的成人，是目前紧张的战争与生产任务的首要担负者，他们的教育虽不免有种种困难，但他们提高一步，战争与生产即可提高一步，正如立竿见影，不像儿童受了教育，其应用尚有若干限制”①。根据地成人是紧张的战争与生产任务的直接承担者，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对保证战争与生产任务的完成有着更直接更现实的意义。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如果不首先集中办好干部和成人的教育，就会使革命的力量受到削弱，这样一切事业包括儿童教育都失去了保证。相反，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办好了，就可以大大促进革命斗争的胜利。事实上，当这个政策贯彻实行后，“不仅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了，儿童教育同样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②。
    陕甘宁边区教育体系的战时特点明显，与以往的教育体系都有所不同。战时边区的高级教育和中、初级教育并非一脉相承，高等学校和中等院校都是为培养抗战所需的各类人才而设，主要针对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学员；中学同时也担负提高现任干部和培养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中学毕业生大多一毕业就参加工作，升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的极少；甚至小学毕业生能够升入中学继续学习的可能性也比较小。这充分体现了教育为抗战和建设服务的特点。
    二、办学思路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先后提出要将工农大众作为教育对象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尤其是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曾经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工农教育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和革命的需要，在局部执政的陕甘宁边区制定了一系列抗日教育政策，为群众办教育、发动群众办教育办学思路在边区得到了实践。
    第一，为群众办教育。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国防教育的对象是广大群众”，“不应以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为限，应该扩大到群众全体”。教育要负担起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的任务，就不应该把教育只限于2%的入学青年，而忘记了98%的广大群众。1941年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全体人民(不分性别、阶级、党派、信仰)，而不是人民的一部分……”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要首先解决农民的教育问题。“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③
    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真正把工农大众放在主人翁地位，把发展文化教育作为实现广大工农群众彻底解放的重要条件。从这一宗旨出发，边区政府从教育指导思想的确立、方针政策的制定，到方式方法的实施，都尽可能地为广大工农群众接受教育创造条件、提供机会。边区政府设教育厅，分区专署及各县政府均设教育科，区政府设教育助理员，乡政府设文化主任，各级领导机关通过定期的会议、报告、指示、巡视、检查等制度，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边区政府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还专门拨出一定数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发展教育。1939年边区财政支出中，军费占54.65%，生产建设费用占16.75%，行政费用占1.56%，教育费用占7.53%。④到1945年，教育经费已高达财政支出的25%，当时边区政府财政厅在《经费供给工作经验的简单总结》中指出：“在目前的中国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政权能像今天边区政府这样，用它经费的25%以上的钱来从事教育事业。”这充分说明边区政府对发展人民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第二，发动群众办教育。既把群众当做教育的对象，又作为实践的主体，发动群众办教育是陕甘宁边区在文化教育建设中的一个创举。抗战时期，边区虽然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但由于条件艰苦，各种资源有限，完全依靠政府力量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还有相当困难。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动员各种力量办教育就成了教育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对此有过专门阐述：“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⑤1942年边区政府为调动群众办教育的积极性，从边区实际出发，提出了“民办公助”的方针，实行民办与公办并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实行多渠道办学。
    民办教育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小学教育为主的民办村学；另一种是以群众教育为主的社会教育，如冬学、夜校等，它们的特点集中表现为群众性、灵活性、普及性：一是适合边区农村群众居住分散的环境，如民办村学就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校址，聘请群众自己信任的教师，方便学生就近上学，减轻家庭负担；二是学制灵活，可以实行全日制，也可以实行半日制，农闲时多学，农忙时放假；三是学习内容密切联系实际，与生产生活相结合，很受群众欢迎。这种民办村学既是学校教育形式，也是社会教育形式，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了起来。政府对群众办学加以指导，经费上给予适当补助，鼓励群众办学，真正体现了“民办公助”的方针，从而调动了群众办教育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由于边区政府充分调动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不仅加速了民办教育的发展，也推动了公办教育质量的提高。公办教育培养出大批有用人才输送到社会，又促进了民办教育的发展，这样就使边区教育事业呈现出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三，以群众的需要与自愿为原则。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获得了较大发展，群众教育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但是在教育工作中曾一度出现以主观想象代替群众需要，以教条式的照搬照抄代替群众意愿的偏向，出现了脱离实际的“正规化”、片面强调实施普遍免费义务教育制度、教学内容不适合农村需要等错误。对此，毛泽东在边区文教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而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另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⑥边区教育以群众需要与自愿为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克服了以前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在教学方法上也摸索出许多成功的经验：如把群众的具体需要作为教学的出发点，群众要学什么就教什么；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干什么就以什么为教材教什么；程度不同采取不同的教材和教法，循序渐进，逐步提高；不拘泥于教材，教学方法灵活多样等。实践证明，只有以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为原则，才能找到发展群众教育事业的正确途径。
    三、教学模式的创新
    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既不同于封建专制教育，也不同于资产阶级教育。它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也有所区别，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在教育战线以至整个边区，逐步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学风，即实事求是的学风。”⑦为了使边区教育适合于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建立了一套新的学制和课程，自编了新的教材，改进了教学方法，形成了一套新的教学模式。
    第一，学制改革。为了适应变化的战争形势和边区建设以及群众需要等复杂情况，陕甘宁边区学校的类型、学生的入学条件以及各级学校之间的互相衔接，并不要求整齐划一，在学制年限上也没有强硬的规定。干部学校是半年至一年；中学、师范先是两年，后延长至三年；初小为三年，完小为五年。在一个学校的内部，各个班级因学员情况和培训目标的不同，学习时问也长短不一。民众教育机动、灵活性更强，结合群众生产时间忙闲，采取冬学、半日制学校、夜校、星期学校、巡回学校、短期培训班等多种形式。
    第二，少而精的课程教材。根据陕甘宁边区教育方针的指导，边区教育在内容上一方面重视基础知识课程；另一方面从坚持抗战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抗战的国防教育为中心，并且将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真正实现了教学中的政治性、知识性和实用性的一体化。由于学员学习时间较短，带有很大的速成性，因此，在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的安排上，必须少而精。在学习目的上，强调做什么学什么，急用的先学，不急用的后学；在学习内容上，重点学习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结晶，而不是无选择的什么都学。当然，各校课程的开设是与具体的培养任务相结合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并非强求一律不变，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也随之发生改变。
    陕甘宁边区干部教育的显著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求通俗化、具体化，在课程设置上选择最必需、最主要的课程，不求百货商店式样样俱全，力求少而精。这种做法对于保证学员在有限时间里掌握最基本的理论知识，提高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尽快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起到了重要作用。民众教育注意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生产知识及技能，在支持和配合边区各项建设方面成效显著。在普通教育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所创办的学校中都十分注重政治教育，在课程上各科均有抗战方面的材料，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以及抗战的基本技能都有重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边区中小学十分重视基础课的教育，“即使是在战争最艰苦的环境中，基础知识课程所占的课时比例仍在三分之二左右。其中国文课，又为各基础课程中最重要者，课时最多，占了全部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⑧这种在国民教育中重视基础知识的做法具有长远意义。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施教育政策的一个原则。
    首先，不仅在不同地区施以不同的具体政策，而且还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施以不同的教学方式，根据实际需要增删教学内容，这就避免了实施抗战教育政策采取同一模式、同一速度、整齐划一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实施抗战教育政策的过程中，许多青年学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们有的深入到乡村发动民众；有的上街张贴标语，进行抗战宣传和鼓动工作；有的成为“小先生”，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教给别人……这些使他们把在学习中所接受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其次，注重因材施教。如教育小学生要热爱人民，联系群众，爱护群众，热爱劳动，尊老爱幼，忠诚老实等。这些教学生做人、培养学生优良道德品质和作风的内容符合小学生的实际。在干部教育中，则重视理论的学习，教育学生用学到的理论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并且把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此来提高工作能力。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切实提高理论水平的有效途径。
    再次，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陕甘宁边区教育建设提倡学以致用，注重把书本知识和边区生产实际结合起来，如“所有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师生，无论在平时或大生产运动中，都是边学习理论，边从事生产劳动的，这正是教育紧密联系生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体现”⑨。教育与劳动打成一片、教育与生产取得联系、发展生产扩大学校、以生产养学校、用劳动换智慧……这些不仅促使边区教育建设在困难的条件下蓬勃发展，而且广大师生在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取得了思想、学习、生产三丰收。
    第四，民主的教学方法。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民主气氛十分浓厚，反映在教学方法上是充分发扬民主精神。教师有讲学研究自由，不同意见可以互相争论，互相批评；学生对教师的教学也可以提出意见和批评。学生尊重教师，教师爱护学生，师生共同生活，共同学习，一同探讨真理，这种团结友爱的师生关系是进行民主教学的重要前提。
    在具体教学方法上，边区各类学校都注重启发和研究讨论，反对教师对学生机械地灌输。教师讲课，主要是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主动学习，提倡争论研究。学生有疑难问题，教师总是启发引导帮助学生自己去解决。“我们对学生思想中存在的问题不是采取压制的办法，而是采取引导的办法，是通过民主讨论的教育方法来解决的。用民主讨论和科学分析的方法对青年进行教育，更有成效，更适合青年的特点……也只有引导他们畅所欲言，自由讨论，独立思考，激发其探求真理的科学民主精神，并养成这一好的学风，才能收到好的教育效果。”⑩政治、国文、历史等课多采取座谈、问答、讨论等方式进行，学生对所讲内容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经过大家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系统的回答。有的问题师生反复争论，得不到统一的意见，那就留在以后逐步解决，或在实践中解决。用这种方法学知识，既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学得牢靠，理解得深刻。
    四、管理制度的创新
    教育经费的筹措及管理。为解决教育经费的问题，边区在教育投资体制上实行公办、民办公助和民办相结合的政策，对民间兴办教育者予以鼓励。1943年以前，边区国民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各县单独筹措。1939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教育经费筹措暂行办法》和《陕甘宁边区各县教育经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各县教育经费的四种来源：一是各县原已确定为教产(包括土地、房屋、林业、牲畜等)及教育基金的常年花利收益；二是买卖婚姻、赌博、缠足的没收款及罚款；三是学校自行生产的收益；四是在自愿原则下，向人民劝募的学款。如原无教产者，得以下列办法建立：(1)原有各县县政府所管有的公田，拨归教产；(2)尚未分配的荒地或熟地，全部或部分拨归教产；(3)原属神庙产，人民自愿拨归教产；(4)一姓或数姓所有的社坟地，在一姓或数姓同意下，归为学田。(11)
    各县教育经费，由各县政府第二科保管，第三科支配，由教育经费委员会审核，教育厅批准。各县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以五人组成，以县长为主任，第三科科长为副主任。教育经费委员会的主要职权是规定应募教育经费的数量；计划与推动筹募教育经费事宜；计划改善教产保管及扩充教产；审核全县教育经费的支配。各县根据《陕甘宁边区各县教育经费筹措暂行办法》所得的教育经费，“不得移作其他用途”。(12)
    1941年12月17日，边区政府再次发出《陕甘宁边区各县教育经费暂行条例》，1941年12月27日公布《陕甘宁边区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重申了1939年颁布的两个法令，并指出，“各县属于教育经费之资产，县政府应切实负责保障不被侵占，对教育经费之开支，应负责保证不被拖欠或亏缺”，若是“政府不得已收用教育资产时，应按时值另行抵偿”。(13)从1943年起，各县教育经费归县政府统筹统支，属于县事业费的一种。
    民众教育的费用基本采取自筹方式，政府号召一般在不搞平均摊派和强迫的情况下，尽量争取由群众自筹。有些地区依靠学员做生意、开荒种地所得收入来维持教育的正常进行。当办学费用无法自给时，由边区教育厅予以补贴。补贴的原则是根据各地经济条件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措施。
    师资队伍的建设。为了解决边区教员严重匮乏的问题，保证教学工作顺利进行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边区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重视知识分子。政治上信任他们，工作上放手使用，改善教员生活，提高教员工资。群众帮助当地教员解决家庭困难，消除教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全心全意从事教育事业；第二，发动全体教员边教边学，重视以老带新，抓紧对青年教员的培养。如抗大通过每周一次的“教育准备会”，检查教学中的优缺点，提出改进的办法；第三，组织有教学能力的行政领导任课，各校也互聘教员授课，一些学校还利用在延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聘请中央及各部门的领导同志来校授课、作报告或讲演；第四，民众教育教师由学校教员兼任，他们既是学校教师，又教冬学、夜校、识字班；同时还配合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成为农村文化运动、卫生运动的宣传者和推动者，成为政府各项工作的得力助手；第五，调动旧知识分子和旧艺人的积极性，充分利用民间旧的文艺形式，为边区的教育工作服务，如秧歌、社火、民歌、小调、曲子、说书、说故事、拉洋片、皮影戏、赶庙会、黑板报等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活动，都是当时群众教育工作中广泛使用的形式。在教育战线上，这些措施有效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使边区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发展教育事业。
    建立科学有效的民主管理机制。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与边区的民主政治相协调的，实施的是民主的管理。边区政府教育厅有关章程上规定学校必须建立校务会议、教导会议、事务会议、全校教职员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这些会议都有师生代表参加，学校一切重大事件均由会议研究决定，师生参与学校管理，提高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学校管理机构在师生的关怀支持下高效率地运转。学校行政组织精干，大都是校长一人，教务主任一人，总务主任一人，训育主任一人，教员一人可以兼几门课，校长、主任都兼课，其他人员很少。各学校组织机构精干，办事效率高，群众威信好。
    在学生中，实行的是学生自己管理的民主生活，既有严明的纪律要求，又有发扬民主的组织措施。学生选举能为集体服务的品学兼优的同学担任民先队、学生会及其他学生组织的负责人。他们组织学生的各种活动，并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在民主生活的熏陶下，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思想和民主作风。
    科学的教学计划和严格的检查督导制度。制订和执行科学的教学计划是教学管理的核心。边区的各级学校为了使教学计划更切合学员实际，通过召开调查会和个别谈话等方式征集学员意见，然后由教务处牵头，吸收各方代表，组成学习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教学计划的拟订。计划拟订后，再向师生员工传达解释，使教员深刻了解教学计划的内容和它的重要性，以提高全体工作人员执行教学计划的积极性与自觉性。教学计划确定以后，边区学校还建立会议、汇报、报告、检查和总结等制度。学校各级领导通过平时考核、定期测验及听课等方式，及时检查、督促教学计划和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以保证教学工作达到预期的目标。
    ①1944年3月2日《解放日报》。
    ②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科所：《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页。
    ④参见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101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1013页。
    ⑦刘端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
    ⑧刘端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⑨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⑩刘端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
    (11)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页。
    (12)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页。
    (1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