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建设的历史意义

    
    一、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及新中国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抗战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民族、民主意识增强，抗日的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成立都有重要意义。
    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民主意识和政治觉悟。在中国，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被极大地压制和挫伤，“不谈政治”成为人们普遍认可与遵循的价值取向。但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只有动员和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阶层、团体共同抗日，才能取得胜利。为此，边区教育坚持为抗战服务的原则，目标之一便是“提高大众民族觉悟，动员群众参加抗战”①。所学课程中，政治课“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抗战、国际形势和边区的民主建设等为中心”②。通过各种教育，边区广大民众对全民族抗战有了明确的认识，抗战热情空前高涨，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中。
    抗战时期，整个边区先后有三万青年参加八路军，被誉为八路军的出生地。此外，边区政府还承担了八路军大部分重伤病员的医疗任务，先后安置伤病退伍军人1.15万名，优抚抗日军人十多万人，解除了前方抗日将士的后顾之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③抗战初期，在陕甘宁边区的中共中央及地方党政军机关的非生产人员约有4.5万人，后增加到十万人以上，最多时约为12万人，占边区总人口的8%左右。由于外援断绝，供给全靠边区。以吃粮为例，十万人每年需要20多万石粮食。据1941年到1948年5月统计，边区共征集公粮83.5万余石，同时还向前方运送粮食及其他物资。这种在提高民众自尊心、自信心基础上激发出来的强烈的爱国热情、不屈的战斗意志、坚韧的吃苦精神，成为军民坚持持久抗战、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以劣胜优”的重要精神武器。当年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说：“边区的劳动人民使我看到了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的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书中曾写道：“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醒，它的能量是无穷尽的。”边区人民的力量被唤醒，不能不归功于教育的伟大作用。
    提高了民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培养了大批抗战和建设人才。通过大力发展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与办民校、夜校、识字班等民众教育，边区人民的文化程度得到普遍提高，文盲比例大大降低，抗战和建设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得到增长。除此以外，边区还培养了一大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高、中级干部。抗战期间，仅延安的20多所干部学校就培养专业干部四万多人，整个边区向全国各抗日战场和根据地输送受过培训的各类干部达十万多人，他们分别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战线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一些以前没有文化或识字很少的干部，经过培训学习，不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了政治觉悟，而且也具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提高。总之，通过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边区干部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掌握了相关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的政治理论素质、专业文化水平明显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各条战线上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
    教育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使边区成为模范的民主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示范区”。
    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及生产技能，促进了边区政治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边区不论从基层干部到广大民众，还是从青年到儿童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文化水平。基层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和大批新干部的培养，充实了边区各级基层组织，促进了边区各项建设的发展。民众教育坚持为生产服务的方向，以生产教育为经常性内容，向群众介绍生产发展状态，传授生产知识和经验，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方式，即由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逐步变为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人民群众开始排除靠天吃饭、靠神种田的思想，逐步养成了科学种田的习惯。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抗日战争。此外，民众教育还积极配合边区政府各阶段的工作中心，开展增产节约、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三三制”、大生产运动等方面的教育，以及民主选举制度的宣传。广大民众积极投身于各项建设中，使陕甘宁边区的各项事业得以迅速开展，并收到了实际成效。
    学校的生产自给支持了边区建设。边区各级各类学校都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放在重要地位，这是边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标决定的，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区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所必须强调的。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支援长期抗战的方针政策，“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④。由于日、伪、顽对边区的封锁，边区曾经出现过非常严重的情况，边区的学校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普遍投入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养猪喂羊，纺棉织布，打窑修房。师生用自己的双手，解决学校的吃饭、住宿、服装、用具等问题，减少了政府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1939年边区机关学校开荒113，400余亩，生产粮食13，000余石，达到部分自给，仅边区中学一所学校，就开荒近2，000亩，生产谷米等200多石，还生产了几万斤南瓜。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高校也都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方针，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自己的生活，支持边区建设和长期抗战。
    三、通过教育建设使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深入人心
    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深入人心，政权得到认同，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学校作为教育的主要场所，是正式的、有效的、重要的政治社会化媒体。它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课程安排和无意的偶然的学校生活经验将政治意识、兴趣与信仰教给学生，以支持、扩大在家庭教育环境中所建立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并培养出新的政治取向。⑤正是由于教育这一特殊功能，中国共产党自从落脚西北伊始，便非常注重教育建设，通过各级各类教育，把一些新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民族和国家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奋斗目标灌输给民众，以此来提高民众的民族民主觉悟，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
    “农村中所有学校，不仅有了儿童教育、社会教育的中心，而且有了政治与文化活动的中心。有了政治与文化活动的中心，就便于政权的建设，就便于政权的巩固”⑥。战时儿童教育是一项不可忽视的政治工作，因为儿童在接受有计划的政治教育之后，他们能够成为进行政治社会化的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全边区几千所小学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农村宣传平台，紧密配合各项任务，组织学生开展关于敌情变化、参军参战、春耕生产、除奸防特等中心工作的宣传，并且把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道理通过学生宣传到千家万户。通过广泛的民众教育，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各项方针政策、价值观念得以深入到边区的乡村社会中，深入到广大民众中，中国共产党由此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可以说，民众接受教育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和政权的认同过程，这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广泛深入的教育活动广大民众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权组织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生活模式及其他制度，他们通过的政治、经济生活紧紧地和共产党的领导结合在一起。民众对共产党及其政权产生了最大限度的信任，他们相信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党，共产党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⑦因此，边区民众不仅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以极高的参与热情和积极配合，为抗战和边区建设发起各种社会活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巩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四、对边区构建和谐的社会氛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陕甘宁边区长期处于科学文化落后的环境，封建迷信思想横行、巫神称霸，疾病与死亡时常威胁着广大群众。据统计，全边区巫神多达2，000余人，远多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数。⑧通过对民众进行破除迷信的启蒙教育，人民群众提高了文化水准，获得了一些卫生常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改变了旧思想、旧观念。人人养成了卫生习惯，大大提高了健康水平。随着封建迷信思想的逐步被破除，各地还出现了移风易俗、改革旧礼节的新气象。⑨随着边区人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原来封闭狭隘、自由散漫的生活被守纪律、讲团结、有组织的生活所取代；充斥封建迷信的旧戏、西洋景被宣传抗战、文明开化的晚会、戏剧所取代；抽鸦片、赌博、游手好闲的恶习被识字、读报、演讲、讨论、音乐、美术、体操、武术等高尚的活动所取代，民众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新思想、新风尚蔚然成风。
    边区在改造“二流子”和解放妇女方面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1937年在边区40余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七万左右。经过社会教育的改造，到1940年年初，全边区仅有二流子9，554名，仅1943年一年就改造了5，587名。“二流子”改造是边区社会生活日趋安定、社会风气日趋健康的标志，它使“二流子”由社会的寄生者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崭新方法；通过妇女解放的教育，使历来被传统观念禁锢在家庭中的广大妇女解放了思想，大胆地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罗网，积极投身到生产、学习和抗战中。她们积极参加做军鞋、洗衣、慰劳伤病员等活动，还鼓励亲人参军支前，成为革命和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39年边区政府就曾评出优等妇女模范607名。随着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广大妇女的参政议政意识被唤起，全边区有63%的妇女参加了民主选举，在延安更是达到85%。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破天荒地出现了七位女议员的身影，占全部议员的4.3%，安塞的县长邵清华就是一位女性。⑩
    边区教育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和边区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边区教育在实践中又凝结为一种艰苦奋斗精神。在这一精神支撑下，边区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渠道对边区干部群众进行了理想信念教育和优秀人格教育。此外，还有对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和公务人员的制度教育等。反腐倡廉教育从对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入手，领导干部垂先示范，对违犯人员严惩不贷，边区政府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清廉的政府；边区政府制定的《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有严守政府纪律，服从整体利益，工作积极负责，发扬创造精神，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互帮互助，正人正己等条文。边区39个工厂和六个纺织合作社召开职代会也起而仿效，通过《劳动公约》，内容包括：“提高质量，改进技术，节省原料，减轻成本；服从领导，舍己为人，节约储蓄，建立家务；拥护政府，遵守法令，发展经济，巩固边区。”(11)这些既是对人的一种制度约束，也是对人的一种制度教育。这种教育对全社会起了一种示范作用，同时又配合了其他教育，从而使社会风气为之大变。由于教育提高了边区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虽然边区的物质生活还是艰苦的，但是整个边区因此呈现了兴旺、前进的景象，出现了朝气十足、生动活泼的场景，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和谐发展的局面。
    ①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②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71页。
    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71页。
    ⑤参见王鹏、罗嗣炬：《从政治社会化角度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3期。
    ⑥刘端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⑦参见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⑧参见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⑨参见1944年9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
    ⑩参见《群众》第13卷第7期。
    (11)白均堂：《再论陕甘宁边区教育——中国特色和哲学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