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基本概况

    
    一、国民教育
    抗战初期，在陕甘宁边区的教育立法中，最早的就是小学教育立法。①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基于实际的需要，中共中央采取从根本上改革的方针，打破了旧的一套教育体系，确定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边区国民教育的重要地位虽然因此有所下降，但是抗战期间仍获得了长足发展。
    小学教育。根据教育学的理论，质的教育的不同会塑造不同政治信仰的儿童。正是因为儿童的这种极强的可塑性，所以中共中央在发展边区教育的过程中对儿童教育极为重视。
    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以“陶尚行”的笔名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问题》一文，其中在第五部分“抗日政府的各种政策”中指出：抗日政府的教育政策，其中一项为广泛发展免费小学教育。②同时，边区政府教育厅也起草了《小学教育制度暂行条例草案》，规定男女儿童不论成分，均需接受五年制小学的免费教育，宗教课程及孔子之经学不得列入教学内容。
    1940年3月29日，边区政府正式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规定：“七岁至十三岁未入学之学龄儿童，不分性别、成分，均应一律就学，读毕小学学程”，“有疾病或特殊原因，不能入学者，其家长得向当地县政府请求准许缓学，有痼疾者得免学”。同时还规定，贫苦抗属子女及贫苦子女无力入学者，当地县政府得酌量采取优待措施，包括救济和对升入高级小学的学生供给一部分或全部伙食。在实施普及办法中还规定，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工作人员的子女，应首先入学。而家长不送其入学者，先行说服教育，说服无效者，得由当地政府强制执行；踊跃送子女入学，并积极动员其他儿童入学有特殊成绩者，予以奖励。③这些条例办法的制定为边区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
    抗战初期，边区小学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私塾式的学校，二是民国时期开办的比较正规的学校，三是边区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办的新式学校。边区政府根据教育方针的精神，对原有小学分情况予以改造、调整、扩充，对教员加以必需的培训和补充，统编了教材，使小学教育逐渐健全起来。边区小学教育在整顿改革中，逐渐走上了适合群众需要的正确道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从一开始就不是旧学校的重建和继续，而是一种创新，它不再为地主、富农所把持，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向农民子女开放，其在教学内容、教员培养、学校建设等方面都表现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特征。
    中学教育。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教育、普通中学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等。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探索前进、逐步成熟的过程。
    1937年以前，边区的中等教育，仅在延安有一所省立第四中学。④1937年3月，西北办事处在延长成立了鲁迅师范学校，培养边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迫切需要的师资，成为边区的第一所中等学校。1938年4月，边区中学成立。1939年，边区中学和鲁迅师范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师范，即边区第一师范。7月，边区又成立了农业学校。⑤这个时期边区中等教育带有初创时期的许多特点。教学内容是为了适应当时抗战的需要，一般是政治重于文化或政治文化并重。学制也是按实际需要，灵活掌握，有的半年毕业，也有的一两个月毕业。学生随到随考随编班，如果工作急需，也可以随时调出。学生入学不受严格限制，初期很多是部队机关的勤务人员、退伍红军、红军家属、残疾军人等。文化程度高的设中学班或师范班，低的设预备班，都属训练班性质。学生要参加社会活动，做群众工作，并适当参加生产劳动。这个时期的中等教育，虽然在教学组织、内容、制度、方法上还有很多缺点，但它打破了过去只有富人子弟才能入学的阶级界限，的确是一种新教育的雏形。⑥
    1940年是边区中等学校在数量上大发展的一年，学校由两所增加到了八所。春季成立了关中师范(即边区第二师范)和定边师范(即边区第三师范)，夏季，在陇东成立了陇东中学。同年春，接办了绥德师范(即边区第四师范)和米脂中学，还创办了边区医药学校；1941年又发展为11所，即增加了鄜(富)县师范、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边区农校与边区职业学校合并为职校)，并创办了警政学校。至此，边区的中等学校规模基本上稳定下来，共有11所中等学校，其中师范学校五所，普通中学二所，中等专业学校四所。中等教育这个结构的比例，在教育建设初期，是大体上符合边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需要的。师范学校的比例最大，这是同边区培训师资、发展教育事业的迫切需要相适应的；其次是职业教育，它是为工农业和医药事业的发展培养各类专业人员；再次是普通中学，作为边区小学毕业生的继续教育机构。
    中等学校在初创时期修业期限不固定，1940年学制改定为“二·二”制，即初师和初中、高师和高中均修业两年，这标志着边区中等教育开始朝着正规化方向发展。随着青年学生人数逐渐增多，中等学校开始提出培养小学教师和新知识分子的任务，文化教育的内容大大增加。这一时期，一些中等学校如边区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等还附设了行政人员培训班或地干班，这符合当时边区提高现任干部文化水平的需要。边区政府还对女子中等教育尤为重视，1940年5月1日特别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升学师范学校女生奖励办法》。⑦
    1942年6月25日，边区政府作出《关于整顿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提出对直属学校的教学制度、课程、教员标准、学生资格、教材和经费等问题，加以整顿，这个决定进一步促进了边区中学教育的正规化和制度化，对边区各中学的整顿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有重大意义。经过整顿，学生的水平、教师的教学质量都有了相对的提高。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政治重于文化知识教育，到政治与文化知识并重，再到文化科学知识教育重于政治教育。正如边区文教大会决议所指出的：“中等学校以上应按其性质培养出了解实际情况并有相当实际技能的人才，同时必须注意一定的必需的知识水平，各中学尤应加强文化知识与科学知识的教学。”⑧这一时期中等教育最突出的特点是，为培养有文化知识的干部，“各中学师范学校担负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接受小学毕业生，一方面接受现任乡干部小学教师及其他工作干部，分别教育之”⑨。据统计，1945年以前，边区中等学校为边区建设和抗日战争培养和输送了毕业及未毕业的干部约3，000余人。⑩
    二、干部教育
    在陕甘宁边区的整个教育建设中，干部教育总体上处于第一位，这是边区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造成的。一方面，它必须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输送各类干部；另一方面，大批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内外奔向延安，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但是缺乏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和艰苦斗争的磨砺，这就需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转变世界观，促进他们尽快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自觉地为民族革命斗争献身的抗战人才。除此以外，由于长期的革命环境，边区原有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也不能适应边区战略地位所承担的任务要求，要进行革命和建设，就必须采取教育的手段来提高干部水平。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包括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两大方面。一是干部学校教育。在党中央的重视下，边区先后办起了50余所干部学校，为边区和全党培育了党政、军事、科技、医务、农业等各方面的人才。干部学校有高级和初、中级的区别。
    首先是高级干部学校教育。高级干部学校直属于中共中央，也是边区当时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高级干部和专门人才，学校主要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西北公学、民族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等。
    高级干部学校教育有显著的特点：一是各学校都有自己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明确，教学内容具体，办学方向一致。各校都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以使学员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二是各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组织机构或学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围绕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不断补充，不断改革，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和约束，各项工作以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合边区工作实际为准绳。正因为如此，边区高级干部学校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是中、初级干部学校教育。除高级干部教育外，中、初级的干部学校由边区政府或教育厅管辖，主要是为边区培养中层和基层干部。因为当时中等师范或中学也带有干部教育性质，甚至一些高小也负担培养干部的任务，所以它们是中、初级干部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这些学校有鲁迅师范、关中师范、延安师范、陇东中学、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子长中学、边区农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校、边区警校、边区医校等。这些类型不同的干部学校都按中共中央或边区政府的具体规定，从边区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学员学习掌握一定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领会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奠定学员革命的人生观基础，学得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知识，然后陆续分配到各个急需的岗位上去。
    最后是在职干部教育。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系列干部学校教育工作，但是能够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干部数量极少。表现在：(1)干部学校的数量有限，要把边区的大多数干部轮训一遍，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2)即使有进学校学习的机会，大批的干部脱离现任的工作岗位进行学习也不现实。例如1939年12月边区党校计划招生300名，到次年7月还未到齐，尚未正式编班学习，又有部分干部被抽调回去工作。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11)因此，在干部的工作岗位上对其进行教育，走在职干部教育的道路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提高边区干部素质的一条必要途径。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12)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是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是从边区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并且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而变化。在职干部教育的常规内容主要有业务教育、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理论教育四种，具体内容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的。依据当时边区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党中央对在职干部主要采取以文化教育为主的基本方针。1940年，由于抗战形势日益严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特别加强了时事和政策策略的教育，注重了对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及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报告及文章、党报重要文章等内容的学习，把革命斗争形势提出的各种问题，适时地纳入到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使教育更加切合革命的实际。从1942年2月开始，随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展，在职干部教育遂转入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三风的新阶段。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整风，不仅克服了过去存在的问题，而且运用整风的方法学习理论，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整风的形式也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1943年以后，在职干部教育改变了过去的主要从书本知识出发转而联系具体实际，文化过低者仍以提高文化为主，已有相当文化者，根据“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主要是组织在职干部结合本部门工作的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学习政府的法令政策及本部门的知识、技术等，在建设环境下突出业务教育，有效地满足了边区各项建设的深入开展对干部自身素质提高的需要。
    二是在职干部教育是依据干部的资历、年龄、文化程度分类进行，并且在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上区分对待。根据陕甘宁边区干部的实际情况，在职干部教育主要依据干部的资历、年龄、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类进行。甲类以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为主，以联共(布)党史为必修课；乙类以文化水平较高而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为主，以党的建设及中国问题为必修课；丙类以理论水平和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为主，以政治课、文化课为必修课。时事为各类干部的必修课。由于甲、乙两类干部一般都有阅读能力，所以只在小组内设一指导员，解答疑难问题。丙类干部由于文化水平较低，阅读困难，所以设教员进行具体教授辅导。由于指导员缺乏，1939年8月后，甲、乙两类干部设立大课堂，由各方面的负责人及专业研究人员进行各种专业讲演。对一部分有文化、能阅读，但缺乏实际经验的干部设立党的建设课堂，由有工作经验的老干部给他们讲授；丙类干部因事务工作多，文化水平低，不宜听大课，所以分小单位上课。
    1940年以后，在职干部教育分为甲、乙、丙、丁四类进行。甲类是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老干部，课程有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是文化理论水平较低的老干部，先学习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当文化提高到能够阅读普通书报时，转入甲类课程；丙类是文化理论水平较高的新干部，课程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问题”等，学成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是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先学文化课与党的建设，当文化程度提高到能阅读普通书报时，再学中国问题。为了加强丁、丙两类干部的学习，1940年6月，又从各单位领导干部和甲类小组中选出一批指导员去指导丁、丙两类干部的学习。有的机关因为相同课程的学习小组较多，所以除了每组设指导员外，还在指导员中指定一名文化理论水平较高、工作经验丰富的人为总指导员，以召集各组指导员预先学习、讨论所要辅导的内容，以统一意见，便于学习指导。
    三是在干部教育和培养的具体方法上采取因时因地制宜，形式丰富多样，不固守传统的全新模式。根据当时陕甘宁边区农村分散的特点和革命工作的实际需要，考虑到广大干部的生产和生活利益，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因时因地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切实解决了干部学习与工作生产之间的矛盾，基本形成了广大干部“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局面。对于基层干部的教育，边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识字组、夜校、冬学、读报组、救亡室、民众教育馆、民革室、俱乐部等多种形式的教育运动，同时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有边区、边区直属县各级党校开办的党务干部培训班，有为农业、工程、会计、保育、教育、合作社、司法和保安干部开办的专业干部培训班，有为训练县级科长、科员、区助理员、乡长等行政人员开办的行政干部训练班，有为工会、青救会、妇联干部开办的群众工作训练班等。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在短时间内，给各级各类干部以军事、政治、文化、科技方面的培训与实际工作的指导，既符合边区的实际，也满足了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干部进行教育的需要。
    陕甘宁边区的在职干部教育坚持从革命和边区建设的需要出发，在不影响干部生产生活和工作的前提下进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实践证明：“在职干部学校是一个学员最多，师资最省，设备最简单，但可以取得理论联系实际最有成效的大学校。”(13)通过教育，一方面提高了各类干部的科学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加深了他们的政治认识，增强了工作能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有效解决了边区干部不适应抗战和建设需要的突出问题，而且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民众教育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最基本的力量是农民群众。可以说，没有广大农民的觉醒和积极参加，就无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因为广大的劳动群众是物质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也是人民抗日武装的后备力量，其中的青壮年更是配合主力作战和参加游击战争的民兵骨干。所以只有用教育这个手段来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和民族意识，增强抗战的知识技能，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才能夺取胜利。如前所述，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基础薄弱，文盲的大量存在对动员广大农民投身抗战和边区建设，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法令，巩固民主政权十分不利。因此边区教育除了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外，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扫育”，以使广大群众能够掌握基本的读、写、算技能，提高劳动技术和生产效率，为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此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思想还严重束缚着边区群众，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这些也需要通过教育增强他们的科学知识，提高群众战时生产和生活能力。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便十分重视民众教育工作把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的民族意识与文化水平作为边区民众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边区民众教育主要就是针对缺少文化又难以进入正规学校学习的广大民众而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它是共产党动员民众、进行革命斗争和边区建设重要的一环。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抗战教育政策开始实施以后，边区的民众教育作为抗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展开。边区先后建立了农、工、妇、青各抗日救国团体及男女自卫队，并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抗战光荣”、“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治和政策教育。1937年9月，边区政府提出开展识字运动，并在冬季开办了第一次冬学，当年就有10，337人参加了学习，1938年冬学人数增加到12，824人。(14)这一时期，由于对民众教育的宣传和动员工作尚未深入，相当多的青年群众对此表现了怀疑和应付的态度，想出种种借口进行推脱，逃避学习，以致在学员结构上以少年儿童为主，忽视了广大失学青年，与办学的初衷(扫除成青年文盲)不符。另外，在教学组织、内容、教材、教学方法及师资配备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
    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壮大，边区民众教育事业日益发展。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发展国防教育的四条政策，其中第三条即“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在这一政策指引下，1939年8月5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规定，为了对广大群众经常地有组织地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各县要建立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之后，边区民众教育的组织形式日趋完备，有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及民众教育馆等。194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又强调了民众教育的问题，要求各级党部、政府、部队、学校、民众团体都应负责在其机关附近办理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组织及民众学校等，吸收机关周围的群众参加。1940年民众教育进一步发展。以冬学为例，1940年共开办965处冬学，21，689人参加学习。(15)仅绥德分区便有冬学学员13，304名。(16)这一阶段，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教育管理体制也趋于正规。为了保证民众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在教育管理上基本实现了制度的科学化和工作的有计划性。尽管这一时期在民众教育工作上也存在偏重追求数量的问题，但取得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如表1所示。
    1941年，由于经济陷入困境，边区的民众教育也由前期的迅速发展转入相对沉闷。1942年，在党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指导下，民众教育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整风运动后，边区政府更明确指示民众教育要和各县其他工作紧密配合，如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地组织社会教育活动，即对民众进行教育。这一时期各地的民众教育工作主要是以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边区经济建设中来，其特点是把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以生产养学习，学习反过来促进生产，真正实现了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撰文，认为这一教育形式“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辟一条康庄大道”(17)。
    1943年是边区生产的丰收之年，老百姓基本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对文化学习的要求日益提高，学习热情也更为高涨。1944年边区召开的文教大会又明确地提出了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和“民办公助”的政策与自愿的原则，进一步鼓舞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冬学和民校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读报识字运动的广泛普及和深入开展，民众教育的内容也逐渐由最初的单纯读报识字发展为普及卫生常识、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等，这极大地推进了边区群众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于改造广大农民的旧思想旧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民众教育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方面“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使能运用文字获取知识发表思想意见”；另一方面“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知能，动员群众参加救国实际行动”。(18)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从其目的、内容、方法、制度和组织形式等各方面，都贯彻了教育服从革命战争和边区建设这一宗旨，并且在具体进行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其一，组织形式灵活多样。由于民众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广大不脱离生产劳动的群众，因而教育的组织形式与教学时间必须与群众的生产劳动相适应、相协调，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针对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和边区农村分散的特点，结合各种工作和斗争的需要，照顾边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习惯，教育的组织没有力求集中，而是因时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形式，真正把教育与群众的生产劳动结合了起来。冬学是边区民众教育最主要、最有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它主要是利用冬季农闲时间进行；识字小组也是很重要的形式，它主要是利用早、午、晚、空、雨等间隙时间组织学习，因而数量多、机动性强、容量大。同时还有夜校、半日校、数日校、轮学等形式。而根据具体情况，每一组织形式中又有不少方式：如冬学中有一揽子冬学和妇女冬学；识字组有家庭识字组、妇女识字组和放羊娃识字组等。同时，各县、市在人口众多的城市或集镇设立民教馆，又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城市、机关、学校、部队、企业和十户以上的村庄普遍建立了俱乐部。民教馆和俱乐部是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三位一体的民众教育结构。这些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适应了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真正把广大群众组织到民众教育中，使教育易于推行。
    其二，教育内容密切联系实际。民众教育是从边区群众的需要出发，密切联系生产、生活和战争实际，结合形势，服务于抗战和边区建设。其内容一般是以文化教育为主，同时重视政治教育和生产教育。由于受教育对象在年龄、文化基础上的不同，因而在实际教学中必须因材施教，有不同的重点。如文化基础好的着重进行政治教育，基础差的着重学习文化。根据群众的需要，也传授为群众所迫切需要的珠算、应用文或农业、手工业、简单的医药卫生知识等。边区教育厅还根据不同的需要编印了各种教材，各分区还结合本区特点编印课本，教师和群众还根据当时当地需要，共同编写补充教材。这些教材的内容密切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生动具体，在语言上简洁、通俗，很受群众欢迎。如新正县马烂街冬学和延安市旧城冬夜校，根据群众的职业的不同编了补充教材，马烂街冬学是采用新课文的形式，其编法是根据由浅入深，由切身事物到周围有关的事物，力求适合教学进度和学员的接受能力来编写，延安市旧城冬夜校的教材是采用韵文的形式编写，便于学员记诵。(19)群众对这样的课本很欢迎，其效果是既学习了文化，又鼓舞了生产情绪。
    其三，党、政、军共同重视。民众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在文盲较多、财力人力困难的陕甘宁边区，利用各种组织力量开展民众教育是十分必要的。1937年民众教育工作开展后，由边区政府教育厅第三科具体领导。为了推动工作进行，1938年边区政府教育厅决定在每县增设一名社教指导员。1939年又组织社教工作指导团，督导民众教育工作。(20)但这些显然还不够，边区政府教育厅在1940年社会教育工作的总结中指出：“要想开展社教工作，必须要党政及群众团体密切地配合起来，使用适当力量来领导。”(21)1941年10月，边区政府教育厅、青救会、妇联会、总工会及保安司令部发出《关于办理冬学的联合指示信》，要求各分区专员、各县县长、三科科长、各级青救会、妇联会、工会、各县自卫军大队部的同志，都要把推动冬学工作当做自己的工作任务之一，看得和其他动员工作一样重要，不要当做捎带的事情。指示信中提出“要把事情做得好，必须识字”的口号，并规定：青救会干部，保证60%入冬学；妇救干部和工会干部保证50%入冬学。干部不仅要带头入冬学，而且还要动员自己的组员读书识字。(22)整风运动后，党、政、军和民众团体都来办教育的特点更加突出。1944年文教大会充分肯定了“民办公助”的政策，肯定它正确解决了群众运动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是民众教育沿着正确方向大规模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
    八年抗战中，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据边区参议会报告，在1940年就已有五万以上的农民在不脱离生产的情况下受到教育。民众教育在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移风易俗及促进边区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小学法》和《陕甘宁边区建立模范小学暂时条例》，规定小学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儿童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和抗战建国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技能。
    ②参见皇甫束玉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③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149页。
    ④参见阎树声等：《毛泽东与延安教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⑤参见1939年8月1日延安《新中华报》。
    ⑥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74页。
    ⑦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⑧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21页。
    ⑨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⑩参见雷云峰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11)参见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12)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1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2页。
    (14)参见1944年6月6日延安《新华日报》。
    (15)参见1944年6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
    (16)参见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17)1941年9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
    (18)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19)参见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简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103页。
    (20)参见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2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22)参见张秦英、刘汉华：《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特点》，《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