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1934年10月出至240期后,因红军长征暂时停刊。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25日在瓦窑堡(今子长县)复刊。因物质困难,由原先的铅印改为油印,每月逢一逢六出版,4开1张两版,后来增至1张半到两张。为了适应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新形势,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从325期起改为《新中华报》,继续作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报,还是油印,4开4版,期号续前。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后,1937年9月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并改铅印。1939年2月7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报纸从474期后,采用新的编号,并由5日刊改3日刊,1941年5月终刊,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出《解放日报》。《新中华报》共出刊230期,先后负责人有:向仲华、李初黎、曹若茗等。
    《新中华报》的改组,具有重大意义。这改变了当时延安没有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状况,加强了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斗争,加强了对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指导。正如毛泽东给《新中华报》的题词:“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主力军。”
    《新中华报》除由新华书店向延安各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发行外,还向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发行。它及时宣传了中共的各项政策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和建设工作;深刻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投降妥协、反共反人民的各种阴谋,特别是对打退国民党发动的1939年和1941年两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华报》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在一系列报道和评论中指出,内部分裂、妥协投降是当时的主要危机,这个危机的中心问题就是反共。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克服这个危机而奋斗。1939年7月7日,该报发表了毛泽东《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指出:“反对投降与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中华报》展开了有力的宣传,1月16日发表了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抗议包围皖南的通电,1月19日发表了《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的社论,1月23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1月26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和谈话,彻底揭露“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共投降的全部计划的开端。
    《新中华报》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战绩和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就,作了比较系统的报道,并发表了重要评论。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和他的重要文章《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朱德写的《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和彭德怀谈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等文章,都是在《新中华报》发表的。
    《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贯彻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方针,发动广大读者参加报纸工作。《红色中华》复刊之初,就着手在县区和红军各级政治部中发展通讯员。报纸开辟《写给通讯员》专栏,加强对通讯员的培养,每天能收到通讯员来稿30篇左右。并从通讯员中培养新闻干部。《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在地方上建立了读报会,在军队中建立了读报班,宣传方式生动活泼,文章通俗简短,社论一般只有几百字,使报纸宣传深入到了群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