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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报刊

《陕西报刊志》编委会


     陕甘宁边区是由陕甘、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后称西北革命根据地)组成,由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惟一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地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实现了从苏维埃运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的转变,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新中国的雏形。中外进步人士称颂延安是“抗日的灯塔”、“革命圣地”和“民主圣地”。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也是革命的新闻事业中心,陕甘宁边区的报刊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和见证之一。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办报刊的成熟时期。无论是在新闻理论还是新闻实践上,陕甘宁边区报刊在中国报刊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同年11月25日,就在瓦窑堡(今子长县)恢复出版了《红色中华》。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立即成立党报委员会,筹办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同时从1938年到1941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许多重要报刊。
    从1941年开始,陕甘宁边区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因国民党的封锁造成纸张和印刷困难,许多报刊不得不停办。继续办的报刊,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出版的。边区的新闻工作者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他们用野生的马兰草制作粗糙的马兰纸,用石油灰岩轧成油墨,用电解硫酸铜搞出铜模,用日本飞机投下未爆炸的炸弹做成打样机。没有电弧灯,利用日光代替照相和晒版;没有锌版,用木刻代替制图。编辑、记者在蓖麻油灯下改稿、写稿,印刷工人靠手摇脚踏发动印刷机。就是在这样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他们编写印刷了一期期内容丰富、文字清晰的报刊。谢觉哉有诗赞道:“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清凉万佛洞,印刷很安全。”
    陕甘宁边区各级党委机关报刊,主要对象是边区农民和基层干部,通俗化和大众化成为这些报刊的共同特点。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边区群众报》,他们从内容到形式都通俗易懂,每期稿子编好后集体审查修改,使识字很少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领导讲话不登原文,用通俗的语言加以改写和缩编,利用陕北说书和秧歌调等民间形式进行宣传,群众称它“咱们的报”。
    1942年4月1日,由《解放日报》改版开始的新闻改革,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新闻改革,使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得到了空前大发展。《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社论和理论文章,阐明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实际上是对这次新闻改革的基本总结。“全党办报”方针的提出和贯彻,是这次新闻改革的主要成果。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在《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中,最早在党报上明确提出“全党办报”的口号。
    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3月27日停刊,《边区群众报》《陇东报》《大众报》《关中报》等报在战争环境中坚持出版。边区群众报社跟随西北局转战陕北途中,出过油印、石印、铅印小报,改过日刊,3日刊和周刊,同时,还担负新华社解放军西北前线分社的采访报道任务,及时向全国报道西北战场的形势和解放军的战绩。陇东报社在华池山区转移两年多,人员由10余人精减到5、6人,印刷机、收报机、油墨、纸张全靠人背驴驮,除油印4开两版的《陇东报》外,几乎每天都增出《号外》《捷报》和《新闻简报》。关中报社随地委机关南下关中土桥,北上陕北吴旗,报纸不能定期出版,出几期算几期。比较多的是出“号外”和“快讯”,及时报道战况和大的战役的战斗消息。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工作者经受了战争的严峻考验,出色地完成了繁重的宣传任务,在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陕甘宁边区报刊事业诞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党在这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新中国初期他们成为中央和各省新闻、文化单位的领导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