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干工作还未完结，对“抢救运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还在纠正时，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的整风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整风运动以高级干部学习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而开始，在经历了全党整风后，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又回到高级干部路线学习、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上来。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着重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是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继续。1941年九十月间举行的几次会议，本来主要是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党的路线问题，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央路线的认识也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但是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他要到国际去告状，这就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而且，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大多数人并没有完全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对党的历史问题并没有作出结论性质的决定，主要是条件尚不成熟。后来转入全党整风，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克服党内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解决了思想方法问题后，再来对过去的历史作出适当的结论。在此期间，王明住院治病，但并没有偃旗息鼓。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1943年3月张闻天从农村调查归来，王明向他们宣传了中央路线有错误的观点，并要他们主持公道。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王明继续宣扬国民党是民族联盟，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是民粹派主张的观点。党中央为了真正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使全党能够以团结一致的面貌来召开准备了多年的党的七大，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由于王明认为抗战以来党的路线错了，这次会议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
　　1941年和1943年两次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都是为了解决党的路线问题而召开的，但各自的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已在事实上得到全党的公认。
　　如前所述，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使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组织上得到了确认。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作的理论发展，也在整风运动中形成为体系。主持中宣部工作的何凯丰曾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1943年4月22日回信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①但是，整风运动已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全面的理论贡献，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什么时候提出毛泽东思想，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了。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称：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向各支部公布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共产国际的提议。该提议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国际联合的集中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个国家共产党进一步发展成为本国(本民族)的工人政党的需要，并且还成为其障碍。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赞同共产国际这一决定。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议通过的决定指出：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但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决定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而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论共产国际底解散》更明确地说：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独立地创造性地，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客观条件正确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的确，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地、创造性地决定政治方针和政策(事实上从遵义会议以后一直如此)，但在共产国际解散后，还必须树立起一面旗帜，一面理论上的旗帜，以便指导中国革命，并且实现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这也是一个成熟的党的标志。
　　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了。
　　1943年7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刘少奇的文章，题为《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要求一切干部、党员，“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②他在这里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种提法。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文章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文章在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之后，说：“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文章的最后颇具说服力地说：
　　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无法胜利。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应当是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的历史中已经产生了由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思想。③
　　未能参加1941年九月会议的周恩来这时也回到了延安。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与1941年九月会议时相比，毛泽东获得了更广泛更有利的支持。
　　与1941年的九月会议相类似，1943年政治局会议称之为九月会议，但实际上开得时间很长。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准备开五次会，隔一天开一次，但后来改变了计划，整风检查与党史学习穿插进行，断断续续开到年底，实际上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结束检查。
　　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也比1941年时多。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洛甫、博古、邓发共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未参加)；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共19人。
　　这次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党史问题，开展了对王明错误的批判。这种批判事实上早已开始了。
　　1943年7月11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就说要“反对那种‘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地批评、纠正和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同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这里讲的“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一语，是不点名地批判王明的。
　　在7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事，进一步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中国蒋介石的流氓政治，屡次我们站稳阶级立场予以坚决反抗，都被我们打垮了，这是实际的教训。我们党内要把历史问题弄清楚，同志们准备意见，要进行讨论。过去党中央的两条路线也必须弄清楚，把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弄清楚，对党外要把革命与反革命弄清楚。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仍有走向当敌人的危险，如张国焘。过去一切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改正错误，都能团结一起工作。
　　在8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王明说：“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王明同志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阵线和非抗日阵线。他认为中国是被侵略国就没有法西斯主义。现在证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了，如出版《中国之命运》，调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更软弱了。”“王明同志1941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两年来他还向人宣传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④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在当时国共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言词是比较激烈的。这种状况影响了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日时期路线问题的氛围。
　　在王明没有参加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下，与会者除作一般性发言外，会议只能采取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也有一些没犯过大错误的同志作整风检查的)，并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为主的方式，其他同志则发言进行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深入揭发问题，提高认识。
　　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会议，从9月7日开始至10月6日结束。在9月7日、8日和9日这三天，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和朱德发了言。
　　博古说：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我同意毛主席提出的有两条路线，一为毛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为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这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武汉时期是否有两条路线，过去有过争论，我认为有两条路线。我参加了当时长江局的领导，根据今天的认识作自我反省，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
　　林伯渠批评了王明的路线错误，指出：王明是“洋共”，引用了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来欺负我们许多“土共”；他是“洋钦差”，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的手法。
　　叶剑英谈到与国民党的关系，指出：我们主要做一篇半文章，即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半篇文章，与社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国民党只做半篇文章，对抗战也是想半途而废的，因此我们要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不能不犯投降主义错误。
　　朱德在发言中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的路线错误，说：点明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他批评王明把蒋介石看得又大又好，说成是“中国唯一”、“雄才大略”，对小党派看不起，这样就把统一战线统光了。在党内，王明目无中央，以代表国际来指挥中央自居，对书记处闹独立性，在党内关系上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总之，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在群众工作方面则硬搬西欧的那一套。朱德说：我们的革命家务，他也没有出过力。搞掉革命的家务，当然不伤心。结果只有跑到大资产阶级营垒里去，可惜蒋介石太蠢了，不要他。朱德还对新老陈独秀主义加以比较，指出：其相同点是：第一，不要领导权，不要武装，把革命的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第二，看不见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大；第三，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第四，就是怕统一战线破裂，打烂家当，其实无产阶级是没有家当的，有家当的是资产阶级，怕打烂就会产生投降心理；第五，对资产阶级不要批评，不要斗争，只要团结。朱德认为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王明有共产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老陈独秀主义则是反对共产国际的；第二，新陈独秀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时代的产物，有法西斯色彩。
　　朱德在发言中回顾自己的历史，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服从了毛主席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
　　9月13日，政治局会议继续举行。康生首先发言，对前三次会议情况提出了意见。他说，这样的讨论不仅问题不能彻底解决，还会延误很多应做的工作。因此，会议如何开法要研究一下。他提出，首先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还要联系内战时期来找王明主义的来源。王明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小册子，在1940年不经中央同意在延安再版发行至全党，使新干部新党员误以为他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王明是扩大立三路线更加孟什维克化的，因为他不是反立三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而是反对立三的右。王明比立三路线“左”得多，要从1930年的小册子算起，这是代表“左”的纲领。第二，要联系实际工作中造成的恶果来检讨。他认为王明不仅是几篇文章的问题，而是长江局、东南局的领导路线，并影响到华北，就要求长江局的同志有更多的揭发。博古讲话抽象，不揭发具体事实是不对的。王明说自己有三大功绩：一是反对立三路线，二是“八一宣言”，三是办《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的言论，如说蒋介石是全面抗战的，要时时、事事、处处帮助政府，这完全是投降主义思想。在武汉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对这些情况多多揭发。康生还批评博古的自我批评精神不够，对王明也只是抽象地批评一下，这是不行的。同时康生自我吹嘘：在共产国际时期，王明说我要篡他的位，我哪敢?事实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虽然跟他走，但组织上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回国后，他有组织上的阴谋，我是知道的。他想抓军队。我与王明的关系，如他得势是十年也说不清的。他派了人来侦察我。抗战以来，我在毛主席的教育下，没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真是一个幸福。但假如将来换一个环境，遇到一个不是王明，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这可是要常想到的一个问题。
　　胡乔木对康生的这个发言评价说：康生的这个发言，显然含有严重的错误，他对《新华日报》等的批评不合事实，混淆了错误的性质，他的这些看法对后来会议的进程发生了较大影响。
　　毛泽东发言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的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这是反宗派主义的具体对象。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毛泽东认为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了错误的。他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苏区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我说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是指此而言。他们利用四中全会来夺取中央权力，打击许多老干部，拉拢一些老干部，凭着“国际”的招牌，使许多实际工作者不是盲从就是跟着他们走。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洛甫在广昌战役后有转变。在长征途中稼祥、洛甫从这个集团中分化出来了。遵义会议改变了军事路线，撤了博古，书记换为洛甫。遵义会议以后、抗战以后，原来教条宗派中有的同志还有宗派活动。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中全会，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
　　关于经验主义宗派，毛泽东说，这些集团大多数是正派人，也有许多不正派的，少数是邪派。像张国焘，是经验宗派中的邪派人物，如不打碎是很危险的。在两个宗派中，教条宗派是主要的，经验宗派不是主要的。教条宗派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来称雄吓人，与经验宗派中的不正派的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反对整个宗派主义，要从破教条宗派开始，在全党揭露，对犯错误的“将一军”。整风就是反教条宗派。王明对洛甫说：“整风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一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对犯错误同志还是要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来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实际上为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这以后，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但是，毛泽东的这个发言有过激之处，对某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抗战后的表现也没有作中肯的分析便予以批评。这使1943年九月会议的气氛在民主中透着些许紧张。
　　毛泽东提议，这次会议先用一周到十天研究文件，允许交头接耳、交换意见；要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火力不够，不能克“敌”制胜。随后，书记处于9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在彭德怀回到延安以前，暂停开中央会议，待彭德怀到后再行续开；并可采用续开续断的方式，准备在七大时再作总论。
　　1943年10月6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首先通报了书记处会议关于整风检查暂停，高级干部先行学习的决定。在讲话中，毛泽东肯定了9月的会有收获，许多以前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他回顾错误路线发展的历史，指出：过去错误路线是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至遵义会议受到打击。遵义会议后这个集团分化了，但至六中全会前仍有些同志未改变立场。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目的是希望他们慢慢觉悟。但到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竟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前年的九月会议。这时，大家才承认路线错误。这一改变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六中全会时可以改造，但那时条件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还没认识自己的错误。1941年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中央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会很困难。另一关键是上月的会议与现在的学习。毛泽东在讲活中再次强调，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路线以米夫、王明、博古为首。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书记处提议，在整风期间，凡参加学习者，人人有批评的自由；对任何人、任何文件、任何问题都可以批评。我们希望各人扩大自己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的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之隐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
　　在1943年九月会议第一阶段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提法是，毛泽东把王明称之为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⑤这是1941年九月会议所没有的。这表明，毛泽东对于错误路线的个人责任还是重视的。
　　在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
　　刘少奇说：在党内干部中间自由讨论党的路线，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说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六大以后的顺直省委变成清淡俱乐部，不做任何工作；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也是不好的。只有遵义会议的斗争与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很好的，缺点是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一次应该有意识地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除了思想上解决问题外，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这要注意有正确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刘少奇强调，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
　　朱德发言主要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说：通过学习，客观地看那些文件，有些问题也容易搞通。王明的教条主义、投降主义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现在看清楚了，我们也要外国，也要中国，从实际出发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经验主义者懂理论少，自然要做教条主义的俘虏。他还说：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实际合一。实践证明，有毛主席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
　　周恩来是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但此前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8月30日和9月1日，他连续两天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南方局三年来的工作和对中央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情况，并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政治局整风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整风学习。从9月16日至30日的半个月内，在阅读大量档案文件的基础上，写了四篇共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第一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通过对1928年至1930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示的研究，指出这个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处于困难时期，面对这样的现实，共产国际却一直坚持反对所谓“右的错误”，提出“准备总罢工和暴动”的口号。“东方部起草各信，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从国际整个趋势出发，致一切指示都偏‘左’，给了立三路线及以后的错误以基础”。⑥这实际上是分析了这个时期党犯路线错误的国际原因。第二篇笔记是《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探讨了产生新立三路线和新陈独秀主义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指出这种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民族战争亦即农民战争的长期性。第三篇笔记是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指出四中全会并没有解决任何当前紧急问题，却给了党以无穷的恶果，给了以后整个内战时期以失败的主要因素。第四篇笔记是阅读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者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周恩来在10月6日的发言中说：中国党的教条宗派最早是彭述之的洋教条与陈独秀的土教条。王明的教条，马列主义的外衣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作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周恩来也对经验主义者的品质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品质有三类：一是为人的品质，有的人品质恶劣，连做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够格；二是革命者的品质，如勇敢、不怕牺牲，联系群众等，作为共产党人，这些品质是需要的，但还是不够的；三是布尔什维克的品质，要开展思想斗争，既要联系群众又不做群众的尾巴，要有高度的纪律性。经验主义者或者有革命的品质，但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我们要求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故要整风。有些人连革命者的品质都没有，更要反省，通过整风来提高自己。
　　毛泽东在小结中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是要团结的，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在中国有四个范畴：一是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坚决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进行斗争；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与他们的落后性、狭隘性、动摇性作斗争；三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也要与本阶级中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才能达到；四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团结，要通过自我批评与思想斗争来实现。前年九月会议是中央现在能够团结的关键。整风是一个大的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他指出，我们是要把党斗好，不是斗翻，只要不把党斗翻，言论一概自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第二，党内斗争的方法。他说，赞同少奇同志的意见。过去党内斗争有正确的与错误的两个传统，这次整风要避免党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直到前年九月会议整风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这次整风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的这两条意见解除了一些同志的思想顾虑，使大家更加明确了中央整风的目的和要求，掌握了政策与方法。
　　此后，高级干部的检查暂停，进行学习。
　　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报告时局与学习问题，第一次在比较大的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路线。毛泽东在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后，又谈了王明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现在是有22年经验的党，有军队、有根据地的党，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堪称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我们党已有22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王明路线曾企图占党的统治地位，1938年时曾危害过党，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毛泽东还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
　　毛泽东所说的“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是有所指的。王明从住进医院后，有不少中央领导人去看他，他传播了不少不负责任的言论。比如，他见王稼祥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睚眦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见到周恩来说：现在整风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见到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见张闻天说：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因为曼努伊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所以就开始反对你，你的教条比我多，我自己不过是因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⑦毛泽东对王明的这种行为是不满的，但在这种场合下提到此类问题还是第一次。
　　1943年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复会，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从11月13至11月27日，毛泽东主持了这一期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以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的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在红军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作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错误路线，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毛泽东还指出，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中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取改良政策，革命队伍中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他还说：《联共(布)党史》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毛泽东评论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功过，列举了大革命后期以来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关头各中央领导同志的基本表现，认为：有的是一贯犯错误的，有的只有个别错误；有的是不断犯错误又改正错误，有的则长期坚持错误；有的功大过小，有的有功有过，有的有过无功。
　　在11月13日的会上，博古作第二遍检查。他首先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他检讨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的和个人的错误。他谈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是错的，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作了结论。”⑧
　　博古的检查花了两天时间，其中包括他人插话，大家讨论提意见。
　　在博古13日检查之后，李维汉在14日，张闻天在21日，还有其他同志又相继作了整风检查。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检查后，还与博古一起在高干会上讲了四天。
　　任弼时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他总结了在王明路线时期的经验教训，剖析了自己认识的发展过程。他说在率领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之前，已在上海听到对毛泽东右倾的非议，进入苏区后，在接触中感到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曾误认为毛“不重视理论”。他检讨自己在苏区时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决议案》，提出要“打击狭隘经验论”，就是不指名的指责毛泽东。他还说自己对“左”的东西后来并没有全部贯彻，是“被博、洛等人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省工作的”，中央对他主持的全省党代表大会“有严厉的批评，以及后来中央对我的处罚，其中不免抱有成见”。
　　任弼时还回顾了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说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论著，认识到毛泽东在理论上“提问题敏锐、明确，掌握统一战线有功绩”，加上季米特洛夫的嘱咐，提高了对毛泽东的认识。回到陕北后，又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及有关战略的著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他处理国共关系问题，思想领导(整风运动)，各种政策之掌握，才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毛泽东之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立场和正确思想方法”。⑨
　　11月27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整风检查。周恩来对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写下了两万多字的检查提纲。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五天的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在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中间，参与党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的情况最多。他的发言分为历史回顾和自我反省两部分，以历史回顾为主。
　　周恩来的回顾，从他自欧洲回国讲起，有重点地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的情况。在回顾中，他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他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的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他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
　　他着重检查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分析了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工作，指出六届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但政治上仍是“左”的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点，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强调红军正规化、最大限度集中化也是错误的。对到中央苏区后的工作，周恩来说，他虽然对上海的中央要求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提出有困难，但最后还是执行了。他说第四次反“围剿”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敌情明了，前线机动(变遭遇为伏击)，工作上兢兢业业得来的。但自己还有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变的关键认识不够和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的错误。周恩来还分析了直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说李德的军事指挥的实质是“战略上分兵以便敌人消耗，集中以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迫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的兵力”。他认为，中央苏区和大量红军就是这样被断送的。在福建事变问题上，周恩来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撕毁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失去了与友军协同作战以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他在总结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时说：(一)路线错误为主要的，次之，长征计划的错误；(二)保卫苏区计划亦错误；(三)领导不健全；(四)“左”倾群众工作路线促成最后的失败。
　　对抗日战争以来的工作，他认为在区别对待各种政治力量、执行党的隐蔽方针、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有显著成绩。缺点是在抗战初期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的观念”，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这些，主要是在武汉时期出现的问题。周恩来说他始终尊重中央，特别是从1935年5月到1943年6月返回延安这四年中，他实行的路线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
　　在长达五天的检查中，周恩来严格地要求并检查自己，表示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
　　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一部党史报告，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有深刻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又绝不以偏概群。如对反对、抑制立三路线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可分五类：(一)在实际工作中的正确抑制和反对，如毛主席领导的许多苏区党组织和白区的实际工作者；(二)贯彻立三路线失败而认识立三路线错误的，如苏区的周以栗；(三)犯过立三路线错误而逐渐改正的，如关向应、罗登贤；(四)大批的投机者，以米夫集团为主要部分，还有罗章龙等分裂主义者；(五)中央领导层内对立三路线的不同意见者。他的分析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关于宗派问题，周恩来认为也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宗派观念的(有这样的观念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自觉的)；一类是有宗派行动的，这行动可能自觉，但是一时的，如继续下去，必会成为派别组织；一类是有小组织活动，即有政见、有组织的行动。像这样的分析都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再如对王明路线的分析也很有见地。周恩来说：王明路线的本质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统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独立宣传；在党的关系上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归纳起来，这就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故本质上是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了”。这样的概括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能引人去深入思考。
　　周恩来的整风检查是深刻的，但在当时有些紧张的气氛下，他在检查中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
　　据胡乔木回忆说，在会上，一些同志对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当然，相对于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说，第二阶段会议既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像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11月29日，鉴于政治局会议已经就王明的错误性质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中央书记处指派李富春代表中央与王明谈话，告诉他即将召开党的七大，中央正组织七大代表和各级干部700人学习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同时，中央政治局也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包括他的错误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
　　这时的王明仍在休养中。中央对王明很关心，指派李富春负责联系王明治病事宜。毛泽东对此也很关心。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在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谈王明、王稼祥等大小七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⑩
　　对于党中央的关心，王明却丝毫不领情。他在后来写的《中共五十年》中，说毛泽东于1941年10月10日强迫他住院，后通过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先后在1942年3月至5月、1943年2月间用含汞的药物毒害他。此即著名的“中毒事件”。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苏联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主观推测说有人在给王明下毒，并说毛泽东、康生与此事有牵连。王明还说给他治病的金茂岳值得怀疑，因他是红十字会派来的，是英美派医生。但事实却非如此。王明所患之病主要是扁桃腺发炎引起心脏病，在治疗过程中因技术原因在1942年、1943年两次加重病情。在李富春的直接帮助和有关医生的治疗下，王明的病情逐渐好转。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在1943年11月15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声明，我从来也未对中央对党不满，第二，我从来也未样样不满和经常不满。相反地，有时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假使说我有时还有些牢骚，王明同志确连牢骚也未有过——在治病方面。”“最后，我再一次地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爱获(护)之下，王明还有恢复健康重新为党工作之可能。”(11)这封信也表明，党中央虽然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但对王明的病情还是想方设法治疗，力争使其康复的。所谓“中毒事件”纯属无稽之谈。
　　王明此时还不完全明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具体情况。在李富春同他谈话之后，尽管他并不服气，但由于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毛泽东已得到全党的拥护，自己已无法再与之抗衡。在势之所迫的情景下，1943年12月1日，由孟庆树代笔，王明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他表示：“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在这封信中，他承认1941年9月底10月初时，同毛主席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他还在信中表示：“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12)
　　不久，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向全党披露了对王明的批判和对他的错误的定性。中央总学委于12月初发出了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文件的通知。通知摘录了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专题论述，要求全党学习。通知强调说，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一面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一面也可以帮助同志们认识那些机会主义的错误怎样绝对背离了马列主义，怎样绝对背离了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从而加以彻底的克服”。(13)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名义发出这样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100到200人的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和《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辑录，把整风引向深入的高级阶段，为将来七大讨论历史决议作准备。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说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自四中全会的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遵义会议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14)中共中央的这些文件中对王明路线最严厉的指责是：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部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这种定性无疑是很严重但又很通俗、易于为当时广大干部所理解的。通知要求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内容，但应使党员和干部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这样，不管王明是否满意，关于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的学习讨论，和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的批判，实际上已在全党高级干部范围内逐渐展开了。
　　就在中央对王明的错误基本定性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对王明的批判时，1943年12月22日，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了电报。也许是由于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发出的不实报道，致使季米特洛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延安整风产生了疑虑。他在电报中请中共不要减少对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要放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不要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开展对他们的斗争，主张把他们留在党内并尽量利用他们为党工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的不信任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劳。(15)
　　毛泽东看到这个电报后，于1944年1月2日，通过中共中央的电台，回复了一份电报，说：
　　1.我们并没有削弱对日斗争。相反，在1943年八路军在十处地方实行了积极的对日作战。因此，在1940年和1942年失去的一些地区又夺回来了。八路军现在的人数达到了50万。1943年的对日斗争是在坚决的指挥之下的。
　　2.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没有任何变化，1943年7月出现了紧张和危险的局面。国民党准备对边区发动进攻。由于我们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了冲突的发生。1944年还可能发生同样的紧张局势，但我们会用我们的政策努力避免军事冲突。
　　3.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4.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对此，所有高级干部都已得到了通报，但我们没有告诉一般党员，更没有通知非党群众。
　　在党的高级干部讨论王明错误后，大家更加团结。
　　5.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我们对这里的所有苏联同志，如伏拉基米洛夫、阿洛夫、雷玛、尤金和塞洛夫等，都有很好的印象。
　　6．在我看来，王明是靠不住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过。几个人都谈起，他在监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谈到了他与米夫的可疑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
　　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是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16)
　　这封电报对王明“反党”的指责是很重的。1月7日，毛泽东再次到伏拉基米洛夫处，向他解释中共中央处理党内问题坚持的原则，通过他发给季米特洛夫另一封电报。电报说：
　　作为对1月2日电报中我所表明的观点的补充，今天我愿意再一次向您报告如下：我真诚地感谢您给予我的指示。我将深入地研究它、高度地重视它，并据此采取措施。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正在实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证，对国民党的情况将会在1944年得到改善。
　　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由于在1943年下半年对党内形势做了工作，党的团结相当地改善了。
　　我请求您冷静下来。所有您的想法，所有您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我的想法和感情实际上是一样的。(17)
　　毛泽东没有再提王明“反党”问题。不久，毛泽东在1944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王明等人的错误是党内问题。
　　在此期间，2月26日，周恩来就会议中讨论的有关问题与王明谈了一次话。这时王明已经了解到中央的结论，他感到难以理解。他曾写信给周恩来，对为什么要根本否定四中全会，为什么把他算成是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的代表问题，表示疑问。他认为自己并不总是那个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那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关于十二月会议及武汉时期问题，他要求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3月2日，周恩来把王明的信转交给中央各领导。周恩来对此评价说：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18)
　　政治局整风会议在1943年底至1944年初暂停了一段。但在此期间，学习并没有停顿。
　　根据学习计划，安排1000多名干部到1944年4月底前集中学习七本书，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和《两条路线》上下两册。其中三分之一干部要读完七本，多数干部只谈《两条路线》即可，文化理论水平低的以读党内的正面文件为主。在学习过程中，请中央领导人作辅导报告。
　　当时，中央要求每个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写一份“自传”。根据中央的要求，许多高级干部在学习中深入联系自己的实际，写下了带有剖析意味的历史记录。现今人们所能看到的中央领导人对自己的剖析、对历史的评价，有许多都是从那些笔记中得到的。比如，张闻天的笔记就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研究历史的材料。
　　张闻天经过一年的农村调查和学习，对自己过去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于1943年12月16日完成了一篇近4万字的自传，名为“反省笔记”，后来被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笔记分十个部分：1.以前；2.入党；3.莫斯科学习时期；4.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5.从遵义会议到十二月会议前；6.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7.从六中全会到九月政治局会议；8.出发一年；9.1943年；10.最后的几句话。他在这十个部分中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几乎绝口不提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而对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所犯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揭发批判，毫不含糊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对于曾经参与的历史事件和与此相关的同志，他都负责任地一一说明事实的真相。
　　张闻天写完这篇笔记后，便送到毛泽东那里，请他过目。毛泽东看后到张闻天的窑洞里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19)以张闻天在王明路线时期所起的作用来看，能得到毛泽东这种评价，实属不易。
　　1944年开春后，中央的整风会议继续进行。此即中央领导层整风的第三阶段。
　　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关于七大，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定：(一)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对党的六大的看法出现了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20)为了解答这些问题，3月3日至4日，周恩来到延安中央党校作了两次《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对六大的历史功过作出了科学的评价。
　　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书记处会议精神，对几个问题作了阐释。(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发生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国际”来电批准过，在当时上海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有在上海的“国际”代表机关批准。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法律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没有报告是不好的。至于四中全会，经过“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的问题。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有人曾怀疑不是这个方针。现在重申还是这个方针，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与李立三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做得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和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四)不要反对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倒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就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五)对六大的估计。毛泽东说：在讨论中，多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性质，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对了速胜论，提出了十大纲领，指出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十大纲领，提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这与李立三不要群众是对立的。(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有?这是书记处会议上没提到的。毛泽东说，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去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还说，“经验宗派，现在也没有了”，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这在党政军民的关系上，在新老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地与外来干部的关系上都有表现。主要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农村分割和缺乏教育。历史上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21)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对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明确总结。与会同志对这个讲话都很赞成，犯过历史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传达了上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强调研究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是：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根据上述精神，在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成员中，就包括有张闻天。5月19日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六届七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时，又决定增加博古为“党内历史问题决议真被委员会”的成员。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大的骄傲是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中重要的思想根源。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是经不起胜利，自以为了不得，趾高气扬；轻视敌人，必遭失败。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是一个冷静的科学的分析。
　　在中央领导层整风期间，曾在过去各个根据地和红军中工作过的人员，也召开了各地区和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如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闽粤边区、赣东北地区、闽西地区、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以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华北工作座谈会等等。通过座谈，解决了本地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1944年，在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从红一军团的来源说起，说这支部队来源于国民革命时期的叶挺独立团，曾参加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以后和井冈山的部队会合编成红四军，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下，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取得了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第四次反“围剿”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但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削弱，把游击队吃掉。在军队组成上，只盲目强调“成分”，对于工人干部，不问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知我们在农村决没有许多工人参加到红军的事实。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晓得把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完完全全变成一支像苏联一模一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的。
　　朱德还重点谈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他说，第五次反“围剿”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市郊大战那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硬干硬拼，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在抗战中，我们的军队有很大发展，这是由于毛主席抓得紧，我们有些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我们红一军团跟随毛主席搞了这么多年，要把毛主席的思想真正搞通才行，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才不愧是毛主席的学生。
　　在总结历史经验阶段，比较著名而后来又有不同看法的是华北工作座谈会。
　　华北工作座谈会是1945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当时所以提出召开这次会议，据薄一波说，是因为在华北特别是在晋冀鲁豫区的工作中，地方干部及一部分军队干部对彭德怀有某些意见，长期未得到解决。彭德怀为参加七大回到延安后，经与薄一波交换意见，某些大的不同意见已经得到共识，可以说基本解决。在此情况下，两人商议，是否可以开一次华北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彭德怀把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同意，这样就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华北工作座谈会。参加人员只限于华北各解放区来延安的高级干部。
　　座谈会头一天，彭德怀首先发言。他回顾了七年半以来华北敌后斗争的胜利，指出华北几个根据地的工作都有巨大的成绩，并且对取得成绩的经验作了总结。随后又对自己在华北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他的检讨大意是说：我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的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是错误的；对同志们提出的关于抗战初期我们对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问题缺乏认识的意见，自己不但不冷静思考，反而借题发挥，批评大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错误的等等。彭德怀发言后，各根据地的同志先后发言，除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外，大都是讲各自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情况。3月2日，薄一波在会上作了关于“山西形式”问题的长篇发言。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会上的讨论是热烈的、健康的。
　　座谈会开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发生了变化。约有十几位在中央和其他地区工作的同志，如李富春、陈毅等，来参加会议。康生也来了，并首先放了一炮。从此把座谈会变成了批判会，把意见完全集中到彭德怀身上。讨论、批评的内容，也突破了华北的工作，变成对彭德怀历史问题的“清算”。康生气势汹汹地对彭德怀说：你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你不懂根据地建设的规律，不发动群众。你组织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他还闪烁其辞地影射某某根据地某某人就是追随彭德怀的。在批判中，首先集中火力攻百团大战，几乎全场一致。薄一波、杨尚昆和安子文都是参加了并且完全赞成百团大战的，可是在这种气氛下，未能起来据理反驳。薄一波后来说，他为此感到“不安和惭愧”。至于会议后来的情况，薄一波回忆说：
　　以后的大会发言，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就更离谱了。有同志说：你在大革命时期没有入党，直到1928年才带领几个营上井冈山。上井冈山来当然很好，但这能说你思想觉悟高?对党有感情?也许正如你自己所说，你是有大志，原名彭得华，就是志在“得中华”。不要把自己吹得过高。这样的无端指责，显然是很荒唐的。
　　有同志说：你上井冈山为创造和发展中央苏区建立了功勋，“朱毛彭黄”天下人皆知，我们都赞赏。但你执行的军事路线有偏差，也是人所共知的。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你也有一份吧?你偏听偏信，杀害对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有大功的王佐、袁文才，你是大错特错的。
　　有同志说：彭德怀同志生活一向朴素，我们赞成。但有些矫枉过正，见到人们吃得比较好些就横加批评，说是忘记了党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看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屋内壁上粘贴了油光纸，也到处作为批评的例子，这不太过分了一点吗?是否有些虚伪?
　　还有的同志批评彭德怀同志“闹独立性”，说有些问题本来应该由中央说，你却自己说了，而且说得有错误。有的甚至批评彭德怀同志在讲话和文章中不引用或很少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也是“闹独立性”，等等。
　　我认为，对华北工作座谈会这一历史公案，应好好研究，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以为后人之鉴戒。我作为一个建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人，有责任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22)
　　华北工作座谈会对彭德怀的批评，首先集中在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上，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在敌人面前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错误”，从而使华北根据地进入了困难时期。这种批评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百团大战振奋了华北人民的抗日信心，同时对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也有影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有力地打击了当时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造的“游而不击”之类的谣言。我军也在对日大规模“破击战”中取得了攻坚经验，有利于以后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敌伪工作的迅速开展。会上对彭德怀革命动机等问题的许多批评，也是毫无道理的。彭德怀同朱德一起指挥八路军，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当然，彭德怀在工作中也说过一些错话，或做过一些错事，如薄一波曾当面向他提出不注意发动群众，关于发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有的观点不妥当，工作方式比较生硬简单等等。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这些批评，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彭德怀在会上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认真的自我批评。座谈会后不久，彭德怀找薄一波谈了一次话。他说：一波，我还欠你一笔账没还。你在太行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我的几个问题，我当时没有答复你，后来经过反复思考，觉得你讲得有道理，批评是对的，我完全接受。
　　对于华北工作座谈会上的不正确批评，彭德怀没有作违心的检查。他多次说过：承认错误不要哗众取宠。彭德怀耿直、坦荡的作风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充分显示出来。华北工作座谈会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整风运动后来存在某些过火的现象。
　　尽管各个座谈会所涉及的具体史实、具体人不同，但都联系了本地区、本部队的历史和现实，并上升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对各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有了明确的结论。全党对王明路线的错误已有了统一的认识，作一个明确的历史结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5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③ 上述引文均见《王稼样选集》，第344—35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9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86—687页。
　　⑦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8页。
　　⑧ 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453页。
　　⑨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第419—511页。
　　⑩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党史通讯》1984年7月。
　　(11)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党史通讯》1984年7月。
　　(12) 周国全等：《王明评传》，第414页。
　　(13) 《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集)，第122—123页。
　　(14) 《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集)，第124—125页。
　　(15) 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中共党史通讯》1990年第15期。
　　(16) 《伏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0—161页。
　　(17) 《伏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1944年1月7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2页。
　　(18) 周国全等：《王明评传》，第408页。
　　(19)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499页。
　　(20)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页。
　　(21) 上述1943年3月5日毛泽东讲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98、499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0、301页。
　　(22)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