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整风尚未结束，延安就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的历次运动似乎存在一个规律，即任何政治运动，无论这个运动是以思想整风的形式发动的，还是以解决政治问题为动机发动的，最后总是以组织上的处理而告结束。而在组织处理中，又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管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这种现实，这个规律总是要顽强地显示出来。即使被人们认为是思想整风运动典范的延安整风，也难免出现这种问题。
　　延安整风中进行的审干运动，曾发展成为“抢救失足者”运动，由此出现扩大化错误。驱使事态如此发展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如下几点：
　　其一，整风发动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时期，蒋介石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第三次反共高潮于1943年春也迫在眉睫。蒋介石对根据地的进攻分为军事进攻与内部破坏两手，而所谓内部破坏主要是派遣特务潜入根据地，伺机活动。事实上，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确曾在陕西汉中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将一部分受过训练的特务约40多人分批派往陕甘宁边区，其任务是打入要害部门，窃取要职，长期潜伏，伺机进行策反、情报等活动。由于这些特务的家大都在西北或陕甘宁边区邻近的边界上，他们害怕被发现后全家受牵连，其中一人首先向边区保安机构自首，并提供了线索。党采取了宽大政策，经保安机构的工作，绝大多数人都秘密地坦白交待了。到1942年，戴笠精心培训派遣的特务全部被破获。但在敌我友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在国共关系紧张之时，为了反击国民党，为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党中央不得不以高度的警惕来关注国民党的各种动向，包括防止、清洗特务，肃清反革命分子。所以，在1942年11月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就提醒注意反特斗争。1943年5月初，毛泽东更是提出，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①
　　其二，在延安开展的全体党员参加的普遍整风运动，是在中央政治局1941年九月会议之后，为在全党统一思想，彻底肃清主观主义而进行的，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战胜非马克思主义，这一目标是毛泽东多次阐述过的。但是，如前所述，在整风中出现了王实味问题，并由此引出一个“五人反党集团”，托派、国民党特务等罪名扣在了王实味等人头上。随后中央党校的吴奚如也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这些不实之词虽然后来都被推翻了，但在当时，毛泽东与大多数人一样，相信他们是坏人，相信康生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准确的，并由此又引导出另一论点：既然他们所在单位有特务，那么其他单位也有可能发现坏人、特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有暗藏的坏人”。②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③
　　如果说，客观形势的紧张和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某种偏差使人们过分看重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的话，那么，康生等人的所作所为，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包括毛泽东)的这种认识。这也是后来出现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还在整风运动开展之前，康生在陕甘宁边区就炮制了几起著名的“特务”案件。最有名的一是钱维人案。钱维人原是边区公路局长，1937年国共合作时，他曾负责与国民党方面联系修筑公路之事。康生多次说他是“内奸”，后下令将其逮捕。此人后由西北局公安部作了甄别结论。二是王遵及案。王遵及是北平的女学生，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来到延安。康生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下令三天三夜不让睡觉，威逼她承认被安置上的罪名。1939年，康生甚至亲自写信，制定“王克敏的侄女与复兴社有关系”，要求严讯她，“使其承认复兴社”。她从1939年一直被关押到1946年。三是李凝案。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曾被日本人逮捕，后经家人保释出狱。她于1938年到延安，1939年7月突然被边区保安部门逮捕。康生逼她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内奸”。在一次审判会上，康生对其宣布：你长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最后在她的结论上定罪的根据有：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内衫；刺探军事秘密等。这些案件虽然后来都被证明是莫须有的，但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这些事件无疑加剧了人们的敌情观念——对自己队伍中某些人的戒备心理和防范心理。
　　由于有不少“事实”作例证，毛泽东不能不更进一步考虑组织上的纯洁性问题，不能不下决心通过审干把特务清除出去。1942年11月，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我们现在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是两种斗争，对大多数同志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但是还有第二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就是对于吴奚如和王实味这一类的人。毛泽东还进一步谈了半条心、一条心、两条心的问题。一条心是指完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人。半条心是指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毛泽东认为这种人要革命，但他有许多东西是妨害革命的。两条心是指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毛泽东提出要把这两条心分别清楚，要把反革命清除出去。这些话如果作为一般情况，泛泛地谈也并无不妥之处，但具体地把吴奚如、王实味等人提出来，并认为这种特指的情况在延安许多机关也有，就难免有失偏颇。
　　有了这样的前因，就难免带有某种主观的先验的色彩。后来事情进一步走向偏激，也算是势之所迫。
　　在1942年冬，审干在事实上还不是大多数单位的首要工作。许多单位的思想整风学习还没有完全结束。待1943年春延安大多数单位基本结束了文风、党风、学风文件的学习后，中央决定延安的整风运动要逐步地结束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第一阶段，转入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在1943年3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从5月1日起恢复正常工作状态，一边工作，一边审干。四天之后，康生在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向中央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根据康生的汇报，刘少奇当天就向华中局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电报，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我们向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
　　根据中央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第二个“四三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日至1944年4月3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④前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后来，毛泽东在同年11月13日的讲话中进一步认为，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⑤这表明，审干运动是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整风的延续。
　　遵照中央的指示，延安的机关、学校正式转入审干阶段。
　　毛泽东密切地注视着审干运动的发展，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1943年4月1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清查特务、进行防奸教育问题的决定。4月22日，毛泽东在给何凯丰的信中说：高中级干部教育计划暂停为好，先做防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4月24日中央书记处再次开会，决定高中级干部教育计划暂缓三个月发布，在五、六、七三个月内，专门进行防奸教育。总学委负责领导这一工作，其日常事务由康生负责。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谈到肃清内奸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肃消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400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为了加强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
　　审干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审慎的，只是要求每个党员根据文件精神联系自己的思想行动，写反省笔记、思想自传和详细履历，而单位负责人则调阅干部的这些材料，结合本人的表现和侦查得来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发现可疑分子。但是运动全面铺开以后，迅速向着大多数人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
　　事情的变化，是以康生搞了一个张克勤“敌特”案为突破口的。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1937年在甘肃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送延安深造，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学习。因其父亲在兰州被敌人逮捕自首，本人对领导提意见偏激，加上一名与他同来延安的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人检举他是特务，所以被康生下令看管起来。在关押中，年仅19岁的张克勤受到逼供，在经过六天六夜的“车轮战”的肉体折磨和“假枪毙”的威胁，以及“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后，他招出了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之类的虚假口供(他在1979年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全部是审讯他的人的提示)。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胡乱编造了一通“特务”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当初与他同来延安并揭发他是“特务”的人。
　　对于这样一个完全靠逼供产生的假案、错案，康生却如获至宝，让张克勤骑着高头大马，佩上红花，到各机关学校作讲演，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康生到处宣扬“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内奸政策的新策略，从而得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可靠，必须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并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中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师哲在其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记载：1943年4月1日晚，康生召集边区保安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布置，提出拘捕名单。当时担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问康生：要抓的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材料，怎么审问?康生回答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这一夜之间就抓了260多人。
　　4月9日和12日，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分别召开了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的干部大会，参加会议人数达万人之多，规模浩大。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张克勤在会上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报告。任弼时在会上作了《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对我们的特务破坏政策，因为他们这一政策是损害团结抗战的，但我们并不反对整个国民党。他揭露了特务机关的种种毒害青年的手法，指出误入歧途的青年中，真正甘心情愿替敌伪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效命的是很少数。他说：今天召集这次会议，其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对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年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些一时被骗的人们，只要他们今天向党忠诚坦白，改过自新，真心诚意地摆脱特务的圈套，我们党对于他过去一时的错误和因此造成的一些罪恶，是应当加以原谅的。报告号召“误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时警告说，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如果在这样宽大的政策下，还不愿坦白，那就是一种极大的罪恶，是一种自己灭绝的死路。
　　恰在这时，边区周围的军事形势骤然恶化。1943年6月，国民党调集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9日，边区召开了三万人的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大会。紧张的形势使审干反奸运动更为紧张起来，中央对干部队伍中特务的比例估计越来越高。1943年6月24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中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指示还说：“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机关中，暗藏的日特国特分子，估计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这些分子，关系于党的生命。”⑥7月11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和突破。两天之后，7月13日，在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最紧张的时候，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肃反工作现已抓到了规律，一是群众大会，一是精雕细刻。军事时期就要实行镇压，杨家岭一次群众大会就弄出六名特务。群众大会很有效，西北局系统也要召开。又过了两天，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紧张的审干运动推向了顶点——转向了“抢救失足者运动”。
　　康生在那个后来声名狼藉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公开点了一批人的名字，没有根据地说王实味是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康生炮制的特务的世界性、群众性的论点，在这个会上得到了表现。“抢救运动”由此大规模地展开。康生还在西北公学作报告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他号召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这个报告后来被印成文件发往各单位、各根据地。经康生一煽动，“抢救运动”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在紧张的气氛中，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被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采用“逼、供、信”手段，搞“车轮战”，大会批斗，小会劝说，互相检举，个人坦白，指名问供等等，使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混淆了敌我界限，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审干工作远远离开了发动者的初衷。
　　“抢救运动”一时间“战果辉煌”。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⑦。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被打成“特务”。如子长县39个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有37个被打成“特务”，并被组成“国民党县党部”。⑧有的老党员也被“抢救”，如曾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被周恩来、叶剑英等营救出狱，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王稼祥的秘书的陶铸，曾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孔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曾任中共鄂中区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区委书记、中共西南区区委书记和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的钱瑛，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邹风平，中共甘肃省工委领导人孙作宾、李铁轮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被“抢救”。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如此“抢救”，使不少同志产生了怀疑。当时中央青委的负责人蒋南翔，在青委负责审干，他在1945年3月曾给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和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他本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写下了他对“抢救运动”的意见。他说：
　　在几次批评以后，我抱着一种想把自己工作做好的心情，曾紧张卖力地连天连夜地工作，以期使青委的抢救工作获得成绩，并有一个时期——抢救运动前后的三四个月中，我的思想也钻了牛角尖，我完全接受当时抢救动中所流行的那种思想和作风，我用尽心机从被审查同志身上找矛盾，找岔子，并没有确实有利的证据，只是抱着一种“死硬”的成见去观察对方，强迫“反省”，强迫“坦白”，企图用各种方法强制被抢救的对方戴上自己所凭空预制的帽子，只感到对方不肯一如自己主观所希望的那样承认问题的可恶，毫没有用一分心思来反省和考虑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
　　但是，工作是吃力不讨好，我自己那种极端主观武断的思想，也终于不得不逐渐被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所唤醒过来。譬如说：许多所谓坦白分子，都在语无伦次，莫名其妙的乱咬胡说了。像杨学诚这样纯洁优秀的青年同志，竟被指责为“特务头子”了；像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竟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了；而青委的审查干部工作，也愈来愈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面进行了。诸如此类的事实，都不能不引起我对于这种普遍推行“抢救”方式的根本怀疑，不能不刺激我深深地思索，苦苦地思索，差不多是一日数次地在头脑中盘旋着这个问题。⑨
　　他还说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的“反特斗争”至少在青委所获得的不是任何积极的成果，只是相当严重的损害!“因为同志之间不是增强团结，而是增加隔阂；在草木皆兵的空气下，党与党员的关系不是靠近，而是更推远；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果不是提高而是萎缩；三风不正的毛病在有些同志身上不是得到改造而是更其发扬”。⑩
　　蒋南翔的这种思想变化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毛泽东对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是不满意的。他虽然对干部队伍不纯的情况也估计过重，但他对中央苏区时“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直记忆犹新，因此他也一直强调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不能搞“逼、供、信”。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刊登这样几句话：
　　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11)
　　毛泽东对正确路线所概括的要点，就是被称之为审干工作“九条方针”的内容。
　　就在这个月，毛泽东在枣园同绥德专员袁任远谈话，询问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毛泽东的担忧之情，在他反反复复地陈说上述内容中流露出来。
　　7月30日，毛主席在致彭德怀电中，再次重述了审干工作的正确路线，即“九条方针”，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12)
　　在进行以反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中，发生了“主观主义方针”盛行的“抢救运动”，不能不使毛泽东震惊。中央总学委随即在8月5日发出的一份通知中，要求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8月8日，中央党校第二部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发表讲话。这是整风运动普遍开展后，毛泽东第二次到中央党校讲话(第一次是作关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报告)，也是中央党校在1942年2月底改组和调整领导班子，由毛泽东亲任校长后，第一次到党校讲话。毛泽东强调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是党校六门课中的两门主课，其他为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文化课。他说：延安的整风特别有味道，不是整死人，有些特务分子讲出了问题，也不是把他们杀了，我们要争取他们为人民为党工作。你们整了风以后，眼睛就亮了，审查干部以后，眼睛更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胜利呢?去年有整风，今年有审干，使你们把问题搞清，两年之后保证你们提高一步。但是，在同一篇讲话中，毛泽东也说了这样的话：党校也要争取领导权，2500人中，伙夫、马夫在内，有250个特务，听说还有，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还说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主要的堡垒在人家手里，学生中很多是特务，这是很严重的争取领导权的争。这些话表明，毛泽东对“抢救运动”的不满更多的是方式、方法上的问题，“九条方针”也主要是从方法上讲的，而对引起这种扩大化错误的重要因素——对干部队伍不纯、根据地特务活动的形势判断过于严重，并没有否定。因的此时还不可能对“抢救运动”有一个全面的评价。
　　8月15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正式发布了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明确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实行普通机关、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结合的审干办法；审干要将“两条心”的人转变为“一条心”，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为我们服务；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只有少捉不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
　　这个决定颁布以后，审干运动由机关内部的审查干部发展为工农商学兵广大群众性的反奸斗争，从延安一地的反特务斗争发展为全边区的斗争。前一阶段出现的某些偏差逐步开始克服，但铺开的运动一时难以收场，“抢救运动”在一些单位还在进行，只是大规模的运动已逐渐停止了。对“抢救运动”某些错误的纠正，也正在继续。然而，即使这个决定，对敌情的估计也有过分之处，如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等等。这不能不影响到决定的执行。
　　10月9日，毛泽东在批阅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进一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所作的报告中，又谈到了审查干部、反特务斗争问题。他说：反特务是今年我们一个很大进步。去年共产党21岁，还未学会作这篇文章，今年则学出来了。国民党抗战以来，眼睛是亮的，聪明的，而共产党六年是盲目的，结果国民党的特务就无孔不入。抗战第六年的下半年，我们学会了，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国民党的妙计安天下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共产党的妙计安天下是得了夫人又保兵，夫人是反特务斗争的经验，兵即是送来的特务。边区已有7000，恐怕有1万人，各根据地合并就有10万大兵，这批兵要好好训练，我们可以使用它以毒攻毒，决不杀一个，国民党能利用我们的叛徒，难道我们不能学会利用特务!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九条方针。
　　11月5日，毛泽东在致邓小平、北方局各同志，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区党委的电报中，要求他们执行九条方针，立即废止历史上传下来的多捉多杀及逼供信的错误路线。还对该政策的掌握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100人中至多只许捉5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
　　事实上，这些对“抢救运动”的纠正，直至此时主要限于局部的纠正，是操作、运行方针上的纠正，但不是对最主要原因的纠正。真正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是从1943年底的书记处会议开始的。
　　为了总结审干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央书记处于1943年12月22日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反特斗争问题。会议决定，将以下意见分别传达到各系统高级干部加以研究，再交书记处最后决定。传达的主要意见有：(一)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是由熟视无睹(指开展斗争前)到特务如麻(指“抢救运动”后)，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二)对于“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斗争，会议认为应从两方面进行工作检查。从好的方面看：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等。从阴暗方面看：夸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了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降低。会议分析产生上述偏向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央决议的九条方针掌握不够，对特务问题的社会性、群众性缺乏正确的认识(或估计不足，或估计过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掌握不稳；在方法上偏重于抢救大会的方式，忽视调查研究工作，不重证据，不注重个别审查的办法；还有一个原因是，领导干部忙于路线的学习，放松了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三)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将坦白分子分为六类：业务分子、变节分子、党派分子、被特务分子利用的分子、党内犯错误分子、完全弄错的分子。
　　在这次会议讨论中，任弼时在发言中首先否定康生所谓新知识分子大多是特务的谬论，专门就如何看待来延安的新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约70%，初中约30%。据恩来同志讲，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主要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决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任弼时说：我们对国民党特务的数量要作恰当的估计，估计不足或扩大了，都不妥当。在延安的新知识分子，中直机关和军队系统，共约4万人，大多数是在1937年、1938年进来的，其中3600多人是地下党撤退来的。他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们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到延安的。“抢救运动”中，有的单位把80%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以否定。任弼时还说，最初的审干工作是好的；后来的抢救运动就是强迫坦白，现在要进行甄别，取得经验教训。军队中进行坦白运动要特别慎重，敌后根据地不能采用延安的“抢救运动”的办法。
　　毛泽东也在会上讲了话，同意会议的分析。他还说，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些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他提出要教育干部用这次会议的方法去研究问题，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
　　这次会议表明，中央领导层对干部队伍状况的分析，对根据地敌情的分析，终于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这标志着审干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可以得到认真纠正了。
　　根据书记处会议精神，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
　　1943年底至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当处置。尽管在一年内清出的“特务”曾高达1.5万多人，有的单位清出的“特务”甚至达到其人员的一半以上(如西北公学390人中坦白分子就有208人)，但由于坚持不杀一人，不断进行复查、甄别、平反，分别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对受到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因而没有发生大的危害，没有形成大的乱子。而且，对审干工作中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说：
　　毛主席从1944年上半年起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毛主席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这都已经过去了。第三次是在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了。他还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毛主席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的态度非常感人。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气很大，经过毛主席这样多次地赔礼道歉，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大家不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13)
　　平反甄别工作一直到1945年春才基本结束。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被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被逮捕的作出结论恢复名誉。对因战争环境条件的限制，其政治问题拖至抗战胜利还难以确定而被“保留”者，后来毛泽东指示：现在东北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作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怕什么呀!(14)后来，那些按照毛泽东所说的到前线自己去作结论的人，几乎无一人跑到国民党方面去。在整个运动中处理的人，只有极少数拖到违国后才作结论的。
　　审干结束了，“抢救运动”也已被历史作了结论。但是，这一段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几个很难圆满回答的问题。
　　其一，延安整风本是反对主观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一场思想革命，为什么却发生了严重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主观主义地分析敌我两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只能说，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只能是相对的，人不可能无所不包地掌握所有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掌握同一事物在所有发展时期的变化规律。中国共产党对30年代党内主观主义的表现形态有了痛切的认识，主观上有了树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迫切要求，但不等于对新的条件下主观主义的产生、表现有了深刻的认识，有了中央苏区“肃反”的教训，并不等于完全把握了防止这种教训重演的规律。更何况，延安整风，或说整个党的建设，对于产生主观主义的基础条件并没有很强的制约力。
　　其二，反对宗派主义，增强党内团结是延安整风中的重要内容，但为什么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却出现了对一部分干部群体(知识分子干部)不信任的状态，并导致干部间的相互怀疑和人人自危的感觉呢?
　　蒋南翔1945年3月在给刘少奇、党中央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对人颇有启迪的回答。他认为这个问题仅仅以宗派思想来解释是不够的，产生这种偏向的主要原因，是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有错误：
　　第一，是政治认识和政治估计的问题。“不管自觉不自觉，不管承认不承认，在抢救运动中，是暴露了我们在政治认识上的模糊，暴露了我们对于马列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真理这一点，还缺乏深刻和坚定的信心!”“虽然我们平时也都抽象地承认马列主义是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中，马列主义能够战胜任何党派的思想，取得最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的拥护。但在此次审查干部中，差不多就由我们自己完全推翻了这种前提。对于一般革命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竟不相信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许多知识分子已在党内受了好几年教育，做了好几年工作，我们仍还相信他们是坚决拥护三民主义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他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这里，马列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完全被看作为一种软弱不堪、破烂不堪，丝毫经不起任何战斗的一堆废物；而三民主义倒被看作是最能获得广大知识分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种观点出之于我们共产党，说来是非常可怪的，但事实确然是如此。例如陇东的抢救运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里在开展抢救运动时，正式肯定了这样的观点：国民党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15)
　　第二个，是组织上的干部政策问题。蒋南翔所说的干部政策，主要是指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政策。他说：“在抢救运动中，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救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但知识分子和工农同志是走着很不同的道路而来到革命阵营里的，他们在生活习惯、社会经历、思想作风等等方面，都会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是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上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保护下，受着片面的审判了。”他进一步分析说：“轻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知识分子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轻率地剥夺对知识分子党员的信任，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上的具体反映。教条上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动摇的阶层，它不是无产阶级的亲骨肉。因此在反奸斗争的抢救运动中，知识分子党员就受到了‘另眼相看’的待遇。”他还说：“自然，工农同志有许多优点，新知识分子有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缺点，这些缺点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能相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缺点可以克服，克服知识分子缺点的主要方法，是要让他们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这是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所明白指示了的。因此我们对待新知识分子，应该是尽量放手让他们到下面去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使他们的文化知识能有机会和实际相结合。这样，一方面新知识分子就能在实际锻炼中最有效地改造自己，另方面又能使他们的文化程度，转化为各种实际工作上的创造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工作。”(16)
　　其三，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这一路线在延安整风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但在“抢救运动”中，群众运动被作为群众路线的一种表现而被推到了高潮，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群众路线究竟应该怎样在具体工作中运用?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地回答，群众路线并不是只有一种表现形态，在某些时候某些工作中群众路线可以通过群众运动表现出来，但在某些时候某些工作中群众运动并不等于群众路线。蒋南翔在其《意见书》中对此有透彻的分析。他说：“在抢救运动中所表现了的群众路线，就是所谓‘高度的群众运动’，最主要的，就是抢救运动中所采用的普遍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大会。所谓要‘将群众发动起来’，要‘发扬群众的火力’，要‘善于掌握群众情绪’等等，事实上也正是指领导群众斗争大会而言。”而这种群众斗争大会“根本不能被看作是反奸工作中正确的群众路线的运用。因为这不是正确地启发了群众的警觉性，而只是无限止地发扬了群众的盲目性”。“对于‘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了解?马克思说：理论掌握群众，就成为物质力量。我们所要求的群众路线，也应该是在正确理论掌握下面的群众行动。因为只有在这种正确理论指导下面的群众行动，才能产生最伟大的物质力量，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群众路线。但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作领域，有各种不同性质的特殊规律；因此，我们也要求须有各种不同的群众行动，来适应各种不同工作领域内的不同规律。因此，我们不能有抽象的一般的群众路线，只有适应某种工作规律的某种具体的群众路线。例如农民运动所要求的群众路线是一回事，反奸斗争中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又应是另一回事。不问何种场合，不问具体工作性质，都简单地把某一种固定的内容(如云‘发扬群众斗争火力’之类)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商标和万应灵药，那是不恰当和不能解决问题的”。(17)
　　上述问题是“抢救运动”引发出来的思考。但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并没有得到公认的标准答案，更没有唯一的答案。只是在后来的历史上不断重演的政治运动中斗争扩大化的故事，提醒我们应该去寻求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以求避免重犯错误。
　　①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0页。
　　②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2—433页。
　　⑤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5—27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79)》中卷，第430页。
　　⑥ 参见郭德宏等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⑦ 此数字见于康生1943年9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的记录。
　　⑧ 赵生晖：《中共组织史纲要》，第183页。
　　⑨⑩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8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0页。
　　(1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0—281页。
　　(14) 郭德宏等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第62页。
　　(15)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6)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7) 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1945年3月，《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