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而负责人12人。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议：七中全会设主席团，由原中央书记处成员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任务是在全会期间负责处理中央的常务工作。原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履行职权。
　　这次会议是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召开的。会议断断续续开了11个月，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而会议的主旨就是讨论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等。
　　在第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并形成了正式的决议文字。其大意是：
　　1．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2．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5．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
　　在六届七中全会的八次会议中，最重要的成果是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对党史问题大讨论的结果，也是毛泽东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的整风成果。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着起草《决议》，1944年5月成立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真、高岗组成，任弼时为召集人。《决议》是以毛泽东1941年所写的“历史草案”为蓝本而改写成的，随后又经多人修改，任弼时、张闻天都有比较重大的修改。毛泽东为此稿前后修改了七次，花费了巨大心血。
　　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会议开始时，李富春宣读了王明给七中全会的信。信中赞同中央所作的历史决议，说：它将党内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过的各种“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都作了明确的批评，而对于《决议》所指出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作了最彻底的清算。他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的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又由此次会议所阐明总结。他在此就不去重复《决议》所说的一切了。他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王明还说他之所以犯教条主义“左”倾路线的错误，是由于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基础，完全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不钻研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以及简直不懂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的结果。尤其是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和没有群众观点，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出身的劣根性的结果。他还对他的那本小册子，从革命性质和动力、策略方针、进攻防御、先锋队与群众关系、党内斗争等方面进行了检查。
　　王明这封信很长，李富春只宣读了第一部分。不管王明是否真的忏悔自己的错误，这毕竟是他第一次系统地公开地承认自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当初推行“左”的错误的人，全部(至少在形式上)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随后，任弼时向会议报告了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情况。根据各代表团的意见，历史决议草案已经修改了三次，第三次是无原则的修改。与会者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决议草案的内容，对于决议草案未提宗派问题，未讲品质问题，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暂不作结论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都完全拥护。
　　毛泽东最后发表讲话，主要内容一是关于会议的重要意义。他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要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就再现了党的25年的历史，就对今后有益。二是对《决议》中的一些历史问题如何估价。毛泽东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故今天只要求基本通过。他认为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至于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来看，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后来改交七中全会，这是有政策意义的，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可以免得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上，而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当前的问题，这是不好的。《决议》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误?故意不提的。国际现在没有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三是治病救人问题。他说治病与救人，看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方面。前年十二月会议，治病太多，用多了点药，所以去年就加了甘草。最近各代表团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对治病多些，救人少些，有的则相反。总之是治病救人。治病是手段，救人是目的。他还说：党是政治团体，要搞五湖四海。政见不同会有争论，争论时分清是非界限是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四是关于好事挂账问题。毛泽东说：决议案把许多好事挂在他的账上，他不反对这个划分。他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他没有，这是大家要清楚的，首先是他。他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他即使到七十，相信也还会逾矩的。整风过去不会，搞生产过去也不会，现在都有经验了。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些。五是关于防止敌人利用问题。我们的决议案没有做，人家就利用。现在作了决议，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评——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①
　　毛泽东讲话之后，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全体一致原则通过。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党的历史的科学总结。《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了结论，其重点在于分析王明“左”倾错误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根源。
　　《决议》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的错误是：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九一八事变后，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和否认，形成了自己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后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第三次“左”倾路线，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反对“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在大城市准备武装起义。结果不但使城市的工作遭到了失败，乡村的工作大部分也遭到了失败。第三次“左”倾路线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军事上，第三次“左”倾路线否认毛泽东一整套正确的作战原则，把红军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退却逃跑主义”。总之，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撤出江西时又变为真正的逃跑主义。
　　组织上，第三次“左”倾路线把一切对错误路线采取怀疑、不同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人，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以对待敌人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提高威信，吓唬党员干部的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的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政策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而对新干部也不给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的工作，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经验又脱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干部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思想上，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不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列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作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由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
　　《决议》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指出：其社会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左”倾路线在政治、军事、组织上的错误，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联系实际生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地表现为经验主义。小资产阶级在政治倾向上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的地位，因而对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由于各种情况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方的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在党内，就造成错误的组织路线。
　　《决议》对产生错误的根源的分析，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24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③
　　党的历史上历时最久、对革命危害最大的“左”的错误，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得到了彻底的清算。历史的结论就此划上了句号。
　　至此，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经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结论，历经三年八个月，圆满结束了。它也宣告了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酝酿、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经过整整四年，以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达到新的思想一致而告结束。
　　①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2—324页。
　　②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则通过后，根据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意见，经修改，于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9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