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七中全会结束后，党的七大就要召开了。
　　党的七大的召开，固然在整风之前就在酝酿，但七大的各项成果，却是整风运动的逻辑发展的结果。
　　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大会代表，无论正式的、候补的，除有病、有事请假者外均出席了会议。大家把参加七大看作是非常崇高的荣誉。
　　七大代表总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共分中直(包括军直系统)、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八个代表团。
　　在预备会议上，任弼时首先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这固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在延期当中，首先是充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党员有120万，党领导的军队近100万，解放区人口近1亿。经过锻炼，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因素。七大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其意义与作用是非常伟大的。其次是党的思想更加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的思想上的准备，其意义也是非常伟大的。任弼时还就七大代表的产生经过、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草案的准备情况一一作了说明。
　　毛泽东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我们党在24年的历程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当然，党内在一个时期也有不同意见，主要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发生过意见分歧。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历史决议案，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罢休。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先后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讲话，肯定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预祝七大成功。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这个书面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了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这个报告的内容已为人们所熟知。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
　　4月24日，毛泽东就大会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这个报告又叫做“政治报告”。报告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党历来的路线用一句话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同时，毛泽东也讲了另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关于政策问题。毛泽东讲了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思想观点有两条。一条是继续解释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包括“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他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当作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的同志急得很，“不要急嘛”。另一条是准备转变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就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去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毛泽东讲的这些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这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出现了有利于我们的很大变化，因此七大讨论城市工作也是一项重要议程。而提及城市又不能不牵涉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问题的预见。
　　第三，关于党内问题，实际上是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讲的方面很多。他首先讲了个性与共性问题。因为有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毛泽东从哲学方法的角度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党员是有种种不同的差别的，抹煞各种不同的差别是不行的。抹煞差别性就没有统一性。党性就是共同性、普遍性，个性就是不同性、差别性。没有一个普遍性不是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的。毛泽东还谈到干部问题。他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欢迎知识分子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对于干部团结问题，他提出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这样，才能很好的团结，走向胜利。最后，毛泽东提出“讲真话”问题，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了教育全党多读书，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再次提议读五本马列著作。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可以看作是对《论联合政府》的补充。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在作党章问题的报告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这也是延安整风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成果。
　　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在会上作了发言。
　　5月2日，张闻天在全体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检讨了自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自我批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左”倾路线错误，以错误的教训说明“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对于党与中国革命，会起一种怎样的破坏作用”。他还说：遵义会议后(实际上他从长征开始，即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在中央内部反对当时中央的另一部分同志的军事路线)，一般说来，他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工作，故没有发生路线错误。他以自己整风中的切身体验，说明“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慢慢的在斗争中占了上风”。他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弱点，一是骄傲，一是轻浮与急躁，其本质就是脱离群众。而毛泽东的思想与作风是“老老实实的思想作风，它无限深刻而同时又是无限浅显”，“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其全部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向人民负最后和最大责任的精神。张闻天表示：“我以后必须以虚心的态度，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以达到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目的。”①
　　5月3日，博古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检查了自己任党的总负责人期间“左”的错误的表现和发展。他认为这些错误表现在：一是轻视与忘掉了反帝，采取了完全拒绝统一战线的政策；二是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不正确；三是对于苏区的军事指导、军事路线是错误的。他还指出这条错误路线在三个方面得到了深入的贯彻。第一是打击中间党派，打倒一切，拒绝一切同盟者。第二是在白区工作中拒绝利用合法的方式，采取盲动的冒险的政策。第三是在苏区土地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工会政策等等问题上，全部都把“左”的错误深入贯彻到底。
　　他说：这个时期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因为这条路线已经取得了党内的统治地位，所以就把它推广出去，销售出去，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改造党，来进行党内的思想教育，使教条主观主义的影响深入下去。同时，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这个时候更运用教条这个法宝来吓唬人。
　　他还检讨说：“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左’的错误最后的一次。”
　　在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时，博古说：“在上海中央被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时，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当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意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的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个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②
　　在“左”倾路线时期犯过错误的同志所作的检查，得到与会者的谅解。毛泽东在5月26日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提到此事，说有些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我们大会的同志都一致欢迎。
　　大会在听取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三个报告并进行几天讨论后，开始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在5月17日的主席团常委与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上，就中央委员名额的多少与提名方式进行了讨论，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量提出初步候选名单和选举手续。然后由主席团将初步候选名单提出交各代表团讨论。在5月1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
　　5月23日，大会主席团与各代表团主任继续举行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几点意见。5月24日，大会举行第17次会议，由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在讲话中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问题。首先，选不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毛泽东说：犯过错误的不选，只是一种好的理想。但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地存在着的。六大没选陈独秀，四中全会没选李立三，这都不好，也没有保证我们党不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原因是政治路线问题没有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这十年，中央的主要成分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在25个中央委员里头，六大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但是，我们和这些同事一道共事，没有犯大的错误，工作还算有进步。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的身上，其实，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负有很重要责任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不仅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而且今天的局面也不会有这样大。因此，我们选举的原则应当是：犯过路线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这是现实主义的方针。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第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毛泽东说：这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主席团认为，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即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过去的老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这次选举要注意这个问题。第三，中央委员是不是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的人?毛泽东说：每一个中央委员应当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很好的理想。但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的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的中央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么这个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现在比较完全，但过几年可能又不完全，这就要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来求完全，选有学习精神的人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还解释了按照这样几个原则来选，会不会产生所谓庞杂问题、落伍问题和不公平的问题。毛泽东的讲话澄清了大家原来不明确的问题，一致拥护毛泽东代表主席团提出的选举方针。
　　5月31日，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报告。这是他在七大的第六个报告(包括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在内)。他根据各代表团讨论的意见和要求，在讲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后，又讲了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在讲到领导和准备转变的问题时，毛泽东强调了预见的作用，指出：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既要预见前途，也要预见偏向，要去掉盲目性。他还对党性与个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说：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不仅承认个性、独立性、人格、自由，而且在党领导的解放区内还大大地发展了这些。《共产党宣言》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每个党员没有个性，而我们党有党性。不能把党员变成纸糊的人，没有一点个性、独立性，只要服从党纲、党章、决议案，在这个大框子里尽量使大家能发挥能力，发展各人的长处。毛泽东还说，个性有两种，有创造性的个性，有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和党性完全不矛盾，是统一的。破坏性的个性与党性不一致，如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我们要创造性的个性，不要破坏性的个性。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6月2日，七大主席团各代表团主任会议继续听取各代表团对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意见的汇报，并进行讨论。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大家把想讲的话讲出来是好的。对候选人不管怀疑的内容如何，可以怀疑，被怀疑的同志也有权申述。但是选举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要顾全大局。一些被选举人听到意见后，提出不做候选人行不行?你们考虑，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就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他就准备自己打自己的圈，对谁有意见，所有同志应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会出来的，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6月9日开始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这天选举中央委员，6月10日宣布选举结果。毛泽东、朱德等44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接着，酝酿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他讲了这样几点意见：(一)关于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他说：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二)关于王稼祥同志的功过。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参加了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赞助过正确意见；从长征一开始，他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这两个关键的会议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中央工作中也做了很多好事。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反四次“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毛泽东认为王稼祥同志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在昨天的选举中，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三)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说：他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这说明毛泽东在深入考虑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格局问题了。
　　毛泽东报告后，大会进行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
　　6月11日，举行闭幕式。大会宣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当选。会议基本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和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并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闭幕会最后，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开了50天的七大胜利闭幕了。
　　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在杨家岭举行。
　　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担任会议的临时主席。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还选举任弼时、李富春为中央委员会正、副秘书长。
　　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延安整风之后最终确立了。延安整风在组织上展现了它的成果。
　　①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506页。
　　② 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遵义会议文献》，第104—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