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以延安精神为支柱的延安时期的精神文明，客观地渗透在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实际之中，生动地体现在每一个革命工作人员的言论和行动之中，具体反映在坚强的理论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严明的组织纪律和卓有成效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延安时期的精神文明，开一代新风，达到了相当好的水平。立足于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追寻延安时期精神文明的历史踪迹，并总结其成功经验，对于推进我国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具有难得的借鉴意义。
　　1.延安精神就是确立精神文明的内在动力——理想
　　理想，是精神力量的内在动力。它既决定着主体精神的价值取向，又规定着主体精神的本质属性。
　　延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之内，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度和精确度。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视野，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在延安，我们党更加坚定地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更加明确地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更加自觉地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根据地军民，指导革命实践。
　　随着延安革命的不断深入，我们党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既把她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又把她看作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并能够从根本上把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与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从而把共产主义认作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中国就会亡国。共产主义既是世界的“救星”，也是中国的“救星”。
　　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品质和共产主义精神，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艰苦创业，奋斗不息，最终取得了胜利。延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的伟大胜利，延安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
　　延安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中国人民在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征途上立下了一座丰碑。然而，仅此一举，还不能说明共产主义事业的大功告成。立足于我们的时代，从理想追求的角度深入总结延安革命的历史经验，我们无疑会获得深刻而有益的启示。如同延安革命以共产主义宏伟蓝图为奋斗目标一样，我们今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依然是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如同中国革命的延安时期以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特定阶段的“共同理想”一样，我们今天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依然具有理想阶段的“共同理想”；如同打日本、救中国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如同共产主义精神的民族表现形式——延安精神曾作为推动延安的精神动力一样，我们今天依然要以丰富发展了的延安精神作为推动改革开放的精神力量。“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运动。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需要“共同理想”的不断积累才能逐步逼近。因此，我们现时期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也就是为实现最高理想而奋斗的过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一“共同理想”，如同延安时期的“共同理想”一样，仍然面向着共产主义的大方向。它集中体现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争取伟大胜利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我们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先进分子，就必须同全国人民一道，象实现延安时期的“共同理想”一样，把现时期的共同理想同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各个集体的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结合起来，同各自的岗位职责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立志建设，立志改革，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使共产主义精神——延安精神在实现共同理想的过程中再显神威。
　　2.延安精神揭示精神文明的内在本质——道德情操
　　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不但激发了“延安人”的共产主义精神，而且培育了“延安人”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我们面前的有关论述在一定意义上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延安精神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色彩十分浓厚；延安精神所蕴藏的伦理道德思想十分丰富。因此，从伦理学角度把延安精神当作一个道德范畴进行抽象的思维，不但有利于揭示延安精神的道德本质，而且有助于把握延安精神的道德内容。
　　作为道德范畴的延安精神，其真实本质就是共产主义的品质，集体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其具体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扼要地概括如下：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大公无私，勇于献身；艰苦朴素，勤劳节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先人后己，宽人严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爱憎分明，是非分明；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坚韧不拔；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平等待人；官兵一致，上下一心；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所有这些从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苦乐观、荣辱观和公私观等方面所体现的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不但对延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而且为人类伦理思想的宝库增添了新鲜血液。
　　延安精神的道德内容，是延安时期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如实反映。当时在延安一切革命工作人员，都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都是人民大众的勤务员，他们抱着救国救民的坚强信念，满怀革命的豪情，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严守职责，积极苦干。重兵压境，处境危难，但延安军民的生命充满着朝气，生活充满着欢笑；财政困难，缺吃少穿，但延安军民开荒地，纺线线，拣羊粪，拾破烂。“延安人”真正实践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箴言；“延安人”的道德观念，表现了人类灵魂的纯贞之爱，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纯正党性和光明磊落的宽宏胸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张思德精神，就是“延安人”道德精神的生动写照。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道德风尚，达到了道德发展的空前境界，延安人的道德观念，是一笔宝贵的人类道德文化遗产。
　　现时期，是包括迄今不远的延安时期道德风尚在内的“传统”道德观念经受冲击的时期，“传统”的道德规范正面临着调整、选择和重建的命运，这一方面为恢复再现延安时期那样的道德风尚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延安人曾有过的道德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原则的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生机。但是，一些人却由此而产生了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道德观的厌倦情绪，有的甚至错误地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领域，把党员与组织、下级与上级、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政治关系当成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关系。一定程度存在的权力的商品化，原则的商品化，“党票”的商品化，党员与组织关系的商品化，直接诱发了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党内不正之风。固然，党的政治生活可以而且应当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产生的平等、民主、公平竞争、效益、开放、开拓等思想观念中汲取新的营养，共产党员也应该象过去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地在商品经济的竞争场上大显神威，奋力角逐，但是，要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变相或坦露地对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念提出责难，则明显地背叛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对外开放的实行，为我们现代化事业带来了活力，为中国走向世界打开了通道。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渗入，却使一些对以集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道德观念产生了动摇，有的甚至公开地批判起“大公无私”的道德品行来了。特别是有些青年人，对“自我设计”、“个性发展”、“自我奋斗”津津乐道，而对社会、对集体、对单位整体事业的发展却表现出冷漠和不关心。
　　——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多、更严重，“电霸”、“路霸”屡见不鲜；“水霸”、“油霸”时有所闻；有的党政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有的新闻工作者弄虚作假，不讲原则；有的司法工作者知法犯法，徇情枉法；有的医务工作者玩忽职守，敲诈勒索；有的文艺工作者高傲自大，讨价还价；有的商业工作者以次充好，走后门成风；凡此种种，都有损于社会公众利益，根本违背了职业道德的宗旨和要求。
　　——在婚姻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方面，也发生了许多令人作呕的事情。有的人视恋爱婚姻为儿戏，崇尚性解放，追求性自由，逢场作戏，朝三暮四，不顾后果，不负责任，草率结合，草率离异，有的甚至肆无忌弹地出卖灵肉，拉客卖淫，男嫖妇娼，有恃无恐，一些早已绝迹的丑陋现象又死灰复燃。在社会公德方面，虐待老人，遗弃女婴，贩卖妇女，歧视残疾，见死不救，讥讽先进，不讲社会公德，不讲文明礼貌，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公共设施的事件时有发生。
　　道德退化现象的广泛存在，不但是对延安时期道德文明的无情嘲弄，而且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树立和发扬。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给予高度的重视。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现状的实际出发，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确立了我国现时期的多原则、多层次的新的道德观。
　　在道德要求上，首先要以“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我们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鼓励发扬国家利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鼓励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其次，要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要使“五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切实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另外，要坚决反对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
　　在道德准则上，既把“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纯粹利他”的道德观念确认为先进的、最高的道德准则；又把“目的利己，手段利他”确认为广泛的、基本的道德准则；还把“不损人”确认为起码的、最低的道德准则。与此相适应，在道德评价的标准上确认，凡是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都不符合道德目的，因而都是不道德的；凡是利于或无害于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都符合道德目的，因而都是道德的。
　　如果把延安时期的道德文明与现时期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加以比较，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延安精神的道德内容与我国现阶段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要有效地改善我国国民现阶段的道德风貌，就必须恢复和发扬延安人的道德精神，就必须学习延安人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只有牢固地树立起象“延安人”那样的道德观念，才能从根本上纠正这样或那样的道德腐败现象，从而最大限度地扼制普遍的道德退化。
　　延安时期的道德风尚是真、善、美的统一，她无愧作为我国现阶段道德建设的最佳参照系，她无愧作为万世师表!
　　3.延安精神标明精神文明的方向——先进文化
　　延安时期的精神文明，在理想道德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认真总结延安时期文化教育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同样是大有脾益的。
　　延安革命的总目标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我们党把“战争”、“生产”、“文化”作为延安革命的三个基本环节。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深刻认识到：没有生产的军队是饥饿的军队，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日寇、解放人民和建设工业化新中国的；战争不仅是政治军事的较量，同时也是经济和文化的较量；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参战军队是否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参战军队是否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抗日战争，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一个强盛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的敌人，不仅掌握有现代化的武器和先进的军事技术，而且兵员的军事素养也比较优良。因此，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广泛地、最大限度地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组织到抗战中来，而动员组织民众参战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提高广大军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革命自觉性。唯有如此，才能唤醒人民大众，激发斗争热忱。
　　然而，在抗战初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却显示出惊人地落后；在文化思想领域，封建主义的文化残余还广泛存在，广大人民群众还未彻底摆脱封建迷信的精神枷锁，因循守旧、靠天吃饭、相信神灵、相信命运、烧香敬佛、求神问卦的思想观念相当顽固，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没有得到改变。据统计，当时边区的文盲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99％。即使在当时的延安城内，也仅有省立第四中学和县立六年制小学各一所，能够接受最基础教育的学生只有220人。文化教育的落后，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斗争方略的理解和执行，影响了人民群众在边区建设与抗战工作中的革命热情。因此，不失时机地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便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党正是在正确估价当时文化教育水平、充分认识加强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在全边区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文化教育运动。
　　据《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概况》记载，1937年，边区共创办“冬学”382所，共有学员10337人；1938年，有夜校、半日校、冬学共1563所，共有学员25063人；1939年，夜校、半日校、冬学保持1380所，学员达到29159人，组织识字组3852组，共有组员24107人；1940年，夜校、半日校、冬学总数上升到1889所，学员总数上升到36228人，有识字组3580组，组员23725人；1941年，有夜校、半日校、冬学共1572所，有学员34814人，有识字组1973组，组员12259人，另外，还有民教馆25处，读报组3371组，秧歌队949班，自乐班114班，皮影戏62班，板报668块，报刊杂志60多种。
　　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大批追求真理的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为了提高广大青年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我们党在延安及附近地区先后创办了包括干部学校、专门大学、中等专业学校在内的20多所学府，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急用人才。当时在延安的10多个文艺团体，经常演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群众的文化生活相当活跃；“新华社”、“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的创建，使延安的文章传遍天下，延安的声音响彻四方。
　　广泛深入的文化教育运动的开展，使整个边区成了一所革命的大学校，真是男女老少人人是学生，家里、地里、厨房、磨道处处是课堂。通过学习教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促进了边区建设，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激发了革命热情，鼓舞了革命斗志，真正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组织了一支革命军队。据1938年统计，就组建了25个群众性抗日团体。1939年，边区有自卫军224325人，少先队员230871人，即使是历来不与社会接触的妇女们也组织了看护队、洗衣队和缝衣队，积极投入到抗战工作中来。边区人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踊跃参军参战，许多人为了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边区人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何以取得伟大的成功呢?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延安时期，党中央把发展文化教育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之一，给予了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曾针对边区文化落后的状况，作了“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指示，并提出了五至十年彻底消灭文盲的教育目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先后作出过许多决定和指示，不但对文化教育的内容、形式、经费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而且从上至下地设立了一整套领导机构。边区政府教育厅设国民教育科，负责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指导团，专门辅导各县文化教育的实施。为了解决师资问题，边区举办了社教教员训练班，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边府每年抽出边区总经费的1／7用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事实说明，中央的领导和政府的重视，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文化教育与抗战实际相结合，文化教育与边区的生产建设和生活实际相结合，是文化教育运动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延安时期的文化教育，是在环境极为险恶和基础十分落后的状况下进行的，因此，教育必须紧密地联系延安时期的政治局势、经济实力、文化状况、地理环境等实际，也就是说，在教育内容的确定上，坚持需要什么学习什么的原则；在组织形式上，坚持教育、生产、抗战一齐推进、相互促进的原则；在教育方式上，坚持多形式、多层次的灵活机动的原则；在教育经费上，坚持民办公助的原则。延安时期的文化教育，面对着抗战的现实，面向着中国的未来。
　　总结延安时期文化教育的成功经验，我们会受到多重启示：如果说，延安的文化教育，紧紧围绕着中国民主革命的主题，那么，我们现阶段的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就必须全力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如果说，延安时期的文化教育，是为了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培养急用的革命人才，那么，我们现时期的科学文化教育，则是为了给四化建设培养更多更好的建设人才；如果说，延安时期的教育运动是为了彻底消灭文盲，改变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那么，我们今天把教育科学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也就是为了迎接科技革命的潮流，用人类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丰富自己，武装自己。从延安时期到现时期，尽管历史条件和历史使命发生了转化，但是，重视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重视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的历史逻辑却别无二致。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汲取延安时期文化教育的成功经验，有必要大力倡导重视教育、尊重科学、追求知识的精神，努力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唯有如此，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更好的有用人才，才能赶上世界科技教育发展的潮流，才能发挥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从而促使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