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16日)
　　去年11月间，在西安参加农村题材创作学术讨论会的各地作家，访问了《创业史》中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同志，对他家庭和所在生产队处于穷困状况的问题反映强烈。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卜昭文同志随即采写子《“大锅饭”带来的悲剧》的报道。我们接到习仲勋①同志在《清样》②上的批评后，立即责成省委政策研究室作了初步调查了解。今年1月21日，我和黄植③同志等走访了王家斌和这个队的部分群众家庭。通过社员代表、县委及公社党委负责同志座谈，听取各方面意见，分析了穷困的原因，具体商讨了改变穷困状况的办法。现将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报告如下：
　　一、胜利一队和王家斌穷困的情况和原因
　　长安县皇甫公社胜利大队原名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柳青④同志写作《创业史》的生活基地，也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先进典型。这个地方几十年来走了一个曲折的路程：解放前，贫穷荒凉；合作化后，由穷变富；“四清”⑤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左”的错误的危害，由富变穷；粉碎“四人帮”⑥后，主要由于班子问题没有解决好，仍然处于穷困状况。
　　解放前，这里土地较多，又主要为地主所占有，从各地逃荒要饭来的几十户贫苦农民在“蛤蟆滩”上搭起茅草棚居住，依靠租种土地生活，景况十分艰难。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翻了身，50年代初期，在王家斌等积极分子带领下，艰苦创业，组织了互助组、农业社，生产迅速发展，生活日渐富裕，粮食平均亩产七八百斤，稻田一年两熟，亩产上千斤，人均口粮五六百斤，劳动日值1元左右，最高曾达1元4角。那时，家家有余粮剩米“蛤蟆滩”上盖起了新村，群众叫“兴隆坊”。这种兴隆局面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期。
　　“四清”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这个大队遭到严重挫折、巨大破坏。“左”的错误的突出恶果是打击伤害了好的基层干部。“四清”中，两个生产队的正副队长有三人被加上“贪污分子”、“四不清干部”的罪名开除了党籍(已于1977年纠正恢复党籍)。王家斌不仅在“四清”中受到批斗，“文化大革命”中又与柳青同志联在一起，以“黑作家”培养的“黑典型”罪名，受到残酷斗争，弄得满身疾病，穷困潦倒，以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68年春曾将家中一床棉被拿到市场上去变卖。从此，王家斌已无法工作，干部大换班，这个大队就每况愈下。王家斌所在的一队尤其困难，粮食亩产降到四五百斤。过去这个队有油坊和豆腐坊，还经营打草袋等副业项目，“文化大革命”中垮的垮了，停的停了，更使社员收入锐减。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胜利一队也有某些变化。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得到纠正。社员的家庭副业有了恢复和发展。社员的负担也有减轻，公购粮任务已由1977年前的8.9万斤核减到5.5万斤，1981年实际完成了2.19万斤。但是，集体和社员的贫困状况仍未改变。去年粮食亩产418斤，水稻亩产384斤，人均口粮300来斤，人均分配收入28元，劳值降到2角4分。约有70％的家庭缺粮，有四户外出讨饭。由于劳值过低，超支户越来越多，全队69户，去年就有68户超支。生产队累计欠国家贷款和社员分配款3.1万多元，集体经济空虚。
　　王家斌是这个队的困难户，建国以来，他积极工作，公而忘私，为农业集体化作出过贡献。“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一直担任大队支书至1966年。他家有8口人，除4个小孙子、孙女外，他本人在附近3个大队联办的农场负责，月收入36元。女婿是公社兽医站合同工，月工资39元。女儿和老伴还能参加一些劳动，收入本来不算太少，但因灾病不断，家境日益贫穷。“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家斌得了肝炎，继又并发心肌梗塞和高血压症。老伴忧劳成疾，患了心脏病，已卧床一年。由于医药费用剧增，加之劳动收入减少，因而成了困难户，现欠外债1300元。几年来，县、社曾先后给他补助六七百元，并扶持他发展家庭养鸡80多只。县政协从去年7月起，每月给他20元补贴(他是县政协委员)。虽然生活仍有困难，但他对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是感激的。胜利一队和王家斌50年代由穷变富，是依靠党的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领导，依靠集体化的力量所取得。“文化大革命”中由富变穷，是“左”的错误造成的恶果和悲剧。这几年本应有大的变化，却仍然贫困。从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是领导班子问题。
　　胜利大队现在的班子的主要问题是懒散自私，党风不正。支书是个身子懒、脑子懒、私心重的干部。他不抓生产，不做工作，还不许别人批评；经常睡懒觉到上午八九点钟，常年四季很少参加劳动，却要享受高额补贴。他和他的胞兄、一队队长以及3名副队长、会计等6名干部，都以撵最高工分的办法，每年记4100多个工分，比一般男劳高出1000多分。他们兄弟二人把持队上大权，在班子中安排亲属，徇私舞弊，乱支乱借集体资金(包括集体负担的贷款)，随意动用甚至偷盗集体粮食。为了同公社干部和个别单位拉关系，去年一年就拿走“桂花球”大米600斤，其中有500斤没有进账。少数干部及其亲近者，长期挪用队款不还。由于干部不抓生产，不讲科学种田，常常违误农时，去年这个队有几十亩水稻因插秧过迟，几乎无收；30亩油菜茬包谷因延误播期大大减产。群众对这个班子完全失去信任，而公社却下不了调整的决心，以致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贻误了生产和工作。
　　这个队在合作化时期和60年代初期，生产责任制一直搞得较好，以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干部为了谋求私利，渐渐放任自流。这几个名义上实行的是“定额管理，小段包工”、实际很不完善，也没有落实，基本上是按晌记工，确实存在着“吃大锅饭”的弊病。群众对工分账目混乱，干部及其家属混工冒记，多占工分，十分反感。中央1980年9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下达后，大家曾要求实行联产责任制，由于干部不通，未能落实。去冬，王家斌到县委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搞包干到户，原县委书记卜克文同志让公社派人组织社员讨论落实，但支书和队长都不参加会议，结果又未搞成。
　　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缺乏科学态度和统筹规划，也给这个队带来了灾难。1974年、1975年间，王曲区在镐河上游搞截渗工程，毁了一段渠道，影响到下游用水。同时，皇甫公社又在该队村南开挖了一条长约200米、宽20余米的“三用渠(蓄、排、灌)，结果既未蓄上多少水，又破坏了两条流泉暗渠，还填了一眼大口井，这两项工程，切断了胜利一队自流灌溉的水源，由渠井双保险变成单一井灌，稻田面积由240亩减少到145亩，直接影响到产量收入，也加大了成本费用。1980年电费开支达4000元。
　　二、改变穷困状况的措施
　　作家和记者访问胜利一队后，开始引起了县委的重视。县、社3名干部于去年11月下旬进驻该队帮助改选干部、落实责任制。但因没有下决心解决班子问题，原支书仍然选进支委会并拟继续担任支书，群众议论纷纷，认为公社是后台，说支书“是公社硬叫当的”。在责任制问题上，工作组提出“两田制”(即口粮田和责任田)的方案，群众接受了口粮田，已按人均5分划分到户，共划210亩，进行了施肥和越冬管理。留作责任田的部分，拟实行联产到组，田间管理包工到劳，由于群众怕干部继续从中混工谋利，担心这部分高产田不能增产，尚未落实下去。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反复征询王家斌同志和社员群众的意见，同县、社主要负责同志、工作组的同志一起，议定了以下措施：
　　(一)下决心改组支部班子。通过座谈分析，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改组班子是必要的，同时应考虑到这个队宗族关系比较复杂，新生力量尚未培养起来等实际情况，应做细致的工作，以有利生产，有利团结。大队班子在最近改选的基础上充实调整，原支书调社办企业劳动，增补群众公认的实干家、“硬汉子”董炳汉(曾任农业社副主任、生产队长)为支委，担任支部书记；原副大队长郑寿春任副支书兼大队长；王家斌因年老多病，家庭负担也重，可作支委，起参谋顾问作用。改组后的5名支委都是互助合作时期的骨干，能够合心配套，县、社认为比较理想，群众也比较满意。虽然年龄偏大一些(都在50岁以上)，今后可抓紧培养年轻干部，逐步更新。生产队干部已经选举公布，原队长落选，拟由支部书记兼一队队长，其他干部再作适当精简调整。大家认为，这样调整后的班子是可以搞好工作的。
　　(二)尽快落实生产责任制。口粮田已划到户，目前不宜再作变动。责任田部分，鉴于群众对联产到组、包工到劳还不放心，而实行包干到户，在耕作、育秧、灌溉以及债务处理方面困难较多，所以我们同县、社商量，还是引导群众搞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较好。估计在班子调整后，只要积极做好工作，群众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多数群众坚持要包干到户，应积极帮助搞好落实工作，把该统的环节切实统起来。目前急需要加强麦田管理，确保夏季有个好的收成。
　　(三)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保证顺利渡过春荒。粮食问题，县、社都表示有力量调剂解决。公社已拿出3000多斤小麦和大米解决困难户的问题，使家家户户过春节都吃上了饺子和米饭。至于王家斌家庭的困难，县、社将继续尽力照顾，拟从民政救济款中分期予以补助。着重扶持他发展家庭副业，帮助解决一些饲料，搞好栏舍养鸡，这样，他家每月就可增加几十元收入。随着集体经济的恢复发展，他家的生活将会逐步好转。
　　(四)帮助解决好水利问题。由县上出面主持皇甫公社与王曲公社协商，把镐河上游的渠道重新打通，同时将村南的“三用渠”填掉一部分，增修水渠，利用石砭峪水库的水源扩大自流灌溉，使稻田恢复到200亩以上，以保证粮食产量较快回升。
　　(五)积极搞好科学种田，逐步发展多种经营。责任制落实后，要立即对今年生产作出全面安排。首先把选用水稻杂交良种、塑料薄膜育秧搞好，改革稻田串灌的落后习惯。同时发动群众，广开门路，集体、个人一齐上，把织草袋，搞条编，养鸡、养猪、养奶山羊等副业开展起来。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县、社在资金、物资、技术上给以适当扶持。
　　县委还派农工部副部长孟维刚同志加强了工作组，春节后已进村开展工作。并确定把这个大队作为县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联系点，长期抓下去。大家认为，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工作，这个队是能够很快改变穷困面貌，再次富裕起来的。
　　三、汲取教训，下决心改造穷困队
　　胜利一队的问题，过去我们是不了解的，这次新华社记者卜昭文同志及时作了报道，是一件好事情。她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对我们的工作很有促进。这样的先进队由富变穷，确实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应当肯定，当前陕西农村形势是好的，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农村中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存在着消极落后的一面。这个队就在区、社的鼻子下，离县城不过十多华里，离西安也很近，近几年落后状况未能改变，我们省委、市委、县委和区、社党委都是有责任的。这说明我们工作中确有官僚主义和薄弱环节。党风不正、思想领导涣散软弱的问题亟待解决，“左”的思想影响需要继续清除；那种只凭听汇报、看材料、发文件，一般化地指导工作的不良习气和报喜不报忧、遇到难题绕道走的庸俗作风，必须坚决纠正。问题还在于，类似这样的生产队，在长安县并非一个、两个，在全省各县恐怕都还有那么一小批，而我们却底子不清，重视不足。这些地方的生产和经济搞不上去，群众还在那里受穷受苦，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很大的损失。同时也应当看到，曾经由穷变富又由富变穷的生产队，一般条件较好，增产潜力大，只要抓紧做好工作，很快就能上去，这对进一步发展农村大好形势，实现全省农业增产，有着现实而重要的意义。因此，这类“文化大革命”中由富变穷社队的问题，以及长期落后的穷社穷队的问题，应当作为今年农村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来抓。关键是要搞好班子建设，提高基层干部和党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自觉性。我们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今年都要亲自下去调查访问，在全面摸清底子的基础上，选择典型，剖析原因，找出症结所在，采取有力措施，下决心抓上一两年，使这部分生产队的面貌有一个显著的改变。
　　*马文瑞同志从1982年1月21日起曾带队三访长安县胜利一队“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同志。这是陕西省委所作的《长安县胜利一队穷困和王家斌家庭生活困难的调查》报告。
　　注释
　　①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②指刊载《“大锅饭”带来的悲剧》的《国内动态清样》。
　　③黄植，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宜传部部长。
　　④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人。著名作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1952年到长安县农村落户，兼任中共长安县委书记，在长安县工作、生活14年，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二部)等。
　　⑤见本册《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注⑤。
　　⑥见本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