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方针的提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实现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方针，而“三三制”政权为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当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特别是开明绅士选入边区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发挥了进步的积极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政策的提出及实施，经历了一个实践和发展的过程。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曾经指出：“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①。这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高度评价。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②。这也就是说，实行“三三制”政权、坚持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是在实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而在抗战初期还不可能，那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几乎是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组成，因而也谈不上实行与党外民主人士合作。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毛泽东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两部著作，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历史特点和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了科学的分析，从理论上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阐明了抗日时期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基本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接着，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使我们党有可能进一步认清中国社会各阶级和政治集团的基本政治态度。因而，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便确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正确政策，采取了有斗争有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胜利。党对中间势力的认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逐渐深化。在统一战线内部，以各阶级利益的不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采取的不同立场，而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势力。对于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怎样争取中间势力，党内许多同志并不十分了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们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③。因此，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所以，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他还解释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④。同时，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规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尽管有了这些明确的政策和策略，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中间势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必须尊重他们的参政权利，当时并没有被全党所认识和接受。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时，党内一度出现了一种过“左”的倾向，一部分同志错误地认为国共合作已经或很快就要破裂，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不注意团结党外人士等；认为顽固派已经投降日寇，忽略团结中小地主，甚至把中间势力也同顽固派一样看待。他们主张在政治上仍旧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反对实行抗日民主专政。为了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争取团结中间势力，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6日颁布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决定实行“三三制”。党中央指出：“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指示”强调：“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⑤。陕甘宁边区从此开始率先实行“三三制”政权，并为其他根据地做出了示范。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让党外人士参与其中，既为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又为党内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如何搞好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泽东谈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时曾指出；“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他要求对在政权中担任工作的党员进行教育，帮助他们克服“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⑥。
　　为了克服中共党内存在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宗派主义倾向，毛泽东在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上发表演说，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批评了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着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
　　毛泽东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的，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⑦。
　　在11月21日参议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又发表演说，认为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一是暴露了我们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是一个很大的学习，使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他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
　　毛泽东注意中间派和党外人士的各种反映，以改进工作，克服困难和缺点。他在在审改一份情况时加了这样一段话：“陕甘宁边区自从不但在参议会而且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以来，获得各地中间派的好评，即国民党对此亦无法挑剔，同时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获得合理调整，一切政令顺利推行，圆满认真地彻底地实行‘三三制’，实是团结全国人民解决内部困难的最正确最有效的政策”⑧。
　　为了提高全党对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自觉性，中共中央于1942年初起草了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草案经毛泽东大量改写。3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一草案时毛泽东发言说：共产党的作用，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作出决议，并坚持下去。将原材料加以制造成为精制品，即是决定政策，造成作风。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没有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只有同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必须规定许多办法来实现党与非党人士的合作，实行“三三制”也是具体的办法。⑨
　　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必须讲团结，使党外人士感到可亲、可靠。延安时期，毛泽东一次对即将上前线的干部发表讲话：共产党员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要学习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⑩。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同党外人士的关系中要注意实行民主的作风。毛泽东指出：“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了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毛泽东还对在延安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们讲：在我们党周围，党外人士总是多数，党员人数总是少数。因此，很多工作要靠党外人士来做，不能由党员来包办。搞“清一色”很容易，但“清一色”不容易成功啊!毛泽东还说，统一战线，这是一大法宝。我们党员是少数，要靠党外人士做工作，要和党外人士搞好团结(11)。
　　在中共七大会上，毛泽东重申了尽可能扩大和党外人士合作的原则。他说：“和民主分子合作，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毛泽东还申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注意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12)。
　　延安时期，由于党中央重视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特别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精辟的论述，强调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是党的一项坚定不移的方针，同时又率先垂范，和党外人士广交朋友，使延安时期成为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最好时期之一。
　　党外人士座谈会
　　为了广开言路，克服官僚主义，改变干部作风，使各级政权机构中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边区党和政府多次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起初称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广泛听取批评与建议，创造了陕甘宁边区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新鲜经验。
　　依据“三三制”原则建立民主政权，为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提供了理论政策根据和组织保证，而党外人士座谈会成为“三三制”政权的补充形式。
　　边区开展的劳动英雄运动，是推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最初起因。
　　边区政府历来重视奖励劳动模范。1942年5月，边区政府通令表彰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吴满有，提倡吴满有方向。随后，边区政府又表彰了移民劳动英雄马丕恩、马杏儿父女。同年9月，开展赵占魁运动，学习模范工人赵占魁。接着又于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奖励了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县长刘秉温、延安县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等22位劳动英雄，在群众中造成广泛的影响。
　　1943年3月，安塞的劳动英雄杨朝臣同延安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共同倡议开展生产大竞赛。杨朝臣、吴满有的倡议受到了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各分区县市把生产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一个人人争当劳动英雄的生产大竞赛运动在边区逐渐形成。为了检阅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表彰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边区两次召开劳动英雄大会：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召开了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表彰了185名劳动英雄；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召开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476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受到表彰。这个劳动英雄运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生产运动，而且促进了边区政权建设。毛泽东在接见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时，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有三种长处，起了三种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13)毛泽东指出的劳动英雄的这三种长处和作用，说明了他们在边区政权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进步势力，是边区政权的基本力量、基础，对他们加以奖励和帮助，倾听他们的意见，吸取他们的经验和创造，提拔他们中的一部分参加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作为政府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纽带，并通过他们去团结更广大的劳动群众，这不仅是“三三制”的极好的一种补充形式，而且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使我们的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8月21日发表《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的社论中指出：“党外人士座谈会，是三三制政权的补充形式的一种。自从去年年底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召集之后，我们在政权工作中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就是，政权机关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的周围应该团聚许多由劳动人民中自己选举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加以奖励和帮助，作为政府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纽带。”而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在讨论政府工作和财政经济问题时，曾邀请了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非党民主人士听取大会报告和参加讨论。毛泽东在大会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时，李鼎铭、安文钦、柳湜、贺连城、霍子乐等非党民主人士出席了会议。西北局高干会闭幕以后，1943年1月29日，林伯渠、贾拓夫主持召开了一次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教育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边区政府委员李丹生、毕光斗等党外人士出席。贾拓夫介绍了西北局高干会的经过及所决议的各项问题后，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与会者希望在制定计划、讨论财经等问题时，集中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的意见，并要求清除党内个别坏分子。这些呼声受到谢觉哉的赞同，希望今后与党外人士更加亲密合作。2月1日，毛泽东在会议简报上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任弼时指示：“以后要经政府通过执行的重要政策是可以先与他们交换意见，然后提出”(14)。
　　此后，西北局在每年年初都要召集边区政府中的党外人士座谈，和盘托出全年工作方针与任务方案，征询意见，加以修订，再公布实施。但当时还没有把它作为“三三制”的一种补充形式，因而不普及，边区以下没有开过这样的座谈会，并且只限于参加民意机关和政府工作的非党民主人士。1944年7月18日，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运用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方式，听取非党民主人士对政府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意见。7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西北局对各地委的指示，要求各分区立即邀请边区、县级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中有声望的党外人士(不在参议员或政府委员之列者亦可)出席。从此，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不仅在边区一级召开，而且也在分区、县级召开；不仅吸收参加政权机关工作的民主人士，而且也吸收一部分尚未参加政权机关工作的民主人士。因此，在名称上也有称“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因为起初叫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随即陇东、延属、绥德等分区，富县、延安、庆阳、子洲、安塞、甘泉、子长、延川、赤水、米脂等县及一些区，相继多次召开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座谈会。与会者除政权中的党外人士外，还有地方绅士、社会名流、劳动英雄及其他政府委员、参议员。
　　《解放日报》1944年8月21日的社论进一步指出：“现在各地所进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毫无疑义的又供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经验，这就是说，巩固和加强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巩固和加强各阶层的团结，还需要定期听取党外人士对政权工作的批评与意见。三三制政权，本来是各阶层的抗日民主的政权，它是最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权，而劳动英雄大会和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更使这个政权更加巩固，更加有力。所以，对于现在各地所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应该给予以充分的重视，凡是正在进行的地方，要好好进行，凡是尚未进行的地方，要召集起来，和很郑重的进行这种会议。”毛泽东得悉情况后，除亲自参加一些座谈会外，并对林伯渠等指示：“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对所提问题逐条解答”(15)。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针对不称职干部问题予以说明，指出可以采取罢免重选、向上级告状、或政府集中培训等办法。凡自己错了的当即向党外人士作自我批评，对于正确的批评建议及时予以肯定接受，会后迅速采取措施，付诸实施。当毛泽东得知霍祝三参议员等提出训练区乡干部的建议后，立即指示一年可训练一次。西北局于1944年冬至1945年初办了一期区乡干部如何为人民服务的训练班，取得了显著效果。从此，训练区乡干部形成了制度。
　　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形式灵活多样，参加的人数不限，时间间隔或长或短，内容可多可少。在当时，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中，以延属分区召集各县党外人士的座谈会最为典型，《解放日报》予以跟踪报道。这次座谈会于1944年8月16日正式开始，广泛听取党外人士对政治、经济、教育、军民关系等各方面的意见。会议精神主要是揭发与批评缺点，力求切实改进工作。到会40余人，列席者有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边区政府委员毕光斗暨专署各科长。70多岁的吴汉章老先生，拄着拐杖来参加，他一进会议室，就热情的对大家说：“各位多多发表意见，有什么说什么，集思广益，把咱们边区搞得好好的。”座谈会由曹力如专员主持，他恳切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讲缺点、多批评，并提出积极的改进办法，目的是为了把边区建设得更好。贺连城副厅长首先检讨了过去某些党外人士在初参加政权工作时所表现的自居“客位”，只赞扬成绩，不批评缺点的态度。他说：成绩是要赞扬的，但也须批评缺点，否则便不能使工作进步。贺副厅长以自己为例，他说他自己也是党外人士，过去也存在过“主”、“客”之分的错误观念，但现在已逐渐克服。与会党外民主人士充分发表了意见，并提出改进办法。座谈会专就民主问题征询非党人士的意见。综合这次座谈会的意见，主要有：第一，不重视参议员的作用。延川县政府委员李世发提出，经过1942年的工作检查，发现个别参议员“耍私情”，此后，处理各种事情，只有工作人员开会，再不召集参议员讨论，降低了民主的意义。第二，不尊重民意。延长县的边区参议员兼县副议长的白云亭提出，乡长由县上随意调动。如一区三乡选出的乡长，调到区上当助理员；四乡的乡长又调去受训，也换了人，都未经选举。第三，应该坚持乡级一年改选一次的制度。子长县参议员雷云亭和延长县边区参议员白云亭等提出，还是一年改选一次好。好的乡长可以连选连任，不好的乡长可改选掉。子长县的乡长从1940年以来未换的很多。县上说，“不换老练些。”老百姓却说，“做上五、六年，就染成坏坯了”(16)。
　　边区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经验
　　陕甘宁边区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不仅在二届一次参议会上获得成功，而且在边区以后的政权工作中始终得以坚持贯彻和执行。由于党坚定地贯彻执行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方针，充分调动了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民主政权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是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三三制”政权建立后，共产党员占1／3，党外人士占2／3，边区政权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民主分子在内的抗日民主政权，它既是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组织保证，也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学会与党外人士合作。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18)。边区党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成功的作法，边区政府党组决定建立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除过不定期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外，还制定出边区一级党与非党人士合作保证参加政权工作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有关规定。因为在此之前，边区政府在这方面，曾一度和中间人士关系搞得不十分好，把他们当客人看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们的职权并不尊重。中间分子对这种把他们“当摆设”的作法，也很不满意，李鼎铭常以“俺没意见”来消极对待。为了打破这种不正常局面，边区政府党组做出了几条改进措施：(1)各厅、处、院要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参议会副议长汇报工作；(2)每次政务会议前，由有关单位的党员领导人，向李鼎铭汇报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取得他的同意才开会，不同意便缓期开会，进行协商；(3)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而要由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由主管负责人先向他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划行手续；(4)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这样做，李鼎铭、贺连城、霍子乐、安文钦等非党人士，都很高兴，态度完全改变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李鼎铭马上以主人翁的态度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也知道”。后来中外记者团来延安，一个英国记者要求同李鼎铭单独谈话，接待方面满足了他的愿望。他问李鼎铭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有职有权”。事后，这个英国记者对人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在边区一级党外人士，做到了有职有权，但在县、乡两级则还有一定差距。
　　二是正确地掌握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同非党民主人士实行合作，关键是处理同中间分子的关系。首先要正确识别中间分子，因为中间分子大都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边区主要是开明绅士和商人。他们在参政以后，不可能不关心本阶级的利益，为自己的阶级说话办事。其次要正确的把握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为了团结中间分子共同抗日，在合作共事中作适当让步是必要的，无此不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但让步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否则就会影响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说，原则要坚持，方法要灵活。当时绥德、佳县等地未经土改，经常发生农民和地主的土地纠纷案件。林伯渠和李鼎铭分任边区审判委员会正、副委员长，除担任第三级终审职责外，还裁判土地纠纷案件。有时为了照顾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裁决结果农民吃了亏，就由边区政府给农民作相应补偿。这样，把地主和农民双方都照顾了。让步是为了团结，必要的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一次由李鼎铭副主席主持的政务会议，讨论奖励投资条例。其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把“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就暂时取消了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类似这样的原则分歧，林伯渠、谢觉哉、李维汉等对中间人士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做了不少的团结争取工作。
　　三是生活上给他们以适当的照顾。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享受供给制，除了吃饭穿衣，只有极少数的零用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不例外。但边区政府特地对中间人士实行薪金制，虽然薪水不多，却比共产党员的供给制要好一些，除了自己的吃用外，还能补助家庭生活。不这样做，就会影响他们出来工作。要尊重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不同的生活习惯，不能要求他们与共产党员一样，而使他们感到不满与不安。对一些在长期生活中养成特殊嗜好的中间人士，只要不妨害政府工作，与政治无关，我们一概不加干涉和指责，对此他们甚为感激。
　　四是对党外人士要有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许多共产党员在工作中的民主作风差，缺乏与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商量问题的作风。更有甚者，公开表示不在党外人士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许多中间人士参政以后，本来缩手缩脚，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更不敢放手大胆地工作，凡事都要看共产党员的脸色。而有些共产党员在中间人士发言时，只要稍有不妥，不管人家话犹未尽，便横加指责，以致训斥，弄得人家更不敢说话。个别共产党员对其中间分子的下级采取“命令式”的态度，而对其中间分子的上级领导又不服从，甚至拒绝接受任务，使他们左右为难，造成他们工作中更加缩手缩脚，发挥不了作用。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以后，边区政府抓住了干部中的民主作风问题，进行了整顿，使大多数干部转变了作风，也改善了同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关系。
　　大多数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在实际工作看到共产党对他们真诚相待、平等相处、民主合作，因而逐渐缩小了同共产党员的距离，开始真心实意地贯彻执行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所以，当时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党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和亲密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③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748页。
　　④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743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⑧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55页。
　　⑨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69页。
　　⑩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3页。
　　(11) 杨和亭：《红日照陕北》，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1996年印行。
　　(12)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3页、第155页、第223页。
　　(13)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4页。
　　(14)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页。
　　(15)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页。
　　(16) 子长县当地农民方言，“染成坏坯”大意指养成坏毛病。
　　(17)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