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
　　实行“三三制”以后，限制了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的数量，改变了过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方式，但并没有改变共产党对边区各级政权的领导地位，反而加重了共产党的领导责任。
　　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①。通俗地说，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以共产党员的模范工作，在政治上带好路。
　　在贯彻“三三制”时，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为加强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着重做了两方面的工作：第一，确定大政方针，制定各项具体政策、法规。比如，“五一”施政纲领，就是共产党向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提出的竞选纲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又被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所接受，变成陕甘宁边区的施政方针，成为实现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战斗旗帜。边区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条例，都是为了保证“五一”施政纲领的贯彻执行。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起了至关重要的领路作用。第二，选派优秀共产党员，以保证参加政权的党员在质量上的优越条件。在贯彻“三三制”以前，政府机关部门，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工作制度上形成以党代政，议会和政府不能发挥其独立职能，党委繁忙于日常的政务，忽视了政治上的领导。实行“三三制”后，选到议会和政府里的共产党员，要同多数的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就不能不细心地、深入地去研究并把握党的政策；就不能不注意研究别人的立场和意见，而想出种种的对策，使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接受别人好的意见；也就不能不时刻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为抗战和革命起先锋模范作用；因而，在工作制度上也就不能不实行转变，在主张和办法上多用思索、考虑通过政治领导，争取大多数来实现党的领导。这样，参议会也就变成了真正的民意机构，即使我们的主张在会议上全数通过，这个主张在本质上和以前已经根本不同，因为它已由党的主张变为人民的主张了。县政府再根据参议会的决定，负责制定具体的执行方案和步骤，政府也就有了自己的职责和独立的工作。因此，参政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保证党对“三三制”政权领导的关键。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该决定提出每个根据地领导的“一元化”问题，强调“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②根据这一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局是边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边区政权系统处于西北局的领导之下。共产党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不但不会妨碍“三三制”的实行，反而保证“三三制”政策能够更好的实行。
　　依据中共中央对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的精神，保证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边区政府党团于1942年12月4日，制定了《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规则(草案)》，规定了边区政府党团的任务，与西北局的关系，以及党团对政府的领导等重大原则。边区政府党团的任务是：“统一党员在政权机关中的言论行动，把党的政策党的决定，依靠党团的努力，取得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的通过，把党的主张变成政府的主张，并使之见诸实行”。“党团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对政府工作的统一领导与掌握政策上”。《规则》还规定：“政府党团绝对服从西北局的领导，对西北局对政府工作的各种决议、规定或指示，必须在党团会上作出具体实施办法，坚决贯彻执行”。“政府一切设施，凡有关于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问题，党团必须事先提出办法交西北局讨论后，方能在政府委员会或议会去提出”。“西北局对党团的指导，是着重在方针原则上，不干涉其细微，给党团在具体执行时，有灵活运用之余地”。党团对政府的领导，不能超过政权组织直接下命令、下指示解决问题，强制党外人士服从，党团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自己党员的努力，在政府会议或参议会中，说服非党人士得到通过，才能发生效力。“在党团万一没有说服参议会或政府的大多数，因而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或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仍须继续向非党人士进行说服工作，争取最后仍能通过”。党团规则还规定了“党团会议及党团内部的关系”，“党团对边区政府系统中党员的关系”，“党团对支部的关系”等③。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保证党对“三三制”政权领导权的必要条件。
　　此后，根据党团规则的规定：“党团人数、人选及党团书记，由西北局就边区政府及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负责党员中指定，并呈请中央批准。”1943年1月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知，“经西北局委员会第46次会议决定与中央书记处批准”，决定以林伯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其它成员有谢觉哉、李维汉、高自立、南汉宸、刘景范、雷经天等。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和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建设“三三制”政权中，认真执行了党的有关政策，并在实践中摸索总结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把边区的政权建设推进到一个成熟的新阶段，使边区的“三三制”政权，成为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模范。
　　实施“三三制”原则的历史意义
　　“三三制”在边区的全面实施，把边区的政权建设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政权的典范，也是对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有益探索。
　　第一，“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协调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党派无党无派和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抗日力量。“三三制”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赋予社会各阶级、阶层、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以说话、办事的权利。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一旦参加了政权机关的工作，就要说话、办事，而且必然要反映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观点、意见和要求。由于利害关系的不同，必然会出现政策的分歧，以至争执，等等。这是正常的，有利的。因为它有助于共产党人了解实际，实行照顾各方面的政策，推进民主政策，从而达到团结全体人民，共同抗日，共同建设边区的目的。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外人士说话，办事，比共产党一党说话、办事，更有说服力和号召意义。例如，在边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身为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以身作则，减租减息，对于其他地主的减租减息，具有更好的宣传效果。“三三制”的实施，推动了边区各界人民的抗日和民主运动。
　　第二，为其他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表率。由于边区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即原是苏维埃根据地及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又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实施“三三制”政策更彻底，形态更完备。从1940年起，首先在绥德、陇东、富县等新区试行“三三制”。1941年5月颁布“五一”施政纲领，随即在全边区开展了“三三制”选举，成立了“三三制”的县乡两级政府，11月召开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产生了“三三制”的边区政府。边区自下而上普遍建立了“三三制”政权。这一切，为其他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验，树立了榜样。
　　第三，促进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在民主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各抗日民主阶级、政党团体和人士，一直要求国民党改革政治制度，取消“一党专政”，容纳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反民主的路线，坚持“一党专政”，限制“异党”活动，取消人民的民主、自由。边区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实施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的权利，也为全国提供了榜样，为大后方的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自由指明了方向。1944年，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全国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后，在大后方形成了一股民主运动的浪潮，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改组统帅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把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向了高潮。
　　①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② 《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第26—27页。
　　③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下)，第531—5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