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铭“精兵简政”提案的酝酿和提出
　　李鼎铭(1881—1947)，陕西米脂县桃镇人。1895年，13岁起寄读于舅父杜斗垣家，除熟读四书五经外，还兼习中医。1903年，21岁考中廪生；1904年回桃镇教私塾；1910年应聘于绥德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主张破除迷信，兴办学校，曾兴办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兼任校长；创办桃镇国民高等小学，自任校长。1923年曾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民政科长等职。1926年因病辞官返回故乡，专心研究医学，创办常春医馆，并积极为地方兴办公益事业，成为米脂县远近闻名的名医和开明绅士。1937年“七·七事变”后，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思想日渐开明。陕甘宁边区施行“三三制”政权时，普选中他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李鼎铭是著名的爱国人士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从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1941年起，一直到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战略进攻的时候，始终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岗位上，连选连任七年。当时虽已六十高龄，却以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除提出精兵简政外，他还积极地不疲倦地参加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对陕甘宁边区的各项事业，诸如民主政权的建设、文化教育以及医药卫生等项事业，均做出了较大贡献。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追悼张恩德同志大会上作《为人民服务》的讲话时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从此，李鼎铭就随着《为人民服务》一文闻名党内外。关于精兵简政，现在人们都知道是李鼎铭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并通过而实施的。这个提案的全部内容言简意赅，即“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提案辩证地申明了精兵简政的理由。那就是：“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案提出五种解决的方法，其一是：“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其二是：“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其三是：“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其四是：“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其五是：“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①。
　　其实，精兵简政作为一个重要提案，李鼎铭经历了长期的思考。早在抗日战争开始后李鼎铭就在观察思考，他说：“我对边区政府的观察是从八路军在米脂，在当时，只听到也是靠不住的。那时听到共产党准备借抗战以扩张势力，我个人看，过去的军队是各管各的事情，各占备的地盘，不管老百姓。那时，我认为抗战是好，但将来会影响生产，在后方生产也会增加抗战力量，都参加抗战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是没人管(这是起初听到的闲话)”②这说明，李鼎铭在未参政前就考虑抗战与生产的关系。后来经过他的观察，感到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完全为着解救老百姓的，于是逐渐排除了听到的闲话和对共产党的不信任。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根据地蚕食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特别在皖南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给，使军民两困，为要使八路军新四军继续抗战，为要使150万人口生活下去，就促使他思考如何来解决这个严重的困难。李鼎铭说：“自从去年(1940——笔者注)因边区受着经济的压迫，没有办法，只有自力更生、解决生活。在这个原则下，无论是军界、政界负责人，都在筹划，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只有经商，便做出脱离政府法令的事情，这样甚至侵犯老百姓的利益……”③他知道，计划经费的负责者，具体的办法：只有开源节流。而他研究历史，认为汉高祖之成功，是到关中推行“精兵简政”。结合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李鼎铭大胆提出：“当抗战建国之时，只有以精兵简政的办法。在政治方面可以加强，可以在不违反抗战建国的原则下，实行精兵简政，也可能加强抗战力量”④。
　　上述这些想法和思考，李鼎铭已具体提出自己的方案和办法。当他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后，是抱着极大的热情和信心来延安出席二届一次参议会的。他的提案得到通过之后，他已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第一次政务会议上，李鼎铭说：“在家时，我就想出这两点提案，当时我还有点怕，后来经过十几天的会议，又加毛先生的指示，林老在政治上的指导，我才恍然大悟……我才敢大胆讲出”⑤。这就足以说明，精兵简政案的提出是在会前，并经过反复思考而逐渐形成的，只是在二届一次参议会上通过并实施的。
　　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案，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李鼎铭作为当地有名望的绅士，于1941年10月被米脂县第一届参议会选为议长，同时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获得11月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机会，与会之前，忧国忧民，追求真理、竭诚与共产党合作的李鼎铭，根据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和汉高祖在关中推行精兵简政、取得成功的史实，就有意提出精兵简政，以求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但很多人包括李鼎铭要好的朋友。不相信共产党能在面对敌人强大的兵力的时刻，听取一个党外人士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反复劝他不要提出。同年，11月6日，在此次参议会的开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发表了30分钟的重要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关系，并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毛泽东这些话更是深深打动了他的心，看到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又是参加大会、小会，又是找参议员们谈话仔细听取他们对于政府的批评建议，便大胆地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这也说明，精兵简政案早在抗战初就开始考虑，经过思想斗争后才正式提出。
　　而事实上，精兵简政一经提出，便在参议会内会外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有的人由于担心提案被国民党利用，或担心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或提出共产党不采纳而持否定态度；有的人认为在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解放区进攻之时提出精兵简政，无异于自我削弱，自取灭亡。有的人觉得李鼎铭夸大了边区的苦情，不信群众有怨言；有的人批评说“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的动机，认为他有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之嫌。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李鼎铭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尤为重视李鼎铭的这一提案。毛泽东不仅反复阅读这个提案，将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圈出来，还逐字逐句地将其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加一段评语：“这个方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⑥。同时，毛泽东还亲自找李鼎铭谈话，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为了统一思想，毛泽东亲自参加讨论会，对精兵简政做了充分肯定，并形象地指出其重要意义：李鼎铭先生提得好，我们的物质困难越来越厉害，我们必须克服这困难，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第一是精兵简政，我们的庞大机构是不适应战时情况的，……我们的机构不能像过去那样庞大，要变一变，变得小些，更扎实些，并不是坏事，那个孙猴子化成一个小虫，钻到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了，把她战败了。目前我们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不大戒备，我们劝这些同志有引起注意的必要，李鼎铭参议员提案好得很，我们要当做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向党政军民各部门提出来，并加紧实施⑦。“精兵简政”案最终在参议会上以165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并根据会议审查意见，提交政府速办。为了进一步引起全党全军的重视，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中共中央把“精兵简政”列为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不仅在陕甘宁边区认真贯彻执行，而且将其推广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
　　边区精兵简政的实施
　　精兵简政案自二届一次边区参议会通过后交政府实施，边区政府新一届委员会从1941年11月21日举行就职即召开第一次政府委员会，至1944年1月10日第四次政府委员会议闭幕，李鼎铭作《简政总结》，历时两年零一个多月，终于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中间先后举行四次政府委员会会议和多次政务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实施精兵简政，李鼎铭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1941年11月27日首次政务会议上，就曾专门讨论精兵简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副主席阐述了精兵简政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他说：这对“保护人民财产、团结全体抗日人民，注意言行一致，树立信义作风，履行精兵简政，发展抗战建设事业”均极为有利。同时，李鼎铭对如何进行精兵简政提出了要求。对此，林伯渠主席说：“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李老(鼎铭)已说得很明白，主要提高政府威信，提高工作效率，方才李老讲有许多中层人士对我们误解，方法原则也是李老订谋，各位也都赞成的，其办法设立一整编委员会”⑧。他要求12月15日以前编好，次年1月1日起执行。会议宣布，决定由刘景范、周文、周兴、南汉宸、高自立组成编整委员会。
　　政务会议后，1941年12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立即发出《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强调“首先实行的为‘精兵简政’。因为‘精兵简政’是健全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能的最有效的方案，是保证今后完全实行‘五一施政纲领’和一切重要决议案的重要步骤”⑨。随后，李鼎铭副主席的主要工作就是抓精兵简政的实施。为了引起全党全军和根据地民众的重视，边区政府还在同年12月5日宴请新闻界、文艺界，说明边区新的施政方针。李鼎铭副主席到会再次阐明“精兵简政”政策之重要意义，他重申“对过去边区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力于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并强调“开源”、“节流”是经济建设的原则，而“精兵简政”尤为实行“节流”的有效方法，但“精兵简政”要在不妨害抗战建国的原则下求得实行，并非消极的减兵减政，而是要求在纷繁的政治机构上，质量胜过数量，积极提高工作效能⑩。12月中旬，编整委员会提出编整方案，李鼎铭协助林伯渠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县、区、乡三级政府暂行条例，供实施精兵简政和整编时遵循。由于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宣传，在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团的指导下，第一次精简初见成效，共裁减合并可有可无的机构百余处，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精简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1598人，占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总数的24％，其中有300余人下乡参加基层政权，其余的送去学习或转人生产第一线。但是，由于经验不足，这次精兵简政还没能够将其精神彻底地贯彻到全部工作中去，还只仅仅在“编”上做了一些工作，而未落实到“整”上，组织机构还显得头重脚轻，干部没有适当的调整，政务繁琐，不切实际，上下不通气，工作脱节、疲沓的现象依然存在。
　　1942年4月7日召开第二次政府委员会，总结第一次精兵简政工作成绩与不足。林伯渠认为边区政府应在安定民生、发展经济、健全民主、加强自卫等方面多做具体工作。而完成这些工作的关键，就在于认真实行“精兵简政”。李鼎铭认为第一阶段编整委员会虽做了不少工作，但实际效果尚小。他指出：精兵简政在执行过程中好像失了他最初在参议会上提出本案的原意，“我受人民委托，我当然替人民讲话，但今天正处在非常时期，不顾军政，则人民利益亦谈不到，为了兼顾军政民三方面，所以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目的是提高军政质量，建立工作系统与工作秩序，消除紊乱现象以提高工作效率，而决不只是裁减人员，更不是为了削弱力量”(11)。李鼎铭还建议邀请党、政、军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编整委员会，统一编整。经过与会同志的讨论，边区政府委员会决定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5月14日，边区政府成立了由林伯渠、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为委员的新的总编整委员会。林伯渠、李鼎铭共同主持会务，周文担任秘书，同时各系统还成立了编整分会，负责作出编整方案交总会讨论，决定并贯彻执行。
　　1942年5月20日，边区政府召开第二次精兵简政干部动员大会，林伯渠主席到会讲话进一步阐明了精兵简政的意义，并对青年干部提出了四点要求和希望。李鼎铭副主席参与指导制定《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和《实施方案纲要》，随后林伯渠又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论证了“精兵”和“简政”的关系，提出“精兵”是为了加强武装力量，提高战斗力，“简政”是要使政府机构灵活、轻便、以便在抗战中发挥最大的效能。第二次精兵简政历时3个多月，于1942年8月结束。这次精兵简政的主要成果是基本上达到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的预期目的。但由于精兵简政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一些领导对其尚缺乏深刻理解、足够重视，加上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够，使此次精兵简政仍然存在裁并机构、缩减人员等表面化工作较多，改革体制、健全制度、整编机构、提高效能等实质性进展不够等问题。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整顿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和同年9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批评了有些地方的同志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看待，更进一步阐述了精兵简政的道理和重大意义。这两个文件对于消除干部、群众的思想障碍，对于引导各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向纵深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边区政府的第三次精兵简政于1942年8月开始，结束于1943年年底。这次精兵简政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最为充分，历时时间最长，取得令人满意的实效。首先，1942年8月底至9月1日召开第33次政务会议，认真总结了前两次精兵简政的经验教训，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实施纲要(草案)》，重新调整了边区简政委员会；于9月10日召开了检查、总结政府系统两次精兵简政工作的动员大会，会后于9月11日至17日在边区一级机关广泛开展了相关检查总结；随后于9月18日至26日总编整委员会又召开了各分区专员、县长及区乡干部简政座谈会，李鼎铭与边区政府其他领导每天都亲临现场，参加座谈，发表谈话，进行指导，使各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精兵简政的重要性，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打下了坚实基础。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要求，为精兵简政指明了正确方向。于是，1942年12月3日至9日又召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会议第一日，李鼎铭副主席向政府委员会作八个月政府工作与简政方案报告。他共讲了三个问题：(1)已经做过的：讲了七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讲实行精兵简政和加强民众武装，他说：除精兵问题另有报告外，在加强民众武装方面，整训了自卫军，整顿了哨站。简政方面，进行了第二次简政，在精简机构人员方面都比前次进步，但不够彻底；于是又经月余研究制定了最近一次《简政实施纲要》。这是一个更完整的方案，有待今后实现，另外同时也还进行了整财和整军。(2)还没有做或做得不够的：李鼎铭指出：“精兵简政还未完全实现”，在人员方面，上层多而不精，下层又不够强，奖惩制度未曾落实，作风上还有些事务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妨碍了工作效能的提高。他还指出缺点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精兵简政政策没有贯彻，并申述简政之任务在于继续过去成绩，纠正现存缺点，以达统一、精干、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之目的。(3)已制定方案正待今后继续做的：李鼎铭号召贯彻简政委员会所提出的《简政实施纲要》(此纲要为李维汉起草，第三次政府委员会议通过，于1943年2月24日由李副主席划行，以战字680号命令公布，油印60份，铅印500份，照准分发)，并强调指出政府目前须集中力量于两大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第二是增强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与军事教育，并要将脱离生产人员减至最低限度。他的报告，通篇体现了边区在两大任务中要彻底实施精兵简政的方略。
　　1943年，边区政府又先后制定颁布了由林伯渠、李鼎铭等签发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通则》、《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政务人员公约》、《干部奖惩条例》以及《简编方案》等一系列命令，具体规定了边区简政的原则和措施。就是采取这些措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在边区政府和林伯渠、李鼎铭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历经三次的精兵简政，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更彻底，最终在陕甘宁边区成功得以实行，总体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1943年12月24日至1944年1月10日召开第四次政府委员会，对边区实施精兵简政政策作了总结。1月7日，李鼎铭作边区政府简政总结报告。他回顾了精兵简政的过程说：“大家知道，我们的精简政策是在二届参议会上通过的。会后接续实行第一、二次精简，收到初步效果。但因为当时对这一政策的认识尚不一致，思想尚有分歧，因此未尽贯彻。前年高干会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党政军民纷纷实施。”他说：在精简方面，“边区政府做到了业务精简、机构精简和人员精简。”当时边区的实际情况是：边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1／4；边府直属机关由35个减至22个。税局、所由95个减至65个，人员由合署办公前的469人减至279人，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内部机构也由八、九个减至四、五个。这样既避免了头重脚轻的积弊，达到了政简民便的目的，而且加强了统一领导和各部门之间的联系，节省了干部。在统一领导问题方面，李鼎铭说：政治上做到“政策法令已完全统一，命令指示也已基本统一”；组织上改变了，“彼此对立，互不相谋的现象”；人事上改变了“主要干部自由任免的现象”。在反对官僚主义、改善领导作风方面，“政权工作中官僚主义作风也已基本上克服了”，“领导作风上上下下都有了进步”。在提高效能方面，由于掌握了政策方针的领导，“而采取了集中力量于主要方面的办法，如集中力量于生产、防奸、干部整风、整学、整司法等，就获得显著成绩。”在节约方面，“民力动员减少了”，“减轻人民负担”并在“粮食、燃料和日用品节省”等方面也收到成效(12)。
　　精兵简政的历史作用及其启示
　　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作为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普遍实行。根据精兵简政案的精神和要求，从1941年11月至1944年1月，陕甘宁边区先后实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整编，取得了重大的成效，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目的，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边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事实证明，精兵简政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各个根据地的一项积极有效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解决了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其他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减轻了广大老百姓的公担。如征收公粮方面，自1941年的20万石逐年下降，1942年为16万石，1943年为18万石和1944年为16万石。虽然1943年征收公粮比1942年有所上升，但是，由于生产的发展，公粮在边区粮食总产量中的比例一直是逐年下降的，即由1941年的13.85％，降到1942年的11.4％，1943年的10.16％和1944年的8.83％。这表明：实施精兵简政，生产得到了发展，人民的负担得到了减轻。精兵简政的实施，提高了党和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转变了领导作风，克服了官僚主义，精简了机构和人员，加强了下级，克服了“各自为政”的现象，加强了统一领导，工作效能有了很大的提高，政府机构转变得更加灵活，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更加迅速，实际工作的效率更高，尤其是行政业务机构的工作效率的提高更加明显。例如，边府文书科的缮写员，过去每人每日平均只写539个字，整编以后，3个人干了过去13个人的工作。在克服官僚主义，改变作风方面，克服了过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制度松弛，官僚普遍存在的现状，使广大干部能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精兵简政的实施，也促进了边区政制和工作制度的完善，密切了军民之间的关系。
　　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成为党的一个重要政策并得以全面贯彻，对党和各个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是提高了全党对精兵简政思想长期性的认识。在精兵简政的认识上，长期以来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这就是把它仅仅视为只有在战争和困难环境中特定情况下才应该实施的一项政策。诚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施精兵简政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实行它那就别无它途。但是，如果就这一主张的合理性而言，我们则必须认识到它乃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政策。实际上，无论是从李鼎铭当年对精兵简政的动议来看，还是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考虑来分析，都不仅注意到当时的特定条件，而且还着眼于总结我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边区政权建设和管理的历史经验，以及今后政权建设的方向问题。对于精兵简政来说，有人只认为是经济提案，这是不够的，它也是个政治提案。毛泽东当时就批示说“这个方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就以李鼎铭的认识而言，他就认为历史上海一个社会或朝代，只有政权和兵员比较简约和精干，人民负担轻时，这个政权才能稳固；而每当一个政权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老百姓负担沉重，乃至不堪忍受时，这个政权或社会就会出现危机乃至被推翻的严重局面。可见，精兵简政绝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涉及到一个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难怪常常有人赞美精兵简政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延安时期这次精兵简政的实践，把它上升到历史的长远的高度来认识，这样才能深刻理解精兵简政的重大思想意义。否则，我们可以联系建国以来，乃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先后几次大的精兵简政加以对照，每次虽有成效，但均不彻底，而且机构和人员的数量越简越多。其根源就是因为我们全党同志没有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精兵简政的长远性所致。所以，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提高执政能力，坚持执政为民，必须长期坚持精兵简政的思想。
　　二是积累了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经验。一般说来，对于研究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们都能有一定认识。但是，从以往实行这项政策中出现的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来看，是我们对于其量化标准方面重视不够。一项政策，总有一定的弹性，如果弹性过大，没有精确的计算和把握，就难以操作，那就必然会出现主观性和随意性，使之无法长期坚持和实施。当然，要做到量化，必须确定若干主要的数量或比例。延安时期实施精兵简政的成功经验，在量化标准上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抗战开始后边区的总人口为136万多人，其中脱产人员仅14000余人，占总人口的1.03％；而以后逐年增长，1938年16000余人；1939年49686人；1940年61144人；1941年达到73117人，占边区总人口的5.37％。而群众的公粮负担又逐年增加，1937年是13895石(每石300斤)，人均负担1升(3斤)，占边区全年粮食收获量的1.28％；1938年为15972石，人均1升2合，占总收获量的1.32％；1939年52250石，人均4升多，占年收获量的2.92％；1940年为97354石，人均7升多，占年收获量的6.3％；到1941年公粮上升到20万石，人均1斗5升，已占年收获量的12.7％；同时，还发行了救国公债600万元(规定一年内还本付息)，以弥补财政赤字。以此引起群众不满，曾发生因雷击致人殒命而影射毛泽东的事件(13)。就是这种“鱼大水小”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李鼎铭的建议，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精简之后，边区一级直属机关人员缩编为原有人数的53％，其他附属单位缩编为原有人数的62％。总体上可以说，延安这次精兵简政之后，脱产人员减少了将近一半。尽管当时边区人口总数已增至150万，但以精兵简政之前脱产人数来计算，减少一半之后尚有36500多人，可占边区总人口的2.43％；部队当时精兵简政之后仅占边区总人口不到2％。从这个计算可以看出，延安时期精兵简政所以成功，是仔细算过这方面的账，这个2％左右的比例，在当时就是合适的标准。当然，现在的情况不能完全套用过去的模式，但通过实践、研究，也可以计算出工作人员与人民群众总数的比例。这个比例过大，就会导致机构的增加，出现工作人员很多的情况；同样，如果过小，也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为此，就应当寻求出主要比例或百分比这个量化标准，才能既适应社会的发展，又不增加群众的负担。
　　三是增强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制度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延安时期精兵简政之所以成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从开始实施到总结，前后两年多时间，不仅各级领导重视，而且有政策和法令作保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把各级政权所需要的机构在数量上定下来了，而且定得比较科学，那就要把它作为制度来实施，并运用法律手段加以保障。如果有了这方面的法律，还必须坚决执行，对不执行者要严肃对待，乃至追究其应负的法律责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法律正在不断健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我们就一定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政治体制改革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① 《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记录》(1941年11月27日)。
　　③ 《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记录》(1941年11月27日)。
　　④ 《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求实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⑤ 《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记录》(1941年11月27日)。
　　⑥ 《广开言路，精兵简政》，《人民日报》1979年4月7日。
　　⑦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⑧ 《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记录》(1941年11月27日)。
　　⑨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⑩ 《解放日报》1941年12月7日。
　　(11) 《解放日报》1942年4月7日。
　　(12) 李鼎铭：《陕甘宁边区政府简政总结》，《解放日报》1944年2月8日。
　　(13) 1941年6月3日下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小礼堂主持召开县(市)长联席会议，突然间电闪雷鸣，小礼堂一根柱子被雷电击断，当时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坐在靠近柱子旁的电话机边，被当场电击殒命。与此同时，雷电还打死了在大树下避雨农民的一头毛驴，这个农民借故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事件之后，党中央、毛泽东极为重视，下决心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