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知识分子问题是统一战线一个重大问题。能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和革命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关系统一战线巩固和革命事业发展的大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抗日民主阵地，因而强烈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热血儿女，其中包括大批知识分子和许多大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和寻求革命真理的渴望，潮水般地涌向延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2年底，奔赴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男女青年及有识之士达数十万之多，仅1938年5月至8月，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送往延安的就有2288人。尽管他们的出身、信仰、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各有不同，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这个共同目标，从五湖四海汇集到了宝塔山下，汇集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吸收、团结、教育和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党、军队和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极大地壮大了革命队伍，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给予了极为高度的重视，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党内军内及地方政府中，还有一些同志看不到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不信任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存在着不敢放手大胆地使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等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因此，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政府工作。
　　1939年6月25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明确指出，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同年12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决定，并先后作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论政策》等报告。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必须采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总政策，强调指出：“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①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抗战形势的要求，还规定了一些基本方针，比如坚持对知识分子区别、利用并使之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坚持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知识分子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立场。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团结、教育、培养、使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已臻于成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系列争取知识分子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政策号召和影响下，许多工农出身的革命领导干部逐步转变和提高了认识，他们看到知识分子的长处多了，短处少了，并满腔热情地帮助知识分子进步，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抗日战争服务。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和大量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抗战工作分不开的。
　　陕甘宁边区在贯彻执行党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同样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上高度关心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对从国统区、敌占区乃至海外来到边区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和科学技术人才都非常重视，一般都要组织欢迎，举行文艺晚会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宣传我党对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使他们一到延安就能感觉到党的关怀和温暖。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人在繁忙的工作中，经常挤出时间接见、看望知识分子，询问他们来边区后的情况，有时还举行招待会征求意见，有时约请来个别谈话，有时特意题词鼓励他们为边区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来自各地的爱国青年的特长及志愿，及时安排他们进入不同类型的干部学校去培训，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教育；对有各种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党政军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工厂、学校等单位，积极吸收他们参加各项工作并作为技术骨干；为帮助他们早日加入党组织，陕甘宁边区党委专门作出规定指出：不论在军队中、政府中、救亡团体中、文化运动中，凡是无党无派的、真正为国家民族奋斗的，政治纯洁、能吃苦耐劳、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愿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我们均应大量地吸收他们入党。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关怀下，各级党组织都注意吸收具备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到党内来。以抗大第四期为例：这一期于1938年4月开学，8-12月分批毕业，共招收学员5562人，知识分子4655人中原有党员530人，至毕业时党员增加到3340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0％。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在政治上非常关心知识分子的成长。
　　与此同时，在彻底实行了民主政治的陕甘宁边区，给予知识分子以高度信任，使他们充分享有民主权利。1941年10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和聘请的仅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参议员就有：赵一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长)、鲁之俊(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巴苏华(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翁远(八路军制药厂主任)、何穆(中央医院肺科专家)、金茂岳(中央医院妇科主任)；文化教育、社会科学界等也都有代表参加会议。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由于政策正确，知识分子人人心情舒畅，对党更加信赖，从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对边区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显著贡献。
　　第二，工作上大胆使用知识分子。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的山区，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了政治上的高度民主，但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仍然很落后。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根据地，急需各种科学技术人才，在积极培养的同时，必须大胆放手使用已有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各种专长。为此，1942年7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对于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并指出要尊重边区各类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工作经验，提高其威信，不论在行政上或技术上大胆地提拔他们做负责工作。
　　在贯彻上述政策过程中，陕甘宁边区政府完全以专家们的学识为标准，大胆使用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担任专业技术岗位的各级领导工作，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在1942年整编后，就从各方面选拔了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担任科长或局长。水利工程师丁仲文，先任建设厅科长，后任该厅交通运输局局长；农艺专家陈凌风担任了该厅农业局局长；北大农学院毕业的李世俊被调任建设厅技术室主任；具有专长的赵一峰调任建设厅工业局局长；自然科学院教育处长屈伯川调任该厅工业局副局长；农科专家乐天宇任该厅林业局局长。
　　陕甘宁边区各医院、疗养院、制药厂等医药卫生事业单位，也分别选拔具有专长和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医师担任领导职务；傅连暲一到延安就被任命为边区医院院长，负责该院筹建工作，后又任中央卫生处长；肺科专家何穆，留法回国后到延安，担任中央医院副院长；名医金茂岳是妇产科专家，任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儿科专家侯建存任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内科专家魏一斋担任延安学生疗养院院长；梁金生是一位具有专长的华侨，他来延安后任边区制药厂厂长。傅(连暲)、何(穆)、金(茂岳)、侯(建存)时为中央医院四大名医，在全国都享有盛名。
　　还有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他们多数是非党人士，在抗战爆发后陆续来到延安。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工程技术人才的积极性，中共中央还专门制定了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政策，从而使大批非党人士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开创边区建设的新局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许多人被评为模范，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外，陕甘宁边区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放手使用，还表现在党和政府尊重和虚心听取知识分子对边区建设的合理意见。比如，1942年3月22日，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领导的军委经建处，在王家坪召开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专门征求专家们对边区在工业生产上的意见。与会专家针对当时存在的盲目性和分散主义倾向，以及管理混乱和财力物力的浪费等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对以后的改进办法提出了“设立全边区的生产建设计划委员会和卫生管理委员会，以统筹全边区的生产建设事业和卫生医疗工作”，“实行精兵简政、裁减各生产部门中的冗员，合并同类性质的工厂，力求合理调节人力、物力、财力，使人尽其用”。在可能的情况下，“筹设工业学校，以培养技术人才”等七项建议。这些主张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赞扬，陕甘宁边区政府虚心接受并予以采纳，制定了实施计划和改进措施。1944年3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及联防司令部在交际处举行技术人员座谈会，一批为开创边区工业成绩卓著的技师、工程师济济一堂，交流经验，并提出了克服困难、改进技术的具体主张；出席会议的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陈云和贾拓夫当即表示赞成，并就如何实施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对边区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生活上优先照顾知识分子。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山区，经济本来就很落后。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地步。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物质待遇上想尽办法优先照顾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其安心工作。
　　为了保证各类技术干部和产业工人的生活待遇，陕甘宁边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生活费占着首要的位置，在分配经费的排列次序上，也经常是生活费第一，事业费第二。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从延安和边区的特殊情况出发，抗战以来几乎经常拿出财政收入的2／3保障生活，使当时在延安的6万多“公家人”享受各种待遇(5万人是一般生活标准，1万人享受差别优待)。1942年，陕甘宁边区按不同标准，把所有享受待遇的人员按性质分为10类40余种，区别对待。第一类是国际友人及少数民族；第二类是学校教职员；第三类是荣誉军人；第四类是技术人员——医务、保育、工程师、技师等；第五类是财经税务人员；第六类是公营工厂工人；第七类老弱病残；第八类非党中间人士；第九类党政机关干部；第十类一般工作人员。对各种技术人员，为了分别情况制定各自行之有效的供给标准，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技术干部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技术干部类别划分和职称审查工作。此外，依据中共中央关于优待技术干部条例的“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的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技术人员提出了分类及优待标准，即按“实际能力、现任职务、服务年限”三者为主要依据。在关于资历一节中还特别强调：“主要根据其实际和知识能力，而非机械的看出身。”
　　依据上述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将文化技术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是在文艺界有威望、有著作、有成就者，每人每月发给津贴赞15-30元，伙食标准按小灶供应，住宿可1人独住，勤务及马匹须尽量便利工作为原则；其家属应安排工作或进学校学习，因故不能者，其生活待遇应同本人……
　　对医药卫生技术干部，按八路军卫生部关于“各类技术人员按其学历、经历、工作成绩而增加补贴”的规定，亦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医生凡在国内外医科专校毕业富有3年实际工作经验者，每月津贴60-80元；护士凡专门护校毕业者每月20-40元；司药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类医生其家属与本人待遇相同……
　　文教技术干部曾试行薪金及津贴两种制度(后停)。薪金制校长(兼课不计薪)每月270元，专任教员上课1小时，支薪3元(每周不超过18小时)，每月亦可达200元以上；津贴制校长每月8元，专任教员(每周上课12小时)每月6元，统由公家供给衣服、粮食、菜钱等。按财政厅规定：校长及专职教员每月发菜钱15元，另外编著讲义，经本校教材编审会采用，每千字按2元发给稿酬。
　　陕甘宁边区建设厅技术干部生活待遇，经边区政府第19次政务会议通过执行，将本系统技术干部分为4类(1-4级)。一级，凡专门学校毕业，并在所学习的专门技术工作中服务5年以上，或有7年以上专门技术经验，并自修专门技术理论相当于以上程度者，每月津贴95-100元，每年发单衣两套、衬衣一套、被褥各维持一床，可独住一室，出差应有牲口驮行李或代步，书报人手一份……。
　　从以上对文化艺术、医药卫生、教育科技等方面知识分子待遇上的规定看，当时一般技术人员的待遇均高于党政机关干部(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津贴每月仅10元)，可见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生活是非常优待的。
　　此外，为保证技术干部生活待遇标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3年还对所有技术干部优待办法附则明确了三条意见：“一是技术干部提调负责工作仍然熟练掌握技术工作者，则仍受此条件优待，如兼负行政工作且实际参加技术工作者，得按原有规定酌量增加；二是带病工作经医生证明者，另发病员补助费或保健费；三是凡是参加夜间工作则另发给夜餐费，每人每晚按面粉小秤半斤、菜5角计算之。”而对生老病死及家庭遭遇特殊困难者，还有给予适当补助等规定。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在相对和平环境的陕甘宁边区，实行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高工作和生产热情，有序地进行各项建设事业，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1937—1938年，形成了一股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热潮。至1938年底，奔赴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人数已达十多万，形成了一个延安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思想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革命的引导。知识分子大多数受过五四运动的新文化的洗礼，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尝试的错误之后，其中的先进分子开始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更多的人则探求着其他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接受与实践着种种主义和政治主张，但最终均未能实现其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建立的民主根据地，成为新型社会的雏形，给身临延安的知识分子以巨大的教育与鼓舞。毛泽东本人和共产党内其他领袖在延安知识分子中伟人地位的确立，也使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逐渐锻炼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
　　二是初步实现了与工农的结合。民族危亡的共同命运和抗日救亡的共同任务，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维系在一起。而且在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这是知识分子思想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在延安的实际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朝夕相处，使得原有的隔阂和距离在共同的生活、工作、战斗中逐渐得以消除。特别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积极引导，加快了延安知识分子实现与工农的结合进程。
　　三是改变了原有的阶级属性，实现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为了促使知识分子阶级的属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延安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教育。自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先后组建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等17所学校，组织成千上万的延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校学习。党中央还选派李维汉、凯丰、成仿吾、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吴亮平等优秀的教育家、理论家到抗大、陕公、鲁艺等校任教，为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运动等课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洛甫、陈云、李富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到各校讲课，作时事报告，使延安的知识分子得到了系统的学习和教育。在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和革命熔炉里，众多的知识分子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社会实践，逐步转变阶级属性，成为共产党的追随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者。其中，有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陕北公学从1937年9月至1939年6月间共培养学员6000余人，其中约有3000人被发展入党。抗大第二期共吸收外来青年知识分子609人，毕业时有427人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四是确立了革命的目标，实现了各界知识分子的大团结。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有的来自国统区，有的来自沦陷区，有一部分是南洋和欧美国家的华侨青年，还有延安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包括汉族、回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在职业上也是全方位的，有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电影明星、新闻记者、律师、医生、教员、青年学生等。如周扬、高士其、徐懋庸、柳青、萧军、欧阳山、吴伯萧、艾青、何其芳、丁玲、萧三、贺敬之、冼星海、吕骥、贺绿汀等，他们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但是，共同的革命目标，即“抗日救亡”，继而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再向社会主义迈进，使延安、知识分子团结和集结在一起。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使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克服了散漫性和自由主义倾向，成为有严格纪律和凝聚力的革命战士。
　　延安革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成熟，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拥有了一大批信仰坚定、素质优良的知识型干部，他们不仅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力量，而且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可缺少的一支主力军。
　　重视用科学技术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
　　中共中央和边区中央局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和改变党的方针政策，抓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处于相对和平环境的有利时机，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以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建设的运动，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的目的。
　　当时，以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经济建设发展的任务提出后，党内外在思想认识上很不一致。不少同志认为，就延安和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科学技术还不具备条件，应该缓一缓；也有同志认为，延安虽然已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但都散布在各个单位，担负着重要工作，被各单位视为宝贝，把他们专门集中起来办科技学校，搞科技研究，阻力会很大；还有少数同志不顾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大军工计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既没有采纳那些短视和本位的意见，更没有考虑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计划，英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革命，要建设新中国，必须重视科学技术事业，除了大量吸收现有的知识分子外，无产阶级在抗战与建设同时进行中，还必须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院校，培养自己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科学技术人才，必须尽可能地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和其他建设方面的技术，“我们不应把科学技术上的提高工作推迟到抗战胜利以后。”②在中共中央的重视、倡导和关怀下，当时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既符合实际、又颇具特色的科学技术事业，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院校，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及下属的许多专业学会，逐步形成了把科学技术教育、科学技术研究和边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发展体系。
　　一是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和研究。193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为了“促进边区工业生产的进步和保证国防经济建设的成功”，决定在延安创办一所自然科学研究院。1940年8月，延安自然科学院(由原自然科学研究院改名)正式成立，内设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质矿冶系，院址选在延安城南杜甫川的山坡上。这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理工科大学。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是“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的技术人才为目的”。③1940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中国医科大学，校址在延安东川的柳树店。医科大学分设高级军医班、普通军医班、调剂班和特别班。其教学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作风艰苦的现代化革命医务技术人才。
　　中国医科大学在1940年9月至1945年11月5年里，共举办了13期，除培养了数千名医术精湛的医务干部外，还经常协助边区政府和驻军解决一些地方上和部队上的卫生工作问题。例如协助边区政府办好医务学校，培养了许多为边区农民服务的医生；根据边区军民预防天花的需要，用过期的牛痘苗做菌种，试制了三四十万份牛痘疫苗，供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各部队使用；1943年为配合大生产运动，医大师生曾多次到边区各部队调查并协助改进卫生工作，组织医疗队协助地方政府解决克山病、柳拐病等流行病的防治问题；1944年为配合边区文教大会提出的动员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医大做了很多的卫生宣传工作，为提高边区军民的卫生知识作出了贡献。
　　除了自然科学和中国医科大学外，边区还有农业学校、工业学校、摩托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等科技学校。这些学校根据自己的性质和特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学教育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蓬勃开展。1940年2月5日，由毛泽东、陈云、吴玉章等同志发起和资助，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会员有320人，其中有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哲学、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此后，边区又先后成立了土木工程、农业、生物、医药、卫生、地质矿冶、机电、化学、数理、航空等学会，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分会。还有国际医学会、中西医研究会、国防科学社、煤业学会、气象协会等科学团体。这些科研学术团体，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强大威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根据边区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迫切需要，有步骤地开展了各种学术研究活动，产生了良好影响。
　　1941年8月，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自然科学院召开为期三天的第一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到会的学者和技术人员达300多人。朱德亲临大会并作了《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报告，张闻天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徐特立作《科学教育》、陈明升作《敌后科学动态》、陈康白作《自然科学与人生的关系》、《中国历代科学发明》、李富春作《财政经济政策》、孙霁东作《边区工业概况》、傅连日章作《苏联工业概况》、华寿俊作《纤维工业技术》、乐天宇作《边区植物分布及特点》等学术报告，是边区举行的一次空前的自然科技学术讨论盛会。
　　为了交流学术经验，普及科学知识，探讨边区建设，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解放日报》上开辟了《科学园地》专栏。从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专栏共刊出26期，发表稿件190多篇，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论文就有140多篇。此外，自然科学研究会还创办有《卫生》、《自然界》、《急救常识》、《农业知识》、《药用植物》、《知识问答》等副刊。根据战备需要，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边区军民中广泛宣传了防空、防毒、防灾、防疫等科学常识。延安科技工作者编写出版了大量的科学通俗读物，仅1942年至1944年，出版的《司药必携》、《配偶禁忌》、《解剖学》、《耳鼻喉科学》、《王大娘养娃娃》等医药卫生读物和宣传材料就发行达78200多册。这些对推动边区的学术研究，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提高边区军民的文化科学水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延安时期，科技工作者形成了学习和研究自然史的热潮。1941年是牛顿诞辰300周年，1942年是伽利略逝世300周年，自然科学研究会先后召开了纪念大会和举行了纪念讲座，大力宣传牛顿和伽利略的创造精神和科学理论。科技工作者还对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一些著名科学家，如居里夫人、罗蒙罗索夫等在自然科学上的重大贡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对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生命起源进行了学习和宣传。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在边区，在当时全中国甚至国外都有很大反响。
　　科技工作者为改变民众中存在的落后思想，还开展了“科学大众化运动”。毛泽东非常强调机关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的基本常识，他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就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强调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意义。为此，延安各机关组织了“自然科学普及小组”，建立了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工作人员每日两小时的学习时间。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的马列主义哲学课中，专门开设和讲授“自然科学史”、“自然科学概论”、“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内容。边区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建立了识字组、读报组、结合识字学习科学常识。1941年11月21日，边区可以看到日食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个机会，在文化俱乐部举办了“关于日蚀的科学知识”科普讲座，在报纸上发表了“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的科普文章。当天，该会还在自然科学院组织了日食观测，并及时在《解放日报》上作了详细报道，用事实对群众进行广泛宣传，破除了群众当时流行的“天狗吃太阳”、“野太阳吃家太阳”等迷信传说，对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意识很有帮助。
　　二是以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农业方面，陕甘宁边区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农业是经济的主体。但农业生产力低下，生产技术落后，基本上是靠人吃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农业科技工作者当时推行了一些可能办到的农业技术。第一，兴修水利。据不完全统计，仅1942年到1943年，全边区就修水地41000多亩。第二，增施肥料。广泛宣传“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把粪当宝，庄稼一定长得好”的科学道理，发动群众普遍开展拾粪、垫圈、修厕所、沤肥等活动。第三，精耕细作。主要在地少人多的地区推行，改变广种薄收的老习惯。第四，推广植棉技术。边区地处西北高原，属大陆性气候，无霜期仅120-150天。因此，棉花宜种在较暖的地方和阳坡上，并要及时合理管理，争取棉花早熟。据1944年统计，全边区共植棉29.5万亩，收皮棉304.4万斤，达到边区需要量的2／3以上。第五，防治病虫害。当时没有农药，发动农民在秋收后和开春前开展掏谷茬运动，消灭蛰伏的虫卵；用人捉手抹、烟草水涂洗、灯光诱捕等办法，遏制各种虫害。第六，建立光华农场。1940年成立后，积极引进繁殖和推广优良品种，抗虫全虫性强的狼尾谷，两年内推广到边区17个县，面积10180亩，产量比当地谷子提高10％以上；籽粒长、骨子细的金黄后玉米产量比当地品种高30％。特别是1941年边区发生了牛瘟，光华农场研究成功并制造出免疫血清16万毫升，疫苗10万毫升，全部进行免费注射，为扑灭甘泉县、富县、延安县、延安市、新宁县及关中中心区等地的牛瘟，作出了巨大贡献。
　　工业方面，为了坚持抗战，作为总后方的陕甘宁边区必须尽可能地发展工业，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纺织工业。1938年以前，边区的布匹完全依靠从外边输入。自这年8月利用国际友人兰道尔援助的9300多元法币，创建了仅10个工人的难民纺织厂以后，边区的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43年已有20多家，职工1300多人。难民纺织厂就是依靠科技不断发展和扩大生产的典型。1940年该厂成立机械制造部，先后研制成功了立式水轮动力机、打毛除尘机、织毛毯机、打纬机等，对提高质量、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起了很大的作用，生产蒸蒸日上。比如布匹，仅在延安一地，1938年产布140匹；1939年产布1426匹；1940年产布14470匹，毛毯420条；1941年产布18750匹，毛毯7661条；1942年产布22832匹，毛毯18800条；1943年产布30000匹以上，毛毯50000多条。第二，造纸印刷工业。当时边区纸张供应十分紧张，为了供给印刷《解放日报》和出版书刊所需的大量纸张，1939年4月创建了振华造纸厂，开始只有20多人，收购麻绳头、破布条等作原料。因为原料短缺，生产数量有限。1940年8月，该厂科技人员华寿俊等人，用山沟里到处都有生长的马兰草作原料试验造纸获得成功，这在当时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原料有了来源，工厂生产迅速扩大，由原来年产纸张200-300令，猛增到5000-6000令。以后，技术人员杨凤锦又研究用稻草和麦秸作原料造纸成功(当时延安无此先例)，为造纸原料广开了路子。1944年夏，原厂长王元一与老技师刘源合作，研制成功水力碾浆机，解决了造纸的动力问题，大大提高了纸的数量和质量，基本上满足了边区对纸张的需求。中央印刷厂的技术人员修旧利废，自己设计制造小型印刷机、小型排字机、铅字和整套的印刷工具。工人们认真学习和提高技术，熟练排字工人一月能排到120-130万字，印刷了大量报刊杂志和有关抗战及马列主义书籍。第三，石油化学工业。为了开发利用陕北石油资源，科技人员经过调查研究，初步掌握了石油分布、探采经历、油质、历年产量、地质与地层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推论。④940年在延川县开设了永坪石油厂，利用简陋的设备，进行石油分馏，提炼出汽油、甲油和白蜡油；在延长石油厂可提炼柴油、机器油，制造洋蜡，解决了当时边区的机械动力和部分照明用油。在化学工业部门中，科技工作者试制成功了许多新产品，如日用品“新华牌”肥皂、化学墨水等；医药用的小苏打、酒精、五倍子酸；工业用的黄磷、硫酸、硝酸、盐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延安还分馏成功煤焦油，是边区化学工业的一大成就。第四，军事工业。早在1936年我们党就成立了兵工厂，主要是修理军械。1938年初，沈鸿带了10部机器和7名技术工人，从上海来到延安，使兵工厂由单纯的修理走向研究制造。1939年4月，该厂技术人员自己设计制造新式步枪一举获得成功，正式投入生产，并从这年起由子弹复装转为自己制造，1941年每月产量达13.5万发。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军用品也逐步升级，除了修造枪械外，还生产掷弹筒和迫击炮，1944年每月可生产五、六十门。同时，科技人员还研制了一种曲射、平射两用迫击炮，改革了炮的结构，增加了拉发装置，经过试验，命中率高，摧毁力强，是当时延安军事工业上的一项重大创造。
　　三是边区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也得到发展。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时，专门抽调精通外语，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同志，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一编译部。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共32种，达几百万字。1941年编译部撤销后，又于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愈益广泛深入的传播。
　　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许多领导人到校作过报告，不少著名学者担任兼职教员。学院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务是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经过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期内涌现出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如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论述，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提纲》，等等。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延安，社会科学的学术性团体还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如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族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等。
　　延安时期，在地广人稀、文化落后、交通不便、毫无基础的偏僻山区，陕甘宁边区“三位一体”发展科学技术的作法，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发展科学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作法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要制定明确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发展科学技术为抗战建国服务，是延安时期我们党制定和实行的一项正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⑤。为了贯彻落实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陕甘宁边区把“提倡科学知识”明确地写进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施政纲领》中，作为发展边区文化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论经济与技术工作》、《奖励自由研究》、《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提倡自然科学》等重要社论。社论指出：“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上，技术科学，尤其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不论是改良农牧、造林、修水利、开矿、工厂管理、商业合作，都必须有专门的知识技能，必须受科学的指导”⑥。“提倡自然科学正是发展抗日的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这个目的所必需的、所应有的步骤。”⑦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讲演、写文章，提倡和宣传科学技术对发展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反复论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而且指明了科学技术的中心任务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正确的科技方针政策指引下，科技工作者为了支援前线，巩固根据地，在工厂、农村、医院、学校等单位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第二，要充分信任和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科技人才来到延安，他们当中有的曾留学国外，如陈康白、屈伯川、李强、刘鼎、杨作材等；有许多是知识水平较高的大学毕业生，如钱志道、陈振夏、乐天宇、武衡、闫沛霖、李苏、吴崇凌、聂春荣、华寿俊、王勋、林华、徐驰、黎雪、武可久等；还有自学成才的工业专家，如沈鸿等。科学技术是近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为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促进边区自然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人才，把他们视为党的宝贵财富，在政治上完全信任，情同手足；在工作上给以重用，大力支持；在生活上关怀备至，优先照顾。仅1941年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和聘请的科技工作者参议员就有赵一峰、翁远等6人。为了鼓励科技人员形成研究风气，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把“奖励自由研究”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作为党和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支持和帮助一切科研活动的开展。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优待科技人员的条件和规定，如中央书记处的《文化艺术干部优待条例》、边区政府的《技术干部待遇标准》、《技术干部优待办法》、《优待国医条例》、《医务人员技术津贴等级暂行标准》等。津贴按等级发给，干部1元到5元，科技干部是15元到30元。边区政府和一些科技团体还分别制定了许多奖励制度和办法，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仍设法筹集资金，奖励做出成绩的科技人员，如边区医药学会颁布的《白求恩奖金条例》规定，甲等奖边币200元，乙等奖边币50元。边区的科技人员不为名利，埋头苦干，刻苦钻研蔚然成风，涌现出恽阶强、沈鸿、华寿俊、林华、陈振夏、钱志道、朱次复等一大批模范科技工作者。1944年5月，毛泽东赞扬他们说：“像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汇集于边区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他们在这里真正找到了任意驰骋的天地，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发挥聪明才智。
　　第三，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陕甘宁边区在被包围封锁断绝外援的情况下，广大军民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干，从事了开创性的边区建设，很快打开了局面，取得了飞速的发展。1938年，边区开始了公营工业建设，到1944年，边区就有120多个公营工厂。其中边区系统15个工厂，军工系统8个工厂，中央管理局系统16个工厂，联防司令部系统12个工厂，各地驻军有35个工厂，各专署有9个工厂，各县政府有8个工厂，其它单位有20个工厂，边区的产业工人发展到12000多人，公营供给工业奠定了相当的基础。边区的农业生产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到1943年，全边区开荒976224亩，耕地总面积达到1338万亩，粮食总产181万石，除满足当年消费外，有了21万石余粮；棉花种植面积达到150287亩，产棉173万斤，达到边区需要棉花量的一半以上；牛发展到220781头，驴167691头，羊2033271只。以后又有新的发展，使边区呈现出“丰衣足食”、“六畜兴旺”的可喜局面。医药卫生事业也取得显著成绩，先后创建了中央医院、边区医院、第二兵站医院等49个医疗卫生单位，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经常宣传卫生知识，扫除封建迷信思想，大大提高了边区军民的健康水平。边区工业、农业和医疗卫生事业奇迹般的巨大变化，是广大军民和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晶，也是科学技术之花结出的丰硕成果。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② 《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6月10日。
　　③ 《自然科学院招生启事》，《新中华报》1940年5月17日。
　　④ 见陕西省档案馆《延长油矿》原件。
　　⑤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解放日报》1940年3月15日。
　　⑥ 《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6月10日。
　　⑦ 《提倡自然科学》，《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