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工作，提倡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先后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著作，不仅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提出了诸多理论建树，而且具体制定了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和政策，指导新民主主义文化得以顺利进行。党中央特别强调发展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①。并于1940年初就把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作为革命总战线的一条必要和重要战线来抓。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②。1944年3月22日他再一次强调说：“我看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③。于是就文化事业的发展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比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给予优厚待遇等等。
　　在延安，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为全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纲领，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首先强调了这种新文化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他在论证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这个命题时，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在论证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这个命题时，他指出：“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的，在清理古代文化时，应“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他尤其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④。毛泽东一方面把科学的地位突出出来，另一方面又把科学与大众联系起来。当时他还强调要用科学“破除迷信，并反对复古盲从等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封建残余毒物，使民众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进步的道路上发展。”这正如毛泽东当时解释制定这个纲领的目的时所说，我们党多年以来奋斗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了发展新文化纲领的这面旗帜，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保证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阐明了新文化的特点：其一是阶级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⑤。同一时期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中也指出：“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他提出要用一切办法和尽一切可能供给友军以文化食粮即书报和宣传品。其二是要坚持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性。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用新文化来教育群众，这方面成绩在延安时期最为显著。因为陕甘宁边区向来经济文化落后，文盲占90％以上，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大力抓国民教育，据1941年统计，有识字组1937处，12259人；夜校505处，7907人；半日校393处，5990人；冬学659处，20919人。此外，还有25处民教馆、4处阅览室、5处读报馆、10个剧团。由于这项工作的开展，使得边区文盲比从前减少了5％。其三是突出新文化的批判继承性。毛泽东论述了发展新文化继承与吸收外来的关系，他不仅主张继承中华民族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一切珍贵文化遗产，而且主张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他又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其四是立足新文化的群众性。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该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他认为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因此，他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为达此目的，毛泽东要求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根本问题。上述这些观点，都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民主的进步立场，使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的抗日民主阵地，红色首都延安成了众望所归的一方抗战热土。大批有志于抗日救亡与正在流亡中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纷纷投向延安。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大批文化人，形成了一支相当大的文艺队伍，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是延安成立的第一个革命文艺机构。这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由丁玲等34人发起成立的。毛泽东对协会的评价很高，说：“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了，我们要文武双全。”从此，陕北苏区文艺运动由零星分散状态发展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活动。这个文艺协会曾经发起“苏区一日”、“长征记”等征文。先后创办过《红色中华副刊》、《苏区文艺》、《解放周刊》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文艺作品。
　　1937年11月24日，在延安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含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会等众多文艺团体。边区文协是全国文协的一个分会，其任务是“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最初由艾思奇任主任，柯仲平任副主任。1940年1月，边区文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文学家、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戏剧家、木刻漫画家、诗人、中西医生、新闻记者等文化人123名，文化团体、新闻杂志、学校、机关俱乐部、文协分会、文艺小组等107个单位274名代表，加上来宾、首长、旁听约五六百人。毛泽东带病在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众所周知，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观点，就是在这次讲演中提出来的。张闻天作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明确了边区文化教育工作的宗旨是“服务于抗战建国的政治目的”，是“为抗战服务的文化”。
　　194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支持下，重庆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相应成立了由周扬等人发起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文抗相继组织过文学顾问委员会和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创办过文艺学园，出版过《谷雨》和《文艺月报》，还成立了文化俱乐部。在学术研究方面，成立了鲁迅研究会、青年文艺习作会。“文抗”在领导延安文艺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陕甘宁边区其他专业性的协会，虽属边区文协领导，但拥有很大的独立性。这些协会有：1938年1月9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音乐界协会”(简称“边区音协”)，1939年2月10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简称“边区剧协”)，“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等等。这些协会活动内容甚多，如组织创作、观察演出、举办展览、创办期刊、开办讲座、进行辅导、评奖等等。
　　文艺期刊多达24种。有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和《中国文艺》，萧三主编、方纪编辑的《大众文艺》，艾青主编的《诗刊》，萧三、高敏夫先后主编的《新诗歌》，奚定怀、徐明等编辑的《山脉诗歌》，刘白羽主编的《文艺突击》，艾思奇主编、林默涵编辑的《中国文化》，丁玲、艾青、舒群、萧军合编的《谷雨》，萧军、舒群、刘雪苇合编的《文艺月报》，周立波、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合编的《草叶》，周文、胡采主编的《大众习作》和《群众文艺》，公木主编的《部队文艺》。另外还有《歌曲月刊》、《歌曲半月刊》，、《歌曲旬刊》、《民族音乐》、《部队歌曲》、《音乐工作》、《边区戏剧》、《戏剧工作》、《前线厕报》，《美术工作》等，这些刊物中有近三分之一由毛泽东题写刊名。而且，他还对如何办好刊物发表过许多具体意见。
　　尽管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还存在许多缺点，主要是文艺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偏向。虽然多次派遣文艺工作团到前线、到农村巡回演出，但有的没有能够亲身深入体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生活，因而直接创作反映这方面斗争的作品不够多，所以在抗日烽火正炽的情况下，延安和边区的舞台上一时竞相上演《日出》、《雷雨》、《钦差大臣》等大型戏剧。一些文艺工作者，看不起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为群众所欢迎的短小精悍的节目，认为是“小玩意”、“豆芽菜”而不屑一顾。
　　在创作形式上，公式主义的毛病很普遍，具体灵活地反映现实的作品还不多。在创作内容上，存在着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倾向，热衷于描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际遇、生活琐事和苦闷消极情绪，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丰功伟绩不去热情地歌颂与表现。特别是在边区紧张的斗争环境和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夸大小资产阶级作用，发泄个人不满情绪的作品与言论，就愈益增多，用文艺的方式“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的主张”。
　　为了总结文艺运动的经验，克服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端正文艺创作方向，彻底解决文艺为谁服务的根本道路问题，毛泽东等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征求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90多人。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大型会议召开了三次。
　　5月2日，在第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首先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他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引言”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此，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5月16日，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讲了该团下乡演出的盛况，说剧团离村时，群众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得很远，并给他们送很多慰问品。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不用问，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与会的人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来的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在发言中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给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也不时插话，和大家一起讨论，座谈会开得活泼而热烈。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德首先讲话，他针对会上有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否认世界观转变、不写歌功颂德文章等看法，指出：“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我是一个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毛泽东接着说：座谈会开得很好，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毛泽东经过会前周密的调查研究，针对大会提出的问题，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与争论，联系自“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系统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在“结合”的过程中，注意改造世界观，转变立足点。只有这样，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感情交融，歌哭相同，真正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只有这样，才能开掘“矿藏”，深挖“源流”，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毛泽东指出：通过这次座谈会，同志们会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朱德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与全体代表共百余人合影留念。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次精英荟萃、团结胜利的文坛盛会。
　　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文艺运动，不仅遍及边区和后来的各个解放区，而且波及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个时期的文艺运动，确实成了中国文艺史上的“奇观”、“壮举”和“伟业”。
　　在革命文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出版以及卫生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党报党刊是党的舆论宣传阵地。延安时期，党主要通过《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报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创办的《中国工人》月刊，全国青年联合会创办的《中国青年》，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创办的《中国妇女》等，都在团结人民，打击、揭露敌人方面作出了贡献。为了更好地做好马列著作和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共中央于1937年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1939年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在延安，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的报刊和书籍达到数百种。
　　随着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红色中华通讯社于1937年1月改名为新华通讯社。其报道范围由开始仅限于陕甘宁边区，继而发展到全国各地。新华社还在敌后根据地设立了分社。1940年底建成的新华广播电台，宣传党关于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群众英勇杀敌、支援前线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等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行径，在各地方抗日民族根据地和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战期间，延安和边区卫生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延安先后建立了中央医院、八路军国际和平医院、留守兵团野战医院、陕甘宁边区医院，各分区、县也办有卫生院、卫生所和医药社。当时医卫界大力提倡“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新观念，以及广泛宣传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培训接生员，推广新法接生，动员群众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的做法，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为了总结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教工作，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边区文协联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在延安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分成8个代表团(绥德、延属、三边、关中、陇东5个分区，部队、本市机关学校，少数民族)，共计450余人，其中有从边区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工农兵文教工作者，有热心边区文化建设的绅、商，有蒙回等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的文教代表，有全国知名的学者、诗人、作家、美术家、医生，以及热忱帮助边区文教建设的国际友人。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主持开幕式，教育厅长柳湜致开幕词。朱德、吴玉章、徐特立，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出席并先后讲了话。他们阐明了这次大会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总结了1942年整风运动和1943年生产运动以来文教工作的经验，表扬了各条战线群众创造的文教工作的典型，奖励了一批文教工作的模范，明确了继续发展文教工作的方针，提出了5至7年内文教工作的目标。因此，这次会议是边区文教工作的一次检阅、评比和总结。
　　大会期间，10月30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他在讲演中论述了文教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了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在文教工作中的重要性。关于文化工作中统一战线的思想，早在抗日战争一开始我党就广泛实行。那时认为：这种文化教育的统一战线，不仅在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上面，广泛吸收一切具有民主的积极的传统内容和形式，而且，还要广泛地团结旧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一起参加抗战。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⑥。他还说：“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⑦。后来，为了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文化人到抗日根据地来开展抗日文化运动，194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要求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错误心理，做好文化人的工作。为了提高他们创作的积极性，要用一切方法从精神到物质上给其写作创造必要条件，使其写作的积极性得以最大的发挥。在贯彻执行文教统一战线过程中，毛泽东指出要经常注意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他说：“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⑧。“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⑨。毛泽东还强调指出，文化教育工作者必须有为工农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文化教育工作必须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他指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有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毛泽东提出的这两条原则，是从多年革命实践斗争中概括出来的。一个文化教育工作者要想实现这两条原则，就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把这种思想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了解群众的需要，并引导他们自觉地去斗争。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既要下苦功夫了解客观实际及其发展变化，又要养成主观正确反映客观的思想方法，不是主观强加于客观，而是主观来源于客观，并有效地推动文化工作者思想的前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③ 《文献研究》1994年第5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69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