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方针和政策
　　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也对中国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国法西斯在侵占了欧洲在部分地区之后，于1941年6月22日突然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联军民奋起进行卫国战争。英、美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侵略方向上再次发生北攻苏联与南进东南亚的激烈争论，最后作出南进对英、美开战的决定。
　　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英、美宣布对日本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与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这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场连成一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最大规模。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同盟国对轴心国的作战，特别是与美、英在太平洋对日本的作战密切联系起来，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盟国。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给予中国抗战以重大影响。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扩大，中国与其他同盟国军事联合的实现，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中共中央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指示全党：“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虽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①。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
　　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来自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朝鲜、犹太等国家和民族13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1942年1月又举行了“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把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封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向国际社会展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和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外交往活动。在国统区，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议员的身份，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外国朋友，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以大量确凿事实和文字资料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日抗战的贡献，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战。还积极推动、组织国际友人去陕甘宁边区考察、采访或直接参加抗战。在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接待机构——交际处，并与统战部门共同制定了接待办法和联络原则。毛泽东、朱德等中共和八路军领导热情会见来延安的国际友人，并与其中不少的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5月，为适应不断增多的涉外交往活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增加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②。据当时边区政府交际处统计，1938年来往边区的中外人士为1660人，到1941年增至2866人。
　　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不许共产党军队发表战报、不许中国共产党报纸对外发行、不许中外记者进解放区参观、不许边区内外的人民自由来往的四条禁令，向国统区和全世界人民披露真相，中国共产党加大了积极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力度。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制定了来去自由、关心与尊重和生活上切实实行优待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鼓励中外人士来边区考察访问。在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抗议与国际舆论的一再要求下，1944年6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加以各种限制的条件下，同意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延安访问。同年七、八月间，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也分两批向延安派驻了美军观察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边区数月的访问和美军观察组的报告，对中共和解放区进行了客观真实的报道，在大后方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国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曾对此评价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③。
　　针对对外活动日益扩大，特别是上述团体来延安的实际，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认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为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进行单独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的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的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所以我们的外交，又已经是半独立的。”“今后国际统战政策，将可能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指示还认为，“国内统战中的策略原则一般的也适用于国际统战”，因此“我们外交工作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合作上面。”对于实施原则，指示规定：军事上，是在取得我们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其武装力量，可进入我们地区，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并取得我们协助，同时我们也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政治上，我们也欢迎盟国在我区及主要抗日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外交机关。文化宣传上，我们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通讯的电讯，政府在原则上不放弃检查权，但在实际执行时，凡非泄露军机造谣生事破坏政府者，我们概予放行，不予检扣，以示与国民党区别。对敌军民宣传，我们欢迎盟国合作并交换经验。在宗教方面，我们实行政教分离，我们容许外国牧师神甫来边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宗教活动，并发还其应得之教堂房产；同时这些神甫牧师亦须给我们以不反对政府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之保证。在救济方面，我们欢迎美英加拿大等给我们医药器材和金钱的救济，同时我们更要求国际善后总署必须算入和承认这拥有八千多方人口，而且遭敌蹂躏最苦的地区的救济。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原则上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首先要求国际工业合作委员会的继续合作。这一切，就是我们目前外交政策的具体步骤。指示还对做好外事工作应注意的事项也做了具体规定。这时，党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外交原则和方针政策，外事工作也开始规范化。
　　同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外交问题，提出了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④。并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废除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发展与美英、苏等国关系，支持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等，阐明了党的立场和态度。这些都为党在抗战胜利以后处理国际事务奠定了原则基础。
　　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对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来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红色根据地，是一个不被外界了解的神秘之谜。特别是红军长征到陕北时，遭遇国民党当局强大的军事“围剿”和舆论封锁，共产党和红军的状况如何更是充满各种猜测和说法。中国共产党需要得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了解、同情、支持和关注，扩大共产党和红军在国内外的影响。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帮助下，来到陕北苏区采访。
　　在共产党人的安排下，斯诺从北平经西安秘密来到陕北苏区的门户安塞县的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⑤。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斯诺很快来到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在这里，他见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见到了毛泽东，并交谈了许多个夜晚。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兴起、发展，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及成长历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介绍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苏区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及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毛泽东还应斯诺的要求，对未来的抗日战争做了精辟的分析。同时，还应斯诺的请求，毛泽东首次披露了个人的身世和经历，并拍摄了一张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这张照片后刊登在1936年11月14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从此流传海内外。
　　斯诺在陕北苏区还采访了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红军将领，以极大的兴趣与红军大学学员、红军战士、农民等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并以一个新闻记者特有的敏锐，对红军，对苏区的工厂、农村，对苏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广泛的考察。10月12日，斯诺离开了保安回到北京。
　　11月初，斯诺出现在美国大使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披露了他苏区之行主要事实，展示了他在苏区拍摄的一幅幅珍贵照片，顿时成为震惊世界的爆炸性新闻。11月14日，《密勒氏评论报》率先刊登毛泽东与斯诺的长篇谈话。接着，美国《每日先驱报》开辟专栏，在头版连载斯诺的访问记。美国《星期六邮报》等西方报刊陆续发表斯诺文章30余篇。次年2月，美国《生活》画报又发表斯诺拍摄苏区的25张照片。10月，斯诺陕北之行的书稿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出版。1938年2月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将《红星照耀中国》译成中文本，因环境所迫更名为《西行漫记》出版。
　　1937年4月下旬，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韦尔斯)来到西安，准备去延安采访。先是到达陕西泾阳县云阳镇采访了红军将领彭德怀、陆定一等，5月3日到达延安后，对苏区各行各业进行考察，收集大量的资料，整理出版了《续西行漫记》、《中国共产党人》等书。在书中不仅展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革命领袖和红军将领的业绩，还将蔡畅、康克清等一大批女革命家的风采介绍给读者，再次掀起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的关注，也为以后人们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把延安介绍给世界的，还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就是著名美国女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936年12月，受斯诺陕北之行的启发，史沫特莱准备去苏区采访。到达西安后，适逢“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她亲身经历了这一震惊中外的事变的全过程。应张学良的邀请，她用英文向全世界广播事变的动机和实况，并将所见所闻写成文章进行报道。她还见到了应邀来西安参加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共代表周思来，深为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来解决问题的态度所感动。西安事变结束后，她来到泾阳县红军驻地，采访了彭德怀、任弼时、陆定一等人，亲身感受到红军严明的纪律，顽强的斗志和民主的作风。1937年1月，在著名女作家丁玲的陪同下来到延安。她在延安首先采访了朱德，后来撰写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在延安，史沫特莱还采访了毛泽东等许多中共领导，深为延安高涨的抗日热情，民主的气氛，艰苦而火热的生活所感染。全国抗战爆发以后，史沫特莱又先后在晋绥以及安徽、河南、湖北等地采访，写成了《中国在反击》和《中国的战歌》两书，反映了中国军民的抗日事迹。
　　在共产党对外方针政策的鼓舞下，不少富于正义感的外国新闻记者来冲破国民党的阻挠来到延安，对中共领导和八路军指战员进行采访，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以大量的事实和公正的态度，报道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在他们中间有来自美国的撰稿人比森；有来自英国，采访毛泽东，并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主张进行全面报道的《每日先驱论坛报》的记者贝特兰；有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作了大量报道，最后牺牲在抗日战场的德国知名作家兼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以及抗战胜利前后来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
　　美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1896-1947)从1937年8月到1938年8月，历时一年，先后在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根据地，采访了朱德以及刘伯承、徐向前、张浩、陈赓等八路军将领，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书籍，向国统区人民和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团结和民主。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后，中国的抗战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解放区战场开始转入局部反攻，解放区不断扩大和巩固；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日趋腐败，国统区民怨沸腾，正面战场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威信扫地，进一步丧失民心。此时，驻渝中外记者对国民党严密封锁解放区的政策更加不满，强烈要求访问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经多次交涉，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中外记者的要求，指派其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为领队，成员有6名外国记者：美联社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爱泼斯坦、合众社福尔曼、路透社武道、塔斯社普金科、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夏南汉，及9名中国记者和官方陪同等，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参观访问。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参观团的来访。周恩来亲自主持，八路军参谋长兼中央外事组组长叶剑英具体负责。参观团到达延安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集体接见并分别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叶剑英介绍了解放区战场七年来的战况，彭德怀介绍了华北战场情况，陈毅介绍新四军情况，聂荣臻介绍晋察冀边区情况，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秘书长李维汉和各厅局主要负责人也分别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各方面情况。参观团还参观了延安市容，走访了机关、学校、医院、工厂、部队。在延安参观结束后，部分外国记者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抗日根据地继续参观访问，在晋西北等地，他们实地观察了八路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攻克敌战略据点的战斗，采访了日伪俘虏，考察了根据地的其他各项事业。直到10月下旬，他们才返回重庆。
　　中外记者返回后，很快就发表了大量的反映解放区的报道，从多个角度客观公正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艰苦抗战的英雄业绩和在中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无情地揭穿了国民党的污蔑诽谤。如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在国内外造成很大反响。
　　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这些外国记者冲破重重阻挠和封锁来延安采访，用事实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和周恩来等负责国统区工作的领导，为他们的成行提供了很大帮助。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军队的领导热情地接待，边区和各根据地政府、军队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加深了他们的认识。特别是在血与火的反侵略斗争中，根据地军民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他们，促使他们把真实告诉世界。通过他们，党也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扩大了影响，赢得世界人民的同情和世界各国的尊重。
　　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和同盟国家
　　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抗日战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也得到了各国人民和友好国家的支援。在共产国际和一些国际进步团体的组织下，经过宋庆龄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共南方局的联系和安排，有不少国际进步人士冲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来到延安、来到浴血奋战的抗日根据地，投身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有的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国际进步人士中，不仅有新闻记者和作家，国际援华医疗组织，还有帮助发展经济或从事各种技术工作的专家学者、科技人员和社会活动家。
　　马海德是第一个来到陕北苏区的外籍医生。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黎巴嫩裔美国人。1933年在瑞士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在上海，他很快结识了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进步人士，并有幸认识了宋庆龄。1936年春，宋庆龄依照中共中央的嘱托，委派马海德与斯诺一同前往苏区。在苏区，他为红军将士英勇奋斗的精神所感染，很快投入到救治伤病员的工作中。他还决心留下来参加红军，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海德”，并于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马大夫”的称谓在陕北不胫而走，他也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
　　马海德不仅用他高超的医疗技术救死扶伤，为了克服边区缺医少药的困难，他还以广博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为军队和地方培训医务工作人员，自力更生建药厂，推广中医药疗法，探究当地土方、土药的疗效，弥补西医、西药的严重不足。按照宋庆龄的要求，马海德还经常向她汇报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由宋庆龄努力设法为边区争取医疗卫生物资的援助。他不仅是医生，还是有关部门的卫生顾问。又根据工作需要，不仅在接待工作中担任翻译，还担任中央外事组的顾问，从事党的外事工作。全国解放后，马海德长期担任卫生部顾问，专心从事性病、特别是麻风病的科研和诊治工作，并担任中国麻风病学会会长。他对麻风病防治工作的杰出贡献，曾多次在国际和国内获奖，国家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的荣誉称号。1988年9月，马海德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了他曾长期战斗和生活的延河水中，以表达他对这片红色土地的深深地爱。
　　抗战爆发以后，受加拿大、美国进步团体的委托，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由加、美两国医生、护士组成的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1938年4月，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带着装满三大卡车的医疗设备、器械和药品，来到物资奇缺的延安。在延安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白求恩感到前线更需要医疗队，在火线负伤的将士更需要得到及时治疗。他决定组成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去。在他再三恳求下，毛泽东、朱德答应了他的要求。6月，他来到了晋察冀。从此，战斗在哪里打响，哪里就有他的手术室。作为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顾问，他因地制宜，引入科学管理办法，创建“模范医院”。他还编写了几十种教材，对部队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他根据我军运动战、游击战的特点设计了被人称之为“卢沟桥”药驮子和“白求恩换药篮”。1939年冬，在粉碎敌“冬季扫荡”的战斗中，白求恩因手术中划破手指感染，于11月12日牺牲。消息传来，边区军民无不悲愤。晋察冀边区、延安八路军总部和延安各界，纷纷召开追悼大会。中共中央、朱德和彭德怀分别发出唁电，向远在加拿大的白求恩亲属致哀。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号召人们学习他。晋察冀军区还决定将军区卫生学校和军区医院分别改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和平医院。
　　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场上，还活跃着一支由五位印度医生组成的援华医疗队。他们是爱德华、卓克华、巴苏华、木克华和柯棣华。受印度国民大会的委派，他们于1938年9月来到中国，准备到前线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帮助下，与国民党当局几经交涉，终于在次年2月来到延安。
　　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后，很快就投入到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中。其中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三人到八路军总院，卓克华和木克华去八路军卫生学校任教。中印两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的共同经历，共同的斗争目标，使医疗队队员的心与边区军民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几乎走遍了延安的各个医院、卫生所，对医疗卫生工作进行指导、传授诊疗技术，用精湛的诊治技术为患者解除疾患。他们还克服气候不适、生活习惯不同等困难，在物质生活相当匮乏的延安，与边区军民一同开展大生产运动，参加八路军总院的扩建工作。边区的报纸还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9年11月，在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再三请求下，中共中央同意他们去华北前线工作。因部分队员生病等原因，最终只有巴苏华、柯棣华两人成行。他们两人来到前线后，也同白求恩大夫一样，把救护所放在离前沿阵地最近的地方，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减少战士的痛苦和牺牲。在经历了百团大战后，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巴苏华返回延安工作，而柯棣华坚持留在前线。巴苏华在延安曾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奉议会参议员，1943年7月回国，准备组织第二支医疗队，因种种限制未能如愿。坚持在晋察冀前线的柯棣华大夫，于194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忘我工作的精神，投入到救治伤员的工作中。1942年12月，柯棣华大夫终因积劳成疾，病逝在晋察冀，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陕甘宁边区，还有一支由英国人任桐年率领的国际公谊救护队。这支救护队的宗旨是帮助被侵略的人民开展医疗救护工作。抗战时期，他们在国统区服务，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来到延安。解放战争爆发后，这支医疗救护队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救护伤员，行程千余里，至1947年秋离开陕北到山西。
　　在延安，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有不少是以个人身份来从事医疗救护工作的国际友人。在他们中间有来自德国的汉斯·米勒、奥地利的罗生特、傅莱、苏联的阿洛夫、朝鲜的方禹镛等。他们所从事的，正是根据地军民所急需的医疗救护工作。他们经受了艰苦生活和血与火的战争考验，履行了国际主义战士的义务。
　　在延安，还有一些来自国外的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特长，服务于我军和边区的各项事业。如燕京大学教授、英国学者林迈克夫妇，他们担任八路军通讯技术顾问，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研制了一台可把信号发射到美国旧金山和南印度洋的发射机。美国畜牧专家阳早、寒春夫妇在延安从事畜牧业并推广先进技术。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英国青年乔治·何克为发展边区经济，支援抗战，开展“工合”运动。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特别是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美、英、苏等同盟国对德、意、日轴心国的作战密切联系起来，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兵力，远远超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投入的兵力总和。1941年12月，中国共抗击日军35个师团，138万人，占日本陆军总数的65％。到1943年12月，日军用于南洋作战的兵力从战争爆发初的10个师团增至23个师团，中国仍抗击着日军39个师团，约128万人，占日军师团总数的55％。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依存策应，敌后战场给正面战场以极大的支持配合，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1年12月，为配合在东南亚对美、英军队的攻势，日本第三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阻挡住了日军的强攻，同时以主力向日军侧翼及后方交通线反攻，终于击败日军的进攻，毙伤日军5.69万人，取得第三次长沙战役的胜利。此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抗击大量日军，1941年、1942年两年之内作战4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达27万余人。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极大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了美、英军队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1942年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称赞说：中国军队不顾极端劣势，抵抗装备远为优越的敌人，进行了将近五年的自卫，给了其他盟国的人民及战斗人员一种鼓励。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曾说：日本的后方充满了中国的游击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当的战略任务”⑥中国为盟军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和重要基地，直接支援与配合了其它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从1942年4月起，中国先后为盟国提供昆明、成都、桂林、衡阳、衢州等地机场，以轰炸沿海日军船只和日本东京及其附近战略目标，并积极营救盟军飞行员，直接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中国还为美国提供了7亿多美元的桐油、锡矿和钨矿产品；给英国提供了近2亿英镑的农、矿产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为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进一步加强了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铁路沿线地区的攻势。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以后，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视。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美、中英经过谈判，废除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及其其他有关特权。美国、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抗战时期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1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全国人民也纷纷集会，热烈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但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历来是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到了抗战后期，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坚持对外交往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正确处理对美、苏等国家的关系，既实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维护了抗战成果，同时又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争取了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采取有原则的区别对待政策。一方面，欢迎美国对华的积极态度，愿意与其友好交往，共同抗战，同意在美国的调处下就抗战胜利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进行国共谈判。另一方面，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并支持蒋介石的反共独裁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的大英帝国由于欧战吃紧和对日作战准备不足，在日军犀利的攻势面前，英军在东南亚一败再败，其在亚太战场的作用已退居美国、中国之后，对中国的影响也日渐式微。美国虽在战争初期遭到重创，但作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还并未因此受到根本的动摇，但要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最终打败日本，中国战场就成为对日作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美国的远东政策只有一个直接目标：即是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美国人生命的牺牲，打败日本”。“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中国在对日战争中有效地动员起来”⑦。1942年2月15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援华贷款5亿美元。5月，美国向中国提供8.7亿美元的租借物资援助。在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后，美国又派史迪威来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美军司令，并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使用和训练装备中国军队。
　　美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采取了全力支持国民党而轻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但随着敌后战场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的节节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武装，越来越显示出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力量；而国民党战场却一再失利，其政权也越发显得虚弱、腐败，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明显的对比。1943年，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之后，美军由守势转入攻势，美国对战后世界的政治局势愈加关注。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决定接受驻华外交官的建议，采取对国共两党都支持的富有弹性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官方接触，联合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1944年6月1日，有美国记者参加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踏进了红色中国的大门。
　　作为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史迪威来华后，认真履行军人的职责，积极筹划对日作战部署和对国民党军队的训练，还亲自指挥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但在实际工作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使他越来越感到蒋介石根本就没有积极抗战的打算。对蒋介石不顾抗战大局，用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而不是调往前线对日作战，对史迪威的工作，则处处设置障碍，干扰其对日作战计划的执行，这就不能不引起史迪威极大地愤怒。而对国统区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又使史迪威认为，国民党政权腐败、政治黑暗，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经济危机重重。对于中共，史迪威了解的并不很多。但他从来自真实的情报反映中认为，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本人也与中共驻渝代表有着良好的关系。为了改变中国战场的被动局面，他要求美国政府坚持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政府，并将中美租借协定供给中国的武器和物资，向中共的军队提供一部分，增强其作战能力。他还要求国民党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撤出并调往前线，由他来统一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史迪威的看法得到了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等人的支持。这些观点曾一度影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政府曾于1944年6月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劝说蒋介石进行民主改革，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同时，又企图以国共谈判的方式，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但华莱士无功而返。7月初，罗斯福写信给蒋介石，要求由史迪威全权负责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一切军队。这是蒋介石绝不能容忍的，史迪威等人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协调对日作战，1944年七、八月间，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在包瑞德上校的带领下，分两批乘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交谈，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情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一贯立场，并希望他们进行广泛地考察，了解真实情况。毛泽东等人还向他们指出：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存在发生内战的危险，美国援助给国民党政府的武器将会被用来进攻共产党，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作法，会助长其发动内战的野心。毛泽东还表示：共产党希望美国对中国的民主的友好的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无论能否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枝枪、一粒子弹，中共将继续以所能做到的任何方式实行合作。而美国是否愿意同中共合作，只能由美国自己决定。中共中央于1944年8月18日向各中央局及各区党委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党对美政策：(一)确认美国是目前与中国抗日事业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我党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二)当前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国际统一战线，争取国际合作，扩大我党影响，其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并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与美国在文化、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合作；(三)分析了战后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性，认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是一项长期政策。
　　美军观察组成员还来到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美军观察组发回的报告称：“日本人受到积极地反抗——不管日本人对人民如何经常地作战和残暴地予以报复。”“这种反抗是合理的，并且是成功的，因为这是动员全体人民所积极发动的全面游击战。”“这种全体动员的依据和可能性，是建筑在一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运动上的。这种革命是和缓和民主的。以减租减息、改革税收和良好的政府来改进农民的经济状况。农民们得以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自尊、自信和强烈的团体合作的兴趣。普通人民知道了他们是为了这些而战斗”⑧。他们指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⑨。他们认为：中国一旦爆发内战，“有了这样伟大的群众基础，……共党的胜利将是必然的了”⑩。他们还建议，由于国民党对抗日的不合作，美国应当抛弃意识形态成见，支持与中共的军事和政治的合作，以影响中共。
　　美军观察组的报告给史迪威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加剧了他对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决定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要求派一个“富有远大政治见解而能全权代表总统的人”，来协调他与史迪威的关系。
　　1944年9月，赫尔利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到中国，调停国共关系。他向蒋介石表明了对蒋及其政权的支持，同意蒋介石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的意见，并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了蒋介石的意见和他支持此意见的态度。罗斯福虽然对蒋介石不满，但是他仍然认为蒋介石在目前仍是唯一能保持中国统一的人，加上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等右翼势力的压力，他决定召回史迪威。10月，史迪威去职，由魏德迈继任。11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辞职，赫尔利继任。
　　魏德迈和赫尔利到任以后，立即表示了对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主席和中国战区统帅地位的支持和尊重，并带来美国政府确定的对华基本方针：“1.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2.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3.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4.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5.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的一切军事力量”(11)。赫尔利还撤换了驻延安美军联络组组长，将戴维斯、谢伟思等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共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以所谓“亲共”分子为由调回国内，并以泄密等罪名逮捕。此后，驻延安美军观察组逐渐成为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执行者，其在解放区的活动也自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其地位和作用也大大下降，到1947年春，其成员全部撤出。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访问延安后，多方威胁利诱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既没有听信赫尔利的“好言”相劝，也没有惧怕他的威胁，而是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与美国控制中国的企图作斗争的同时，尽管美国已开始实施其扶蒋反共政策，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日渐恶化，但中国共产党仍以友好的方式诚恳地争取美国改变其错误政策，继续坚持与美国建立抗日的军事合作。1944年12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和驻华美军总部分别派人到延安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敌后合作抗日的计划。中共对此表示欢迎，答应在山东沿海向美军提供1个空降师28000人的给养(12)。1945年3月，当美方重申要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中国共产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批准东江纵队协助美军完成测量。
　　1945年4月，赫尔利公开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这表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走向扶蒋反共的道路。对此，中共中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严正告诫美国政府：不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13)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第一次公开指责美国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认为它“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7月，毛泽东更尖锐地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14)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告诫全党和中国人民，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要有清醒地认识，也不要被美帝国主义的强大所吓倒，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全面内战爆发后，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指出蒋介石和支持他的美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人民，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将一定取得最后的胜利。
　　苏联是抗战初期中国的主要支持者，为了把日本拖在中国，不使其进攻苏联，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按照条约，苏联不仅给中国政治上的支持，还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技术援助。从1937年至1940年，苏联给予中国用于购买军火的贷款列同期各国援华之首。苏联还派遣3000多名军事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2000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帮助制定作战计划、训练飞行员，甚至直接参加空战，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用。到1941年4月，苏联为避免东西两面受敌，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此后，苏联对华援助逐渐减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只能承认国民党政府。但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多次向美国和国民党的代表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他们承认并支持国民党这个“唯一的合法政府”，希望中国能在蒋介石处于“领袖地位”的前提下实现中国统一。他们不赞成中国人民向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美、苏间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向国民党妥协。他们甚至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15)正如在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与帮助，但也有着深刻的教训一样，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同样得到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但苏联领导人同样出现了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瞎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能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① 毛泽东：《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
　　②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央党校科研办1985年版，第193页。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5页
　　⑤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2页。
　　⑥ 〔美〕威尔纳：《日本大陆战略危机》，《解放日报》1945年7月18日。
　　⑦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8页。
　　⑧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89页。
　　⑨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0页。
　　⑩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6页。
　　(11)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12) D·包瑞德：[美]《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译本，第101页。
　　(1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5页。
　　(14) 毛泽东：《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年7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5页。
　　(15)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