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侨务工作
　　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十分重视华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主张团结广大华侨，发挥海外赤子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
　　早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就号召海外华侨回国参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并希望派出代表团回国同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共商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①。同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中还表示“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业”②。为搞好对华侨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制定了华侨统战工作的方针：团结广大华侨积极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把华侨运动同祖国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研究各地的侨情，制定华侨工作的策略；组织华侨归国参加抗战，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兴办各种企业；保护华侨的利益。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这个方针，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震动了素以爱国、革命著称的海外华侨的心弦，他们同仇敌忾，特别是华侨青年爱国热情异常高涨，表示愿意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事业。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情况，指示驻香港、武汉和西安等办事处积极同回国的华侨青年联系，鼓励他们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事业。经办事处的努力组织，从1938年5月至1939年8月，经西安先后奔赴延安的华侨青年达300多人，这些归国华侨青年成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华侨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
　　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实现，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15日发出的《中央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中指出：为贯彻“同日寇血战到底的总方针，各地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的、切实的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这种统一战线的名义，可依照各地方的情形来决定”，并要求各地党部立即派员出面同各界接洽，组织各种统一战线组织③。随着到延安的华侨日益增多，中共中央统战部、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央上述指示精神，认为有必要成立延安的华侨组织，把延安的华侨团结起来，开展各种抗日事业的活动，把华侨的活动同抗日救国的活动结合起来。为此，他们派人同在延安的华侨接洽，商议成立延安华侨联合会事宜，把该组织作为边区统一战线组织的组成部分。
　　1938年底，延安第一个华侨团体——陕北公学华侨联合会成立，印尼归侨张然和任主席。1939年7月16日，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驻延安办事处在延安成立，马来亚归侨彭土馨任总干事。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统战部代表徐一新及各机关、学校代表参加了大会。
　　为了筹建一个统一的、规模和影响更大的华侨革命群众团体，边区政府派余光生、谢生、王健华等人深入延安各处了解华侨情况。1940年9月5日，留驻延安的300多名华侨推选出170多名代表，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延安华侨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王明、吴玉章亲临大会，并作重要讲话，指出华侨是抗战中的重要力量，延安华侨应起核心作用，以推动全世界千余万华侨同胞积极参加祖国抗战。延安华侨应是负责沟通祖国与海外华侨的桥梁，华侨运动应同祖国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延安华侨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工作；研究海外各地的侨情；研究华侨工作的策略、对外宣传与联络工作④。大会决议正式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简称延安侨联)，并通过了延安侨联简章。简章规定了延安侨联的宗旨是：(一)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与宣传；(二)组织华侨归国参加抗战，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兴办各种企业。
　　1941年3月23日，延安侨联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领导朱德、博古、叶剑英等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1941年10月7日，延安侨联在延安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朱德等中央领导出席大会并讲话。
　　延安侨联从成立到1948年春随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转移至河北平山县时止，在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努力地开展工作，成为当时在延安的主要群众团体之一。延安侨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华侨统战工作，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对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对敌斗争以及宣传、文教、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堪称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中的一颗明珠。延安侨联也是建国后成立的全国华侨联合会的前身。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有计划地组织来延安的归侨，参加各种干部学校的学习，努力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以使他们更好地为抗战事业做贡献。归侨们积极响应、踊跃报名，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军政学院、延安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院、陕北公学等学校学习。一方面学习革命理论，自觉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另一方面学习军事、政治和文化业务，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
　　中共中央关于欢迎华侨来陕甘宁边区投资兴办企业的方针，不仅是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经济建设和抗日战争的需要，也是对华侨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制定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也提出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兴办实业。《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欢迎华侨来延安办实业》的社论，热情地向华侨呼吁：陕甘宁边区正在向你们招手，欢迎你们到边区的怀抱来，发挥你们伟大的创造精神和爱国传统。延安侨联积极响应边区政府这一号召，动员海外亲朋和在延安的归侨在边区投资兴办企业。在边区政府的支持下，越南归侨在延安创办了第一个制药厂——光华制药厂，延安侨联发起组织了“西北华侨实业公司”，边区政府特拨出杜甫川的一个毛纺厂作为华侨毛纺厂，不少延安归侨对这一毛纺厂进行投资。
　　随着到延安归侨的不断增加，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调动延安归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决定吸收延安归侨的代表参加具有统战性质的边区参议会，让归侨有更多的机会参政议政，使统一战线组织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1941年10月，延安侨联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推举侨联主席李介夫为边区华侨参议员，同年11月，在边区第二届会第一次大会上，归侨代表李介夫被正式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参议员。李介夫代表华侨向参议会提出四个议项，都被大会照原提案审议通过。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切实有力的措施，陕甘宁边区的华侨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是培养了一批归侨青年成为坚强的抗日战士。一批归侨青年经过干部学校的培训，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业务工作能力显著增强，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除一少部分留在延安搞行政和经济文化工作外，大部分被派往华北、华中抗日前线，成为英勇的抗日战士。二是延安的归侨积极向海外侨胞进行宣传工作，争取海外侨胞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事业。许多在延安的华侨通过多种渠道同所在国的亲朋、同学联系，将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介绍给他们，从而打消了海外侨胞由于受到国民党的歪曲宣传而对共产党真诚抗日的疑虑和误解，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广大海外侨胞中的威望。三是延安归侨为筹集抗日经费和边区建设资金做出贡献。延安的归侨了解到边区建设资金不足后，不仅将政府的津贴费退还给政府，还将自己的金银首饰捐献给政府。他们还通过自己的家庭向海外亲朋、侨胞筹集大批物资和经费，一部分交由我党驻香港办事处转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一部分由延安的华侨带到延安。四是一批延安归侨成为边区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越南归侨梁金生担任光华制药厂厂长，带领职工研制出一些边区急需的医药。归侨李德奇是边区唯一的牙科医生，对防治牙病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几位归侨担任光华毛纺厂的领导工作。法国归侨刘咸一担任新华造纸厂厂长，生产的纸张基本满足当时书报印刷的需要。归侨开办的工厂生产的肥皂除自给外，还有一部分外销。五是对陈嘉庚的统战工作极为成功，对海外华侨统战工作进一步深入扩大。陈嘉庚通过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同归侨的座谈、访问参观干部学校和延安市容及建设，对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人民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他返回新加坡后对学生和群众团体说：延安没有苛捐杂税，领导人廉洁奉公，官兵待遇相差很小，没有妓女和无业游民，社会治安好，政治民主。他这次访问延安的结果，发现了当时黑暗的中国有了一片光明，看到中国已出了救星，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他还对人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对共产党和延安的评价，深深烙印在广大海外华侨心中，使对华侨的统战工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也是党的侨务工作的重大胜利。
　　爱国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人侨居外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移居海外的华侨大约有1400万人。“拳拳赤子心，绵绵乡梓情”，强烈的爱国爱乡思想是华侨的本质特征。不管命运把他们抛向世界哪个角落，都不会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重了中国民族的危机。侨居世界各地华侨，比祖国同胞更能体验到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寄人篱下的痛苦，更加了解祖国的兴衰存亡对华侨的重大影响。海外赤子在各地华侨团体的组织领导下，迅速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在政治、财力、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给祖国抗战以巨大的援助，为祖国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
　　1935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报》(后改为《救国时报》)上全文刊载，在华侨中产生极大反响。一位华侨以非常激动的心情看完宣言说：“这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篇空前的伟大的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因为这不是一党一派的宣言和主张，而是全中国四万万同胞的心声。”他规劝蒋介石应“有痛切的觉悟，马上停止‘剿共’，释放一切政治犯，允许人民的自由，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忏悔自己过去的罪恶，真诚地赞助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对日作战，才有国家的出路，因而才有自己的出路”，否则，将成为“民族千秋的蟊贼，国家万世的罪人”。华侨的许多救国团体，以各种方式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敦促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顺从全国民意，出兵抗日”⑤。
　　1935年12月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再次在海外华侨中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纷纷召开大会，发表宣言、通电，举行示威游行。南洋和欧美各地华侨普遍成立了“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促成会”，坚决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在“一二·九”运动的鼓舞和推动下，华侨的抗日救国斗争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们首次实现了各界的大联合，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南洋华侨的工、商、学，农各界加强了团结，进行联合的、有组织的行动。菲律宾华侨召开代表会议，要求工、商、学各界统一行动，决定成立全菲华侨抗日救国的总机关。新加坡华侨在侨领陈嘉庚的领导下，把“九一八”以来抵制日货的斗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行动。他们在各地成立“抵制日货委员会”，制定《取缔贩卖仇货章程》，对违章的奸商进行罚款或其他形式的打击。他们还成立了推销国货的总机关，抵制日货，使提倡国货的运动在南洋以及美洲各地广泛开展起来。南美、美国、巴黎、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柏林，伦敦，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地普遍成立了由各界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全侨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华盛顿华侨抗日后援会召开执委会议，发出通电表示“誓为全国学生运动的后盾”，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组织国防政府对日宣战”。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在侨领司徒美堂的建议下，向全国学生组织、国民党政府和前十九路军将领发了通电，主张武装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伦敦中华学生会、英国华侨反帝大同盟和民族武装自卫会，旅德华侨反帝大同盟等华侨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声明、通电，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痛斥国民党政府摧残学生爱国热忱的罪行，集中反映了广大爱国华侨热烈支持“一二·九”运动和强烈要求抗日的愿望。
　　华侨界初步实现了各党派的联合。当时，华侨社会除了有国共两党的成员外，还有致公堂、宪政党、国家主义派等党派。由于政见不同，华侨界的各党派彼此之间裂痕很深。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感召，他们逐渐捐弃前嫌，走向联合。他们深切感到：“再不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则覆巢之下无完卵，必将同流为万劫不起之亡国奴。”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屡次号召全体华侨联合抗日救国”，华侨各党派“为何不可秉‘兄弟阋于墙外御侮’的真理，实行团结”⑥?仇恨很深的国共两党都要结成统一战线，我们华侨各党派应该消除成见，一致参加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华侨各党派实现了联合，他们分别或共同参加了各地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使华侨抗日救亡活动日益壮大。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海外，广大爱国华侨立即投入民族抗战之中。纽约华侨在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召集了全市各侨团的特别会议，决定成立华侨“救济总委员会”。新加坡华侨在“八一三”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召集侨民大会，决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并作了具体的筹划。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联合各团体，派出代表到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请愿，要求迅速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一喜讯传到海外时，华侨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菲律宾华侨劳工抵货会给国共两党发来贺电，热烈欢呼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并恳请两党同志，贯彻亲密合作，共同御侮，共同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还表示：“菲律宾华侨工人，誓与全体侨胞手携手肩并肩的追随两党同志共同奋斗!”电文表达了千百万华侨的共同愿望。他们感到，国共合作给他们“以大的兴奋，尤其在经济上对抗战的协助，国共合作真是一个有力兴奋剂”⑦。
　　1938年，南京、武汉失守以后，汪精卫大谈“和平”，散布投降烟雾。陈嘉庚痛斥汪精卫“主和妖言行同秦桧”。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参政员的身份从新加坡去电，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并获得参政会的通过。这个提案反映了华侨反对投降，要求把抗战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逃抵河内，并发表了公开叛国投敌的“艳电”，随后又同傀儡政权合流，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华侨满腔怒火声讨汪精卫，督促国民党政府对汪逆立即“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国民党政府迟至1939年6月才对汪逆发出“通缉令”。华侨各报纷纷发表社论，拥护通缉令。缅甸华侨特捐百万元，作为缉获汪逆的赏金。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仍恬不知耻，暗中指使其党羽到南洋以妖言惑众，妄图破坏抗战大业。为了使海外侨胞进一步擦亮眼睛。善辨忠奸，加强团结，以利抗敌，南侨总会以“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为题，发出第二十一号通告，详列汪精卫卖国罪行，驳斥他的种种谬论，号召广大侨胞辨奸讨逆，继续捐资救难，输财救国，抗战不达最后胜利，支援抗战活动决不停止。有些华侨团体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签名大会，有的利用传单、标语、漫画、歌曲、戏剧等形式，口诛笔伐汪精卫。反汪斗争推动了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国民党顽固派造谣攻击共产党搞“封建割据”，“游而不击”，对此，华侨同样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南侨总会严正指出，自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党领袖力主……真诚合作，共赴国难，早为全国敬仰，抗战以来屡建殊勋，更臻团结，……遵行国策，轰轰烈烈，光明正大，可以质诸天地鬼神而无愧，岂汪贼及少数嫉忌党人所能破坏耶”⑧。陈嘉庚、侯西反和李铁民三位侨领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内慰问考察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气势汹汹，要消灭共产党。陈嘉庚当即向蒋严正指出：国共“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华侨必不同情”，希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⑨。三位侨领还率团专程访问了延安，他们向中共领导人表示：“只有团结抗战，方足以符南洋侨胞挽救祖国热心抗战殷殷之企望。”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高度评价广大华侨的爱国精神，希望华侨加强团结，联合起来救国。慰问考察团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长期合作的诚意，边区军民团结奋战，生气勃勃的景象，中共领导人生活简朴、艰苦奋斗的精神，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赞扬说：“延安各界均能艰苦奋斗，虽然物质经济缺乏困难，但却大家一样的共同过着刻苦生活，好坏都是平等一律的，实在可贵。”⑩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在广大华侨中引起强烈不满，数百个华侨团体纷纷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和朱德，还发表宣言、告同胞书、通电等，对数千新四军健儿遭袭击表示极为悲痛，对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分裂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表示强烈抗议。陈嘉庚在通电中说，慰劳团南归未逾一月，内战又遍国田，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呼吁“消弭内战，加强团结”。美国华侨的通电强调，国共合作是我们“最后胜利之生命”，要求国民党政府肃清亲日派分子，实行民主。各地华侨的报纸、刊物发表了许多社论和评论，揭露国民党内亲日派分子盘踞“军政要津”，制造皖南事变，破坏统一战线的真相，热情歌颂新四军艰苦卓绝、努力奋战的光辉业绩，要求恢复叶挺军长的自由，惩办贪污腐化分子和亲日派分子。广大华侨强大的舆论压力是制止蒋介石的反共活动，继续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洲洪门会领袖司徒美堂等在皖南事变后致电国共两党领袖，指出：国共两党分裂形势严重，海外闻之，万分惊骇。今大敌当前，自毁长城，自促亡国，谁不痛心。“热忱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战，以挽救垂危祖国之命运。”电请两党领袖“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11)。电报表达了广大华侨反对分裂，维护统一战线的意愿。毛泽东在给司徒美堂等的复电中，对华侨“关心祖国，呼吁团结”的爱国热情表示敬佩，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提出善后办法和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对亲日派顽固派进行反击，实出于抗战大局之考虑，望各侨领“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之实行”。
　　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抗战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声援的同时，从财力上也给予巨大的支援。他们采取月捐，特别捐，献金，义卖，购债，家汇等多种形式筹募资金。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发表的《劝募长期月捐宣言》宣告：“我们海外侨胞的责任，是长期助赈，富有的固要多多捐输，中等以上工商各界也该量力从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来认月捐(月捐是一种长期的捐赠办法，按固定的数额每月缴纳。)，……抗战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也就不断缴下去，直至民族得解放为止。”为把月捐坚持下去，各地都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他们提出的口号是：“逃避义捐，非我族类，捐而不力，不算爱国；”各地华侨“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据估计，在抗战初期，海外华侨每月捐赠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占700万元。特别捐包括各种临时性专项捐款，如救灾捐、难童捐、购机捐、寒衣捐、防毒面具捐等。它的募集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义演、卖贺年片、赛球、书画展览、卖花、卖纪念品等等。美国和菲律宾的华侨就是用这些方式，为坚持在华北抗战的八路军先后捐出寒衣款和雨具款。新四军和琼崖游击队也都得到海外侨胞的许多捐助。献金和义卖类似特别捐，在节日，纪念日也会筹到许多款。海外侨胞在悉力献捐的同时，还把大量侨汇寄倒祖国。购债也是筹赈的重要途径，在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时，广大华侨踊跃认购各种公债。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带头购买救国公债40万元。纽约华侨抗日后援会规定，每月定额捐救国公愤一次，首次购100元，以后按月5美元作购债款。侨美致公堂、缅甸仰光的安溪会馆等，将其会所拍卖，换购公债。仅在抗战头3年，各地华侨购救国公债达5000多万元，国防公愤600多万元。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发行的5亿元救国公债，华侨购买占半，发行的其他公愤或储蓄券，华侨也担负过半。
　　在义捐筹款中，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华侨领袖陈嘉庚以身作则，每月以捐叻币600元，连仅有的饼干厂也卖掉了。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病逝时其家属将他遗产中的美金10万元捐作祖国难童之用。缅甸侨胞叶秋莲女士，将其产业和首饰全部拍卖，共得3万元，全部捐献而不要债票。因将财产全部捐献，无法生活，后入寺为尼。南非75岁老华侨刘浮初，把长期省吃俭用积累的养老金900镑全部献给祖国。旅居暹罗(今泰国)的侨胞不惧亲日的銮披汶政府的残酷迫害，面对存国债或捐款要论罪的威胁，依然在1938年的“七七献金运动”中，秘密筹得百万元巨款汇寄祖国。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那些占华侨多数的穷苦侨胞，捐输更为踊跃。有的华侨工人，为了多向祖国捐款，把劳动时间延长到16小时；他们节衣缩食，尽量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多挤一些献给祖国。据统计，抗战的前5年，海外华侨义捐、家汇共50多亿元。这笔巨大的外汇收入，是抗战财政的重要支柱。以1939年为例，当年军费开支为18亿元，而华侨的义捐、家汇达11亿元。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做贡献。
　　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三千批以上，每月平均一百批。新加坡发动献车运动，原计划30辆，结果10多天内献车达40辆。南洋华侨还献寒衣700余万件、暑衣30万套、蚊帐8万床，医药价值250万元。特别可喜的是，广大华侨冲破当地各国民党部的重重阻挠，千方百计地支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部队。有的华侨组织公开举行“援助八路军大会”，有的组织决定把捐款的40％献给新四军，40％献给人民抗日游击队。
　　在给以财力、物力支持的同时，许多海外华侨积极回国服务。有活跃在西北前线的华侨服务团，有深人敌后的战地服务团。还有华侨战地记者团。中国空军中的驱逐机飞行员，3／4是华侨。还有医疗救护队。抗战后，海路被封锁，支持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战略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输。当时，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南侨总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间，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200人，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大西南，在异常崎岖艰险的千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运送各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日积月累运量可观。1940年，陈嘉庚回国，还不辞劳苦亲自到滇缅公路沿线慰劳视察，尽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勉励华侨机工继续为祖国抗战做贡献，至今仍使人们难以忘怀。
　　许多华侨青年学生，冲破层层阻力，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马来亚柔佛州华侨工人彭士馨等15人组成汽车司机回国服务团，携带南洋侨胞捐赠的两部救护车，行程万里，历尽千辛，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后来又有以马运添为团长的第二批华侨司机服务团回国为八路军服务，并赠送八路军药品数车，汽车8辆。由沈尔士率领的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同新四军一起转战南北。参加东江、琼崖抗日游击队的华侨，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有的担任部队领导工作。许多华侨在抗日武装斗争中英勇献身，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指出：“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12)。
　　而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侨输财助战”，支持祖国抗战，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则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和亲人安危异常挂念。陈嘉庚作为爱国侨领，肩负华侨重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一方面，慰劳前方抗日将土，鼓励他们继续英勇杀敌；另一方面，实地视察国内状况，以便向侨胞通报并增强其爱国心，继续以强大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
　　陈嘉庚侨居新加坡几十年，深知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敢于明目张胆侵略中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祖国太穷太弱。更何况国内长期陷入内战，怎可能一致对外呢?为此，他想趁回国之机，实地了解国共纷争和摩擦真相，敦促双方以大局为重，大敌当前，务必一致对外。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组织好慰劳团启程后，经仰光直飞重庆。在重庆机场欢迎茶会上，陈嘉庚激动地向重庆各界人士说，我离开祖国已经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这次我们回来，带来的是一颗心，一颗赤裸裸而又热诚的心。讲话中他还把祖国比作华侨的父母，华侨援助祖国，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责任。华侨希望大家精诚团结，战胜日寇。陈嘉庚一踏进祖国的大门，就向国人显示出海外赤子的一片忠诚之心。
　　陈嘉庚在重庆期间，利用各种大小欢迎会、个别交谈、参观访问等机会，表达海外华侨对祖国军民慰问之情，视察国内实施抗战状况，劝说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不要分裂，不要让华侨失望。
　　在国民党要人白崇僖做东的招待会上，听说白崇僖将出面调解国共纠纷，陈嘉庚感到欣慰。他说，在南洋风闻国共摩擦严重，以为是汉奸造谣，到这里之后才知道情势确实危急。如不幸分裂，则无异自杀，心中忧虑无穷。今闻将军有排解之策，深望极力斡旋，若得化险为夷，一致对外，实国家民族无穷之福也。
　　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为陈嘉庚举行了欢迎茶话会，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等参加。陈嘉庚在会上也着重阐明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他说，今日国共两党名义上虽不一样，而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心则一样，可以说是兄弟党、姐妹党。万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若国共两派意见日深，发生内战，海外华侨必痛心失望。叶剑英对陈嘉庚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希望他到国民党处亦作如此表示。接着，陈嘉庚还询问了到延安的路线和交通，叶剑英一一作答。几天后，毛泽东拍来电报，盛情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陈嘉庚在重庆考察一个多月，耳闻目睹，深感失望，更坚定了他必须到延安去看个究竟的决心。随后他路经成都，蒋介石设宴款待，饭后与陈交谈。当问及陈到成都后欲往何处，陈答：“兰州、西安，延安如有车可通也要去。”蒋一听陈说要去延安，便情不自禁地破口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义无信”。陈嘉庚感到事态确实严重，但仍耐心解释说，余代表华侨回国考察，凡交通无阻地区，都要前往考察，以便回南洋后向华侨报告真实情况。蒋介石见劝阻无效，只好勉强说：“要去也可以，但不要受人欺骗。”
　　蒋介石耍尽两面手法，当面说要去也可以，背后却设置障碍。陈嘉庚一路上克服种种困难，冲破重重阻挠，十分艰难地于5月31日到达延安，受到吴玉章、肖劲光和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及5000多名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在欢迎会上，陈嘉庚首先代表南洋千万华侨向大家致意，并说，我早就希望访问延安，今天实现这个愿望我感到很高兴。他还说，南洋广大侨胞出钱出力，全力支援祖国抗战，……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海内外同胞的共同愿望。
　　在延安期间，陈嘉庚一行由朱德陪同，参观了中国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市容。他们一边慰劳考察，一边与延安各界及归国华侨青年进行亲切交谈，了解延安的财政贸易和社会治安情况。经过实际考察，他亲眼看到延安商店均“商民私人营业，与政府无关，”“不论资本多少，政府均无抽税”，民众田园“由人民自由经营，政府无干涉，新垦荒地3年已有300余万亩，每亩税：收成产量每季如不上100斤者免抽，如上400斤者每百斤抽1斤，如加收100斤即加抽1斤半，至多抽至7斤半为止”。“其它捐税如房租、地租、糖、盐、布帛等税完全无有”。“社会秩序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50元者革职，500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公务员薪水每月5元，虽毛主席夫人，朱总司令夫人，亦须有职务工作方可领5元零用。至于膳宿、衣服、疾病、儿童教养、应酬等概由政府供给。所见所闻，使他感慨不已。他还多次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促膝谈心。当谈及国共关系时，朱总司令列举几项国民党违约的事实，如严重歧视八路军，擅自停发抗日军政费用及武器弹药等，讲得有据有理，给陈嘉庚留下深刻印象。
　　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晤，是陈嘉庚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两位伟人从未见面，今日幸会，十分难得，互相间开诚布公，有啥说啥，其中心议题仍是团结抗战大事。陈嘉庚恳切地说，一是希望坚持抗战，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二是希望国共合作，兄弟间一切摩擦都等打败了日寇再解决。毛泽东说，陈先生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共产党是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我们现在的立场，从我们对蒋委员长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过去十多年，我们被他打得遍体鳞伤，还悬赏要我的首级。但我还是想请陈先生见到他的时候转告他，我对他并无恶意，只要他坚持抗日，我便拥护他的领导。同时希望把他在延安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向华侨转达。交谈中，毛泽东还对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赞赏。他说：“我们大批的中国人在海外，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
　　1940年6月8日，陈嘉庚一行结束了对延安考察访问，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延安。在临行前他感慨地对团员们说：“我未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45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陈嘉庚通过对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深入考察对比，终于弄清了涉及抗战前途与祖国命运的两大关键问题：一是中国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二是国共两党摩擦真相究竟何在。他认为，重庆虚浮乏实黑暗腐败，国难当头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行政机构不负责任，抗战气氛淡薄，营私舞弊严重……总之，“绝无一项令人稍感满意”。到了延安，始知那里别有天地，人民安居乐业，上下打成一片，军民同仇敌忾，处处团结抗战，令人“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此外，陈嘉庚一路上，特别是从西安到延安来往途中，“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构造”。如，在西安阻止慰劳团赴朱德之宴，唆使洛川少数人投递反共信函，宜君县(蒋管区)发生抢劫却嫁祸共产党，陈立夫到西安寓所专讲共产党的“罪恶”，西安铁路局何主任设宴咒骂共产党。两党摩擦，其是非曲直，已有客观依据，事实胜于雄辩。
　　陈嘉庚从西北归来后，冒着已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的风险，仍风尘仆仆到南方各省区慰劳视察，继续为抗战呼号，为民众请命。并于同年12月底回到新加坡，受到当地华侨的盛大迎接。
　　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千里迢迢组团回国，历时十个多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大江南北，历尽千辛万苦，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和后方受难同胞，呼吁国共团结抗战，不要分裂。同时又将回国见闻如实向华侨报告，鼓励他们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此行收获甚丰，既明察了重庆和延安真相，又认清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为人。他胸中烦闷一扫而光，心情格外舒畅。他确信抗战有了指望，中国有了希望。他断言：“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陈嘉庚延安之行为更好地团结广大华侨支持祖国持久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①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1页。
　　②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1页。
　　③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6页。
　　④ 《新中华报》1940年9月12日。
　　⑤ 《救国时报》1935年12月9日。
　　⑥ 《救国时报》1936年2月12日。
　　⑦ 《新中华报》1940年8月9日。
　　⑧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1946年版，第74页。
　　⑨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1946年版，第128、191页。
　　⑩ 《新中华报》1941年2月21日。
　　(11) 《新中华报》1940年6月18日。
　　(1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