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热烈庆祝抗战胜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于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同时，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他们希望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停止内战的态度日益明朗。国民党统治集团垄断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遭到全国人民尤其是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对。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即贯彻执行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针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中共中央决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同时，在不放弃武装自己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党现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广泛同情。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①。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行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进行谈判。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说明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对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中共中央提出对策：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和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必须坚决依靠人民。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此期间，毛泽东直接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多次商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9月3日，中共代表将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十一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提要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4日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对中共的十一项提要提出书面答复，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等项主张，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也表示基本同意，但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也要作种种限制。这些问题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对此，周恩来表示：其已获得双方同意者，即可以认为解决，其未一致者，再继续商谈。
　　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中共代表就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先后作过多次让步。比如，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委；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中共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照与国民党军队1：6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并且可以把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解放区的部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但国民党方面执意不作任何松动，致使谈判陷于僵局。
　　国民党政府代表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声称“一党的武力政权”与现代民主统一的国家不相容。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的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它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而且两党拥有武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必须正视现实。周恩来指出：“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如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毛泽东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等，还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以及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等。为了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中共政治主张的理解，减少谈判阻力，毛泽东分别会晤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戴季陶等。当时与毛泽东会面谈话的各界知名人士共几十人，政治上左、中、右都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比如国民党CC派头目陈立夫在抗战胜利后，曾力主乘势消灭共产党。毛泽东专门登门与陈立夫交谈，回忆当年国共合作的往事，批评时下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并风趣地说：共产党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称齐天大圣。可你们连弼马温都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在这样轻松的谈话气氛中，最终使陈立夫动摇了坚决反共的立场，表示愿意为此次国共合谈“尽心效力”。我党的这些工作，令蒋介石大为恐慌，惊呼“毛泽东把统战工作做到我家里来了”。同时，毛泽东还会晤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见工商、文化、妇女、新闻等各界代表，听取并交流对谈判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这些活动，以及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多次作出让步，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重庆谈判期间，军事斗争紧密地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蒋介石为了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除加速向前线调运兵力外，还下令粤、苏、浙、皖、鲁、晋、绥、察等省的国民党军队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立场上奋起抗击，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尤其是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3万余人，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在山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实施的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所部3万余人，击毙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使阎锡山损失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上党战役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国共会谈取得的主要成果。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也是会谈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会谈达成协议的还有：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谈纪要》载明，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②同时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③
　　《会谈纪要》签订后，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同国民党方面商谈。由于仍无结果，周恩来于11月25日暂返延安。
　　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纪要提出，双方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而事实上，从1945年10月10日双方会谈纪要签定，到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历了激烈的斗争过程。
　　国民党政府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它仍然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实现其夺取华北、华中和东北的战略企图。而中共中央则针锋相对地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在加紧军事斗争的同时，党又不适时机地领导了群众性反内战运动。1945年11月5日，在国民党当局加紧部署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之际，毛泽东在延安以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呼吁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纷纷起来响应，强烈呼吁停止内战，要求民主、团结、和平建国。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500余人，举行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1月25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昆明6000余名大、中学生和各界群众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钱瑞升、费孝通、潘大逵、伍启元等教授在会上作反内战讲演。11月26日至28日，昆明31所大、中专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相继罢课，并成立罢课联合委员会，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制止内战、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学生们的正义行为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当局组织大批特务和军人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捣毁校舍，殴打师生，并投掷手榴弹，致使于再(共产党员)、潘琰(共产党员)、李鲁连、张华昌等四名师生遇难，受伤者达数十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云南昆明学生的斗争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响。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是新的‘一二·九’。”晋察冀、山东、晋绥等解放区也相继举行群众大会，对昆明学生和教授的斗争表示声援。国民党统治区20多个大中城市都以集会、游行、罢课、致慰问电、捐款等方式，支持昆明的学生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声援函电。一个群众性的反内战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
　　一二一运动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它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民主运动的骨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它与人民军队的自卫反击战紧密配合，使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解放区军民的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和国统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不断高涨，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对华政策。1945年11月底，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的代表人物、驻华大使赫尔利被迫去职，美国政府任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赴华“调处”国共争端。
　　在上述背景下，蒋介石为了用政治手段遏制以至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调动内战兵力，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有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经中共代表团多次呼吁和奔走，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接受这个建议，同意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但有一些停战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经过继续协商，1月7日，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
　　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由国民党政府主持召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38名，其中国民党代表8名，共产党代表7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名，无党派代表9名，中国青年党代表5名。在会议参加者中，政治倾向各不相同。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从民主同盟中分离出来的青年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民主同盟基本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无党派人士中也以代表中间势力者居多。中共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着许多共同点。在会议召开之前，民盟代表同中共代表约定；双方携手合作，互相支持。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会下进行磋商，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
　　政协会议期间，国共两党围绕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经过艰苦的谈判，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纲领确定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规定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等等。如果实行这样的政府改组，国民党虽然在其中仍占据主要地位，但其权力已受到相当程度的约束。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将拥有能够保障施政纲领不致被曲解、变更、撕毁的否决权。
　　改组后的政府应是从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的任务。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制之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制度，在设计上参照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实行这种政体，虽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政府的阶级本质，但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是迈向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一大进步。同时，宪法草案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则，规定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等。实行这类规定，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起到一种保障的作用。
　　在军队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会议经过多次讨论，确定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实行以政治军的办法，并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以及以顾问身份参加的马歇尔组成)商定中共军队的整编办法并进行整编，同时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国民党军队。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纷纷向会议提出意见书或建议书，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为了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民主建国会、人民救国会等联合重庆各人民团体代表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协进会，连续在重庆的沧白堂召开讲演会，邀请参加政协的各方面代表宣讲会议精神，使会外群众及时了解会议的进行情况。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一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反映各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对政协会议各项议题的进展加以评论。社会舆论的支持和配合，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历时22天，于1月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政协协议虽然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政协协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并同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经过长期奋斗，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走上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
　　全面内战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束
　　对于1946年1月达成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是决心严格遵守和履行的。政协会议刚结束，中共中央即于2月1日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认为：由于政协会议的成功，“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容忍、也难以承受真正的民主改革，因而根本不愿意履行这些协议。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前后，国民党一些顽固分子放肆地诋毁政协协议，说“政协决定不利于国民党”，“系国民党的失败”，要求监察院弹劾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他们特别集中攻击动摇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宪法草案案，认为“宪草原则是背叛(孙中山)遗教”。蒋介石本人也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④。
　　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右翼势力指使特务捣乱会场，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多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在此前后，国民党当局还在各地镇压群众的游行集会，策动反苏反共活动。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国民党正在蓄意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在谈到政协协议时，竟然提出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这次会议作出了旨在根本推翻政协关于宪法草案案中规定的各项民主原则的多项决议。4月1日，在由国民党包办、中共代表拒绝出席的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公然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它“果真成了这样一个会议”，那“是决不能承认的”。这样，就把政协会议关于改组政府等项协议从根本上推翻了。事实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仅根本反对中国人民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要求，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也不能容忍。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倒行逆施、肆意破坏各项协议的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3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政治协商会议是各党派全权代表共同商议、一致同意的结果。国民党的行为，将不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广大人民的同意。中共将“绝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⑤。4月4日，周恩来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列举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的大量事实，严正指出：“中共是处在保护这些决议的地位的。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动摇、修改或推翻政协协议的阴谋活动”⑥。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国民党政府的内战卖国政策以及美国在经济上大肆入侵中国、驻华美军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所犯下的累累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个以反对美蒋为中心的人民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迅速兴起。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认为它是配合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一条重要战线。为了声援和推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和美国政府援蒋政策的斗争，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指出日本投降以来美国的援蒋政策和行动，已经对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构成严重巨大的威胁。接着，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动员各群众团体及民主党派，努力扩大反战和平运动，并在运动中“唤起中美两国广大舆论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助长中国内战与蒋介石的卖国政策”⑦。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宣言，号召全国同胞更坚强地团结起来，勇敢地行动起来，“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反对外国侵略者!”
　　从1946年6月开始，在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反美反蒋斗争逐步开展起来。1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确定城市工作部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管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包括工、农、青、妇的一切工作，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导火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的反美爱国斗争，形成一个席卷全国的反对驻华美军暴行和“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苏州、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50万名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学生的迫害，改善学生和人民生活，停止不得人心的内战。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谈话，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以及中国人民世界和平促进会、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华全国工商协会等团体的爱国民主人士发表声明，对学生表示声援。海外爱国华侨也发起抗暴签名运动和集会，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这样，以反对美军暴行为主的爱国学生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形成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下，美国政府被迫宣布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美军，减少甚至一度中断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关系面临完全破裂的边缘。在集中军事力量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还加紧采取步骤破坏和平谈判和破裂国共关系。它在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后，没有立即宣布停止同中共代表的谈判，而是企图利用谈判掩护其军事进攻，并在谈判中提出种种苛刻条件，迫使中共终止谈判，以便把分裂和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方面。在此期间，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进行维护政协协议的斗争，并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使广大人民了解内战发生的真相。
　　1946年7月3日，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九七次会议竟然单方面作出决定，宣布“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在同国民党代表举行会谈时，对此提出抗议，要求召集政协综合小组商讨此事，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中共代表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声明本党绝不受国民党单独召开的“国大”的任何约束。8月6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表示中共只有接受五项条件才能进行政治谈判。这种实际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屈膝投降的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代表团的拒绝。8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的根本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等于是承认美国的“调处”工作已“实际失败”。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方面的再三警告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占领张家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随即于当天下午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民盟主席张澜于10月14日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希望说服蒋介石改弦更张，但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蒋介石的一意孤行，使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广大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坚持独裁和内战的真面目。11月2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声明：“现在国民党政府片面决定召开国大，不其代表系十年前国民党一党包办选出者，则其筹备事务亦属一党包办，完全违背政协关于国大问题决议之规定，应被认为非法(不合政协之法)集议，我们坚决反对。”11月4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再次声明：召开“国大”是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协议及其程序的“一党片面行为”，是“毁法行为”，对此，“中共一概反对，一概拒绝参加”。11月10日，重庆和平促进会、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等21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国民党包办的“国大”。11月14日，张澜再次发表谈话，表示“绝不参加一党‘国大’”。
　　11月15日至12月25日，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国民党代表占85％，只有依附于国民党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⑧和若干“社会贤达”参加了大会。
　　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由于国民党当局单方面召开“国大”，把政协协议破坏无遗，和谈之门已被关闭，中共代表团人员即将撤回延安。周恩来还说：“南京我们总是回来的，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国民党打不下去了，再回到政协协议上来，请我们回来!另一种是国民党越打越垮，人民打回南京来。我看，这后一种可能性很大也很快。”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15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只留董必武、吴玉章和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继续在南京、上海和重庆坚持工作。
　　民主党派、广大人民和许多海外华侨都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和“宪法”。11月22日，泰国华侨建国救乡联合总会、职工总会、青年会、教育协会等71个华侨团体代表发表通电，坚决要求解散非法“国大”，表示决不承认一党“国大”的任何决议，誓与国内同胞团结一致，为真正的和平民主奋斗到底。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鉴于民主社会党违反政协协议，参加“国大”，“已碍难在本盟内继续合作”，凡“有民主社会党党籍之盟员而参加‘国大’者，应予退盟”。
　　在国民党当局关闭谈判大门、国共关系面临完全破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时局、重开谈判作了最后努力。12月4日，周恩来自延安致函马歇尔，表示：尽管由于一党包办的“国大”的召开，政协协议被破坏无遗，国共两党已无谈判基础。但如国民党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非法“国大”，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时之军队原防地，两党仍可重开谈判。12月28日，周恩来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再次表明了中共对重开国共谈判的态度。但是，国民党对此采取坚决拒绝的态度。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并于次日返回华盛顿。1月29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表声明，宣布美方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政府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随后，国民党当局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查封重庆《新华日报》。3月7日、8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全部工作人员分别撤回延安。至此，国共关系完全破裂。董必武在南京上飞机前向送别的国统区人士说：“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从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到1947年3月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全部工作人员撤回延安，随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宣称“国共政治解决已经绝望”，6月25日，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毛泽东，国共关系彻底破裂，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近九年。中国人民通过这次合作，取得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国共两党和整个中华民族来讲，“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⑨。
　　①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9页。
　　② 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253页。
　　③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9页。
　　④ 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页。
　　⑤ 《解放日报》1946年3月19日。
　　⑥ 《新华日报》1946年4月6日。
　　⑦ 《中央关于动员群众要求美国改变援蒋政策给各地的指示》(1946年6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⑧ 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是由原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于1946年8月合并组成的。
　　⑨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1982年7月24日)，《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