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后，中国共产党逐步作出以革命战争方式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抉择。通过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和停战谈判，党有力地宣传了自己的主张，表明了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诚意，揭露了国民党出尔反尔、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事实，也揭露了美国政府一面调处国共争端，一面积极援助蒋介石、助长其发动内战的事实。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和国统区的情况。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军事形势，同时又指出：“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到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口号仍然时恢复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双方位置和实现政协决议”①。以便最大限度地争取全国各个阶级、阶层、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对我党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推进革命形势，使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高潮，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彭德怀报告军事形势，周恩来报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就迎接中国革命高潮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指示说明，由于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
　　中共中央2月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在迎接全国革命高潮到来中的重要地位，随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国统区统战工作的领导。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愈来愈严重。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加强了对人民运动的镇压，加强迫害镇压爱国民主力量。1946年5月，民进、民建等53个团体举行大会，正式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6月22日，上海各界群众1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去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以马叙伦为首的代表团乘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叶笃义、浦熙修等被打成重伤。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在昆明暗杀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8月18日，国民党特务捣毁成都各界人士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现场，并在会后打伤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指示还指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②。
　　中共上海中央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形势作了具体分析，认为经过抗议美军暴行的大规模斗争，中间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迅速提高，上层民主人士的思想有新的转变。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扩大。在此基础上，只要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生活问题人手，因势利导，使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逐步结合，必定能使分散的群众斗争汇成反美反蒋斗争的强大洪流。随即上海局对如何在南方开展斗争，进行了具体部署。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对北方群众运动的发展形势也作了分析，提出领导者应注意群众情绪,注意客观条件和斗争策略，使运动深入下去，坚持下去。
　　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指导和部署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的人民革命运动继续深入发展。1947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4日，上海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殴打和逮捕，各学校立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学校的学生3000人，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未能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决定5月20日举行大规模游行。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等也派出代表到南京请愿。在北平，5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也纷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宜传。华北学生还成立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斗争声势日渐扩大。
　　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于1947年5月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蒋介石发表讲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学生运动逐步由各地、各校分散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斗争。
　　5月20日，宁(南京)、沪(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这就是五二〇血案。在国府路口，学生们冒雨同国民党政府的骑巡从对峙六个小时。当天，国民党操纵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到会讲话，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掩盖他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事实。学生游行队伍向国民参政会请愿，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同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由北大宣传卡车开道，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巨幅横标，进行持续五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断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恢复政协路线”、“提高教育经费”等口号。与此同时，天津的大、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五二〇血案后，在中共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纷纷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分别发表慰问信、题词、演说和告全国同胞书，声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精神。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京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以致函、捐款等方式，慰问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1947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城市，有120万工人参加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国主义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其中罢工达3000次。国民党政府对广大农民横征暴敛，抓丁征粮，在许多地区引发农民抗粮、抗租、抗抓壮丁的反抗运动和农民起义，其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基层政权。到1947年1月，反对国民党政府暴政的农民武装遍及川、陕、滇、黔、粤、桂、闽、湘、鄂、苏、浙、皖等省区，参加群众达数十万人。城市贫民也掀起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到7月，上海、南京和江苏、安徽、四川等九省的38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参加的城市贫民达17万人。
　　全面内战爆发后，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省，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地、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斗争，同样有了新发展。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暴政，抗议军警枪杀市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3月初，台湾各地人民奋起响应，夺取武器，并攻占台中、嘉义等许多城市。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急派援军对起义群众实行血腥镇压，在20多天中有3万多人被屠杀。台湾人民的这次武装斗争虽遭国民党政府镇压而失败。但它显示了台湾人民英勇的革命精神，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斗争。
　　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早在1945年秋就已建立革命政权。国民党政府迫于国际国内形势和革命运动的压力，派出代表同三区革命政府的代表举行和平谈判，并于1946年1月初签订十项和平条款。根据和平条款的规定，1946年6月改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兼省政府主席，三区革命政府派阿合买提江等担任副主席及其他职务。新疆人民暂时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但是，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5月任命反动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使新疆省内各种矛盾更为加剧，导致改组后的省政府破裂。随后，新疆人民继续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始终保持了三区革命政权。
　　上述事实表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相互结合，正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更加巩固；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已陷入完全孤立的困境。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所指出的：“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③。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到1947年底，“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④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到了大决战的前夕。
　　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10周年的纪念口号中，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及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保护民族工商业等项主张。9月，提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其中包括：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的通商友好条约，等等，从而给全国人民指明了彻底解放全中国的总目标。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要求彻底揭露美蒋组织的以中间派别面目出现“和平阴谋”，做好争取和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指示还强调：“必须彻底宣传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政纲，反对一切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妥协思想和改良主义政纲。只有动员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我解放军双十宣言的主张上，并彻底实行之，才能真正摧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消除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了全面制定党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1947年12月 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几个部、局的负责人。会议举行之前。召开了18天的预备会议。与会人员分为政治、军事、土地小组，对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讨论。
　　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
　　在军事方面，毛泽东总结人民革命战争特别是18个月以来解放战争的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时期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杰出贡献。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且详细地阐明了实现这三大经济纲领的一系列具体政策。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提出了“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毛泽东对中国官僚资本的发生、发展以及它的性质和特点，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地位和它们在性质上的区别，指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尽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使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经营的工商业，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
　　毛泽东还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在报告中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指出，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整个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纲领性文件。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不久，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公开发表，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中的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通过多种途径阅读、传播这个报告。人们从这个报告中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认清了革命胜利发展的前途，更加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界取得的伟大成果，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国共两党围绕三民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延安理论界，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有力地揭露批判形形色色的假三民主义，论述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别，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关系，从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全部见解，毛泽东在延安从事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并集中全党集体智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从1939年底到1940年初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到1945年在党的七大发表《论联合政府》，再到1947年12月会议发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详尽的完整的论述。他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他还说明，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但是，想要在这两个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是“走不通的”。
　　为什么这两个革命阶段能够有机地连结起来呢?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这期间，他还使用过人民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制度的概念，其涵义是相同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中国无产阶级担当革命领导者的责任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因素，是这一革命取得胜利和实现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保证。
　　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中国资产阶级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老路，是走不通的。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这样做。中国的资产阶级早已无力担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广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已不再追随他们。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毛泽东的这些著作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此，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虽然自党的二大已经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是下一阶段的任务，但并没有说明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途径。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时期以来，犯右倾错误的人不了解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区别，因而也就不了解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犯“左”倾错误的人混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民主革命阶段内不适当地提出某些社会主义的任务。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党内有人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将引导中国到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但是“非资本主义前途”是一个不很明确的概念。人们不清楚，抗战的胜利是直接达到社会主义呢，还是要经过其他阶段?毛泽东明确地回答了这个十分重要的中国发展的前途问题。他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应使中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中国既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也还不可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提出并论证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明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这就为党纠正和防止右的和“左”的错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自己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呢?毛泽东总结党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⑤。他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精辟地论述了“三个法宝”的丰富内容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使这些中国革命的经验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理论对指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团结、教育和争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加强与民主党派的合作，使其日益走向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人民革命的道路。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海外侨商和它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各民主党派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组织。这些党派“虽带中间性，但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⑥。虽然如此，它们坚持爱国民主的基本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主张有许多共同点，因而它们早就同中共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且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发展了这种关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些民主党派在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官僚资本操纵国计民生、要求保护民族工商业等基本方面，同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合作，共同向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成为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支持了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当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束，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民主党派中有些领袖人物和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想法，主张在中国实行“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道路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一种幻想，在中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已经回答并被中国革命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为此，党在团结争取他们的同时，对他们的这一错误倾向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批评，使他们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的革命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并且不断进步。
　　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独裁，不允许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有任何民主的要求。尽管民主同盟等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但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地对其进行残酷迫害，一批著名的领导人和积极活动的成员被殴打、监视，甚至遭到逮捕、杀害。继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之后，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又于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0月27日，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宣告解散。
　　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党的组织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鼓励和支持他们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有效地帮助各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之后，它的一些组织和许多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更积极地开展工作。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到达香港。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严厉谴责蒋介石的迫害行为，宣布不接受被迫解散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上，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并表示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
　　这时，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也在革命的立场上实行联合。1947年11月12日至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成立宣言中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它的行动纲领规定：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坚持同共产党合作，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赞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其他民主党派在这一时期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它们的一些领导人秘密由上海到达香港，继续进行反蒋斗争；有些领导人则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挽回彻底失败的命运，又发动了新一轮的“和平攻势”，企图“划江而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也大肆鼓吹“中间道路”，并希望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调停”。但此时的各民主党派已彻底否定了“中间路线”的主张，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曾经幻想“中间路线”政治主张的人也开始转而倾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民盟、民革、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等民主党派，也纷纷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这一切充分说明，经过我党大量艰苦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益陷入孤立，人心向背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并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立即辗转奔赴西柏坡、哈尔滨等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从而揭开了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许多民主党派的组织和成员，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宣传；利用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配合中共敌军工作部门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同中共地下组织配合开展群众斗争；从事反蒋的军事活动；在华侨中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参与护厂护校斗争，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等。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还为此献出生命。
　　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打击，各级党的组织成功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在国民党军队中策动起义，促成了一批批蒋军官兵脱离国民党反动政权，投身革命阵营。北平、长沙、云南、新疆等地获得了和平解放。据统计，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师以上重大起义达60余起，起义兵力达114万余人(不含投诚人员)，占国民党总兵力的1／7以上；驾机起义43架；大小舰艇73艘；地区性起义面积达55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2以上，充分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配合武装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也就是统一战线加武装斗争加党的建设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威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巩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为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最后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① 毛泽东：《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199页。
　　② 周恩来：《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1947年2月28日、5月5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③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4—1225、1227页。
　　④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⑤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⑥ 周恩来：《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1948年1月)，《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