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集结了两个军6个师15个旅，以及一些特种部队，约14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南部之洛川、宜川集结，17日攻占延安。当时人民解放军在陕北的兵力总计只有1.7万余人(几天后增至2.7万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19日，我军主动撤出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强敌周旋于陕北，并从容地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人民解放军不仅收复了延安，而且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满怀信心地迎接辽沈、淮海、平津历史性战略决战胜利的到来。
　　1948年3月，在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战局有了很大改善之后，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途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河北西部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共同完成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8月1日，毛泽东分别给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鳌、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发去复电，邀请各民主党派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事宜。从8月起，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中央的邀请，陆续进入解放区。到达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时，他们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其他领导人的接见。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战略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充分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强调应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全会提醒全党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后，3月25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往北平。
　　(二)在延安和陕北期间，有两个陕西米脂县人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个是现代人物，米脂县开明绅士、延安时期著名党外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一个是历史人物，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及其实施，对于边区及各抗日敌后根据地减轻负担、克服困难、艰苦奋斗、渡过难关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在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开始的土改中，由于发生了“左”的偏向，在陕甘宁边区包括李鼎铭先生在内的“开明绅士”，被打成了“封建地主”，孤零零住在乡下。毛泽东在得知李鼎铭等著名民主人士遭冷遇的处境后，很生气，动了感情，当着很多人的面对林伯渠说，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是天底下最讲信用的人，怎么能过河拆桥呢?!这样对待民主人士，将来还搞不搞统一战线?!不久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十二月会议上指出，在目前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左”倾已成为主要问题，讨论并提出了纠正当时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偏向的做法。
　　1947年12月11日，李鼎铭病逝。毛泽东发去了唁电：“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奉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在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尊重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怀念和痛心之状，跃然纸上，既告慰逝者，又告诫后来人。
　　为什么胜利了往往就会发生“左”的偏向，犯骄傲的错误，搞关门主义和清一色呢?延安时期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以李白成的失败悲剧为教训，告诫全党千万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3月18日，是李白成推翻明王朝300周年。3月19日至22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文中指出，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宗派斗争，以致这次起义很快陷于失败。《甲申三百年祭》一经发表，即在国共两党间产生了截然不同但都十分强烈的反应。国民党方面以“影射当局”为名，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而在延安，郭沫若的文章引起了正在领导全党进行整风的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指示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高级干部“人手一份”。延安《解放日报》4月18日、19日分两次转载全文，编者按称此文是“名震一时的文章”。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央党校所作的讲演中因此告诫全党：“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白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①他在高级干部会上还说：“一个流血流汗18年打下来的政权，居然没有几天就土崩瓦解。这个错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犯不起!同志们要引为鉴戒……”②毛泽东后来又写信给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牢记“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提醒全党迎接即将到来的由执政地位带来的严峻考验。在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沉思片刻：“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实践，以及毛泽东民主监督思想的形成，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国民参政会褚辅成、黄炎培、冷通、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在延安，诸公自由参观，而给黄炎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延安街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至主席毛泽东。快离开延安时，黄炎培与毛泽东有过一场关于民主问题的谈话。黄炎培设问：“我生活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作了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实行民主政治，扩大人民民主，注意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和监督，广求善策，从善如流，是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期形成的政权建设经验和民主作风。这些经验和作风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不断得以发扬光大，从而保证了党和国家在大政方针的决策上的科学化、民主化，充分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党中央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和陕北领导中国革命长达13年之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中国革命战争实现历史性转折的伟大胜利。同时，也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即延安精神。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就给毛泽东主席发去贺函表示祝贺。10月26日，毛泽东以他的名义发回复电：“延安的同志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曾多次提出：“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同志，将延安精神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指出延安精神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作风，体现了我们党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提倡、弘扬延安精神，特别是要发扬光大毛泽东在《复电》中要求的“继续团结一致”和“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延安时期，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中国共产党内部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党与党外人士亲密无间，各民族之间团结互助，信教与不信教的人士、群众相互尊重，党与人民血肉联系，军民关系如鱼似水。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国内各革命阶级、阶层和各族、各界人民，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发展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一战线理论，继续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进一步增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爱国者的大团结，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
　　发扬党的延安时期光荣传统，让伟大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①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页。
　　② 《党史信息报》，2000年9月5日，4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