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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兵简政政策的贯彻

任学岭 谭虎娃

    
  (一)第一、二次精兵简政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精兵简政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结束不久,就开始进行。11月27日,边区政府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负责拟定人员编制和编整计划,精减、裁并各级行政机构。12月3日,边区政府发出训令,确定边区各级机关减去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各厅、处、院重新确定编制。凡调整出来的人员,由编整委员会计划安置,务必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12月上旬,边区政府讨论了编整实施方案,规定:边区政府一级各厅处院原有1000余人,缩减三分之一;各处附属机构约7000余人,缩编后不超过6300余人;各专署、县、区由4021人缩编为3396人;警卫部队缩减500人;原属脱产人员的自卫军官兵1000余人,改为不脱产人员;各群众团体由1100人缩编为600余人。八路军留守兵团3000人适当地转到生产战线上(不脱离部队),又积极提高部队质量,以贯彻精兵原则。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精兵简政,重点为缩编人员。历时四个多月,到1942年初基本完成。边区政府系统共精简人员1598名,占原有人数的24%,其中300余人下移到县、区机构工作,其余送去学习或转入生产领域。同时,裁并了一些机构,更改了部分单位的名称,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是,由于时间紧,对精兵简政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做到了“编”而没有做到切实的“整”,因此机构设置还不完善,人员调配不合理,机关工作效率不高,人浮于事、政令繁杂、部门关系不顺的情况仍然如故。
  因此,边区政府决定从1942年4月初开始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普遍实行整编。为此,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任的总编整委员会,以加强领导。6月30日,边区政府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决定在紧缩机构和人员的同时,着重建立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提高干部素质和适当充实下级,特别是县级政府。
  根据上述原则,边区政府各单位,进行了内部的整编工作,采取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等办法,缩减了一些机关和人员,充实了区乡政府组织。这次精兵简政,由于不少干部推行不力,本位主义、太平观念、粗枝大叶工作作风仍然存在,致使精简工作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二)精兵简政的深入发展
  1.第三次精兵简政的准备
  陕甘宁边区在10个月内经过两次精简,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部分干部认识不足、推行不力,精简工作距离要求还很远。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根据10个月来推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专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指出:“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因此他要求各根据地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针对一些人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对实行精兵简政有抵触,认为“兵少不足以应敌”的思想,毛泽东用“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的浅显道理,用孙行者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和“黔之驴”的寓言典故,说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必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③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精兵简政所要达到的目的及重大意义。他说:“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们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们封住了。”④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认为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对精简的认识不够,没有定出全面具体的方案,计划性差,领导抓的不紧,缺乏雷厉风行的精神。今后简政的精神与内容,就是要求得精干、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以达到健全机构,建立制度,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改善各方面关系之目的。他要求全体干部要接受前两次的教训,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只顾布置,不去检查,有头无尾及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等官僚主义的作风,真正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为了更好地进行第三次精简,林伯渠委托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
  2.《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的制定与贯彻
  《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吸取了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除了提出具体的精简方案外,特别强调了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性,经过边区党组多次讨论修改,于1942年12月在边区政府第三次政府委员会上通过实施。其主要内容是:
  (1)这次精兵简政的目的是要使政权工作做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要求,因此,首先必须“减去一些不急要的政务”,“集中力量于急要的和首要的任务”,即“第一,是发展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第二是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和军队教育的增强”。
  (2)重新划分和审定了各级政府的职责和业务,规定“边区政府是边区政权的首脑部”,“以掌握政策,掌握干部,组织和领导政策之执行,为自己的基本业务,而首先重要的是政策的掌握与贯彻”。各厅、保安处和高等法院,同样以掌握和贯彻政策为首要的业务。专员公署不是一级政权,是边区政府的代表机关,负责领导所属各县政权,贯彻边区的政策法令,计划处理带地方性的兴革事宜,对边区政府驻专署境内的附属机关,有监督指导的权力。县政府“是边区各级政权的枢纽”,应以“组织人民经济和健全乡政权,为县政府的两大基本任务”,“县长和县政府委员会有统一领导本县民、财、建、教、保、法的权力”。区公署是“县政权的助理机关”,其业务是帮助县政府了解乡村和乡政府的情况,传达上级的指示,并开展工作。乡政府“是边区政权的基层组织,是人民直接的政权机关”,其职权是团结全体人民,坚持抗战,维持社会秩序,管理和组织人民生活,尤应以发展农村生产为第一个重要任务。以上这些规定,纠正了过去政权工作中某些职责不明,权限不清的现象,使各级政府间的从属关系明确,各级政府有了中心任务。
  (3)着重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整饬政纪”的问题。针对过去有人只强调民主,忽视集中的现象,简政纲要规定,民主和集中是不能分开的,我们需要民主,同时又需要集中,在战争环境里,尤其需要集中。针对过去有人把边区参议会理解为三权分立的外国资产阶级议会制,简政纲要明确地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边区政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而三权分立和所谓的互相制约的一套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边区是不适用的。针对过去在政府工作中存在的政令不统一等缺点,简政纲要规定要坚持政权工作的一元化——统一的政策、统一的政令、统一的制度、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政纪的必要,和上上下下一致服从政府工作纪律的必要,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必须纠正某些干部不顾大局,闹独立性,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
  (4)明文规定“要改善领导作风”,尤其是“要改善高级机关的领导作风”。高级机关和高级领导人员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善于掌握政策和贯彻政策,就是善于出主意,又善于指导实行。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阻碍建立良好领导作风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为此,纲要具体地分析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如制定计划时不调查研究,不从群众需要和实际可能出发,形式主义,摆空架子;执行计划时,不向群众很好解释,滥用强迫命令的方式;醉心于许多计划,在公文程式上兜圈子,既不组织计划的执行,也不检查计划的执行程度等等。要改善这些不良的领导作风,必须学习调查研究;要贯彻政策,必须熟悉下情,善于使用干部,及时检查政策、法令和指示的执行情况;要善于积累和总结经验,用来教育干部。
  (5)强调指出“这次简政工作涉及了政策问题,制度问题,业务问题,机构问题,干部问题,民主集中问题,领导作风问题,以及拥军问题,三三制问题等等。”这就是说,简政工作是一系列的组织问题,又是一系列的思想问题,必须从组织上贯彻,又从思想上贯彻。因此,简政纲要昭示了最好的办法:要把简政和整风学习结合,用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进行简政;同时要把简政和检查工作结合,政务人员要检查思想,政府系统要检查工作,用思想来指导行动。还要求1943年上半年完成这次精简任务。⑤
  1943年3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关于公布简政实施纲要的命令》,要求各级政府“遵照执行”。3月23日,边区政府召开第43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对各级政府的编整制定了新的方案。3月29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迅速进行整编的命令》,对延属专署及所属各县(市)区乡政府整编提出更为详细的规定。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第三次精简相对于第一、二次有了突破。在人员配调上,注意加强政权系统干部、乡区干部、生产部门干部、边境干部、教育干部的配备。配备干部遵循了照顾“三三制”,建立党在政府中的核心,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相结合的原则。对编余人员有了明确的处理规定:有病的可组织临时休养所,按病情轻重及本人工作历史规定待遇;要求退伍归农的可给予土地农具房舍等生活资料,由政府扶助他们,按月加以帮助,直到能够独立维持生活为止;不论休养或退伍,均须照顾周到,不允许随意处置,不负责任。
  陕甘宁边区第三次精兵简政,于1943年底结束。同年12月24日至1944年1月10日,召开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作了《边区政府简政总结》的报告,对精兵简政作了高度评价。
  

陕甘宁边区史稿/任学岭,谭虎娃编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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