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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植树造林 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星光 张杨


  一、边区的林业状况
  森林是一种重要富源,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自然条件。森林不但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住宅建筑、舟车桥梁、学习娱乐、经济建设、军事国防等方面大量的木材原料和林副产品,而且对于调节气候、保持水土、保持生态平衡、发展农牧业生产,有着重大作用。
  陕甘宁边区位于西北黄土高原,土层很厚,平均海拔高度为1000公尺左右。远古的时候,这里是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草原肥美、动物繁多的地区。由于地质气候的变化,人口的不断增加,无计划的砍伐与战争等原因,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森林的覆盖面积愈来愈小。据边区自然科学研究院生物系主任乐天宇等于1940年的调查,边区残存的森林约分为七个林区,东至林真镇,西至曲子,西北至志丹,南至淳耀,全部面积约为4万方里。森林面积的不断缩小,破坏了生态平衡,不但影响了农业气候,而且使北面的沙漠不断南迁,昔日物产丰富的绥米地区,许多地方被沙漠吞没。由于生态环境与农业气候的破坏,雨量逐年减少,使这里成为常年干旱,生产不能发展,人民生活长期陷于穷困的境地。
  森林是一座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林产资源。边区森林中有松、柏、杨、柳、桦、橡、榆、槐、漆等10多种优良树种,据当时估计,每年可产板材37.6万立方米、圆木1560万根,有用果实1380担、有用种子690担、生漆61担,染色原料4800担、五倍子53担、油籽1000担、蜜腊400担、药材31700担、猎皮4万张、造纸原料44.5万担、纤维原料19450担、薪炭90.6万担。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利用森林资源,开展对外贸易,解决边区的日常生活用品与进行经济建设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与有计划的采伐,在林区内的城镇及机关、部队新在地,多集中于一点强度砍伐,形成大小不等的孔状破坏,也引起了局部的气候不调。
  二、边区的林业政策及植树造林工作
  抗战初期,边区政府十分注意森林的保护工作,并积极开展植树造林运动。1938年2月,边区政府建设厅提出:为根本改变边区大陆性的气候、温度、雨量,含蓄水源,防止山洪泛滥,大量培植国家森林的富源,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除了对于各地原有的山林树木进行严密的保护及有计划地砍伐外,并积极广泛地发动群众植树造林。为此,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修正草案)与《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森林保护条例》规定:为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培养、改善及巩固生产工作的基本条件,对边区境内之公私所有森林和树木,一律加以保护。对预防风、沙、雹、霜、暴雨等危害;保护交通线路、桥梁、灌溉系统及水渠;保护牧畜、农垦及其他副业;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有益环境卫生等保安性质之森林或树木,任何人不得砍伐或危害。对于军事、工业、建筑、化工等用材或影响其他生产事业之森林或树木,非经政府之许可不得砍伐或危害。凡一般的砍伐木料、锯板、烧炭、采薪等,无论公私所有林木,均须依照砍伐树木规则手续批准,方能砍伐。条例特别规定绝对禁止在森林中引火,以免引起火灾。《植树造林条例》规定:应迅速完成各个气候点上的植树造林工作,凡公地上的植树造林归公有,私地上的植树造林归私有,每年植树造林分春秋两季进行,由各县政府筹划土地,采集树种,建立苗圃,培育树苗,解决对树苗的需要。同时规定对植树造林作出成绩的单位及个人,政府给予奖励。
  边区军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参加植树造林运动。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插树条139万余株,成活率约有一半左右;1940年营造大小公有林524处,成活树木23万株;1942年19县市共植树25.9万余株。许多地方的群众自动找树苗植树,并且有些群众开始栽培果树。
  由于制定了保护林木的政策及植树造林运动的开展,加上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使被破坏的经济林木和农副业生产逐渐恢复起来,其中最显著的是清涧、绥德、吴堡、子长等县逐渐恢复和发展了栽桑养蚕。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上述4县约有桑树四五万株。
  三、《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有关边区林业的科学意见
  边区保护森林及植树造林的政策,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同破坏森林的现象及影响比较起来犹如杯水车薪。一方面是提倡造林,一方面是无计划的乱砍乱伐;在造林方面,也有只造不管,因此成活率较低。为了提高对边区森林重要性的认识及植树造林的实际效果,有计划地开发利用森林资源,1940年6月,边区政府组织了森林考察团,对各地的自然林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调查所得写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为发展边区林业和开发利用森林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森林考察团报告书》根据对现有林区的林相及古庙碑记,揭示了边区森林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边区过去的农林气象、水土流失、旱涝状况,以及对森林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的意见。报告书中强调指出保护森林与合理的进行开发对促进边区生产事业,繁荣边区经济有重要的意义;要严格地执行政府的森林保护条例,根据中央的财政经济政策,施行科学的管理和开发,进行森林知识教育,提高人民爱林思想及森林利用的正当技术。
  报告书也严厉批评了对森林乱砍乱伐的现象。由于大片森林被“扫荡”一空,给边区的农业带来了严重后果。如志丹、靖边境内,已成“大地裸裸,童山濯濯”,尤其是洛河、延河、大理河、红柳河的支流地区,1938年还是柏树成林,到1940年已是砍伐殆尽。由于森林破坏,引起了气候的剧烈变化,造成1940年暴雨成灾,陕北的几条主要河流同时泛滥,形成了六七十年来的第二次大水,水土大量流失,据估计冲毁的农田的价值比起新开垦的荒地不知要超过多少倍。为了避免这种灾害的重演,应当严禁对森林的破坏,同时在鼓励开荒的同时,要努力避免土壤的冲刷流失。
  考察报告中的科学结论,切中了当时边区农业生产中的要害问题,李富春看后指出这些意见“已成为凡关心边区的人们不可不看的报告,已成为凡注意边区建设事业的人们不可不依赖的材料”。但是森林考察团的这些重要意见及李富春的批示,在实际工作中未能认真贯彻执行。随着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与“自给自足”方针的提出,在大生产运动中,各单位为了实现粮食自给,大量开垦荒地,森林破坏的程度更加严重,森林面积更加缩小,到1943年延安三十里铺已无森林的踪迹了。应当指出,开荒种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对支持抗战起了重大作用,但同时也为陕北后来的农业生产及经济建设遗留下不良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星光 张杨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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