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359旅屯田南泥湾
　　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在中共中央“生产自给”的号召下，军队增加了生产自给的任务。留守兵团各部队在完成紧张的战斗警戒与训练的任务中，根据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与担负的战勤任务等情况，开展了自给性生产。1941年和1942年两年中，政府与银行对军队的生产事业投资约700万元，他们利用自己坚强的组织性与劳动力发展了农业和其他生产。
　　1941年全兵团经费预算4479536.4元，规定完成生产任务40万元，但实际大大超过了预定的任务。农业生产：开荒14794.6亩，收获杂粮1170石。军委直属队共种粮地5212亩，种夏菜1801亩、秋菜771亩。养羊500只，养了肥猪，各单位平均每月吃肉两次，每次6两。全兵团大多数作到了蔬菜自给。
　　保安司令部种粮地5000亩，蔬菜1000亩，养猪300头①。
　　1942年，留守兵团直属系统的自给任务中，缺点是没有贯彻以农业为主的方针，在生产过程中，对建立生产基础也注意不够，由于缺乏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许多单位处在摸索当中；有的单位没有专人负责，采取业余生产的性质。只有留直某团由专人经营农场，进行农业生产，兼作各种副业，第一年获利111600余元。
　　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359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最好。
　　朱德总司令从前方返回延安后，竭力提倡边区军队从事工业、农业、运输等生产，以密切军民关系，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帮助边区建设。他吸取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提出军队实行屯田政策。为了实现这一主张，他不仅向指战员进行解释教育工作，而且亲自踏看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朱德总司令提倡的屯田政策，首先得到359旅的响应，并成为屯田政策的模范。
　　359旅原在华北抗日前线，为了保卫边区，1939年9月，奉命由灵邱移驻晋陕河防，10月西渡黄河进驻绥德。1941年春，该旅主力在旅长兼政委王震和副旅长苏进率领下，在“一把镢头一交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每团带了一两万元的屯田费，开进了荒凉的南泥湾，一面屯田，一面练兵。南泥湾当时是一片梢林地带，荒地很多，荆棘丛生，人烟稀少，称作“烂泥洼”。部队自敌后转战归来，没有一点“家务”，生活非常艰苦，所发的屯田费还不够买工具；荒山里没有宿舍，在寒冷的天幕下足足露营一个月；没有蔬菜，就挖野菜，打野猪野羊；粮食供应不上，指战员们就到百里之外去背粮，没有口袋，就把裤子扎起当口袋；自己制造生产农具，自己打窑洞盖房子，指战员们发扬了革命军队的艰苦奋斗精神，渡过了第一年的困难。
　　屯田生产中，旅与团都制订了生产计划，规定了生产任务。上自部队首长，下至勤务、炊事员都编入生产小组，创办了“新中国”大农场。生产中坚持了农业第一的方向，广大指战员展开劳动竞赛，涌现出数百个劳动英雄，开垦了11000亩荒地，每人平均种植粮食蔬菜6亩。但是，因为初到南泥湾，“耕种误了农时，缺少工具，没有经验，南泥湾早寒，把山沟山腰里的庄稼未成熟就冻死了。这一年收的粮食只够一个月吃”②。
　　1942年，总结了前一年的经验教训，置备了足够的农具，配备了负责生产的干部，开荒25000亩，种粮食2万亩，开垦了水田，种植水稻获得成功。种浆5000亩。除粮食、蔬菜外，还种植有旱烟叶、麻等油料作物，作到了3个月的粮食和全年蔬菜的自给，也解决了打草鞋的麻及战士吸烟的需要。
　　他们还利用南泥湾沟坡草木茂盛的条件，发展畜牧，各单位分工饲养牛、羊、鸡、猪、兔等家畜。1941年全旅养猪2000余头，解决了肉与食用油的供给。1942年畜牧业也有所发展，每个连队有20—30头猪，保证了每人每月吃肉3斤。
　　此外，建筑了一排排的窑洞、新房子，又开设了油厂、纺织厂、木工厂、造纸厂等，使南泥湾的面貌为之一新。7月间，朱总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等去游南泥湾，诸老作诗相和，盛赞359旅执行屯田政策所取得的胜利。朱总《游南泥湾》：
　　去年初到此， 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 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 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 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 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 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 清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 养生亦养脑。
　　薰风拂面来， 有似江南好。
　　359旅经过辛勤的劳动，把一个人烟稀少的烂泥洼变成了陕北江南。在屯田初期，除向政府领一定数量的粮食外，其他经费全靠自己解决。1942年，全旅经费开支如下：
　　(1).全年开支：
　　伙食、什支、服装、粮食、草料等，总计97390324元。
　　(2).全年由政府供给；
　　经费、食盐、药费、服装、粮食、草料、合计30504288元。
　　(3).生产自给了66786036元。
　　全年自给占61.55%，
　　政府供给占32.45%③。
　　359旅执行党中央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创举。屯田南泥湾不但克服了物质供应困难，改善了军队的给养，而且密切了军政关系，增强了军人体质，巩固了军队纪律，减轻了人民负担，增进了军民团结。于是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
　　二、机关学校创办农场
　　边区生产自给，一是发展人民生产事业，做到边区经济上完全自给；一是机关、军队、学校自行生产，以减轻财政上的沉重负担。因此，机关学校的生产任务也迅速起了变化，一方面要保障每天每月的供给；另一方面，又要积累资金，建立将来完全自给的经济基础。
　　1940年12月9日，边区政府向各分区、各县党、政、民、教机关发出训令，提出1941年除粮食仍由公粮供给外，其余费用统统自给。各分区、县应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举办工商业。12月7日，边区财政经济处发出关于1941年各县、区、党、政、民、教生产自给指示信，指出各县、区特别是区应以农为主，在土地少如绥德地区，应当根据当地情形决定以工或以商为主。1940年冬至1941年春，先后由政府支付70万元，银行借款300万元，加上以前各机关自己积累的资金作为生产基金，进行自给生产。但是生产任务分配下去，各机关学校认为经营农业“得不偿失”，为迅速解决困难和保证本单位的供给，于是抽调人员，用所有大部分资金去做商业活动，据统计边区33个担任生产任务的单位中，农业投资18157.5元，只占总投资的14.9%④。
　　1942年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仍以经商为主，中央直属、军委直属，边区各机关学校商业收入占总收入的68%。从眼前看，经营商业确实渡过了困难，解决了很大的供给问题⑤。但是，重商轻农的结果，使农业生产受了一定影响。1941年中央与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农业生产，有的采取自营方式，有的和农民伙种(中央组织部)。自营方式中有的经营农场(后勤中央财经处等5个单位在南泥湾建立了5个农场)，但不是全体工作人员上山种地，而是以杂务人员为基础，配合以强壮人员组成生产队。有的与农民伙种，采用二八分粮，公二私八；三七分草，公七私三。各分区及各县采取了自种与伙种的方法。后勤机关各生产队共种粮地5200亩，中央党校种粮地800亩，中央组织部与农民伙种240亩。“无菜半年荒”，当时粮食不足，实行“瓜菜代”，种菜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方面。后勤机关学校种菜地1801亩，收获各种蔬菜87.9万斤，平均自给全年蔬菜的1/3。中央直属各机关种菜2329亩，收获菜71.5万斤，自给蔬菜5个月。边区中央局140人，种山地80垧，水地10垧，收粮33石，尚不足自给1个月，收获蔬菜2.8万斤，自给9个月。
　　1942年，因精兵简政，延安许多机关学校合并，人员减少，除蔬菜自给外，粮食生产仍采取两种形式。自营农场除种粮食外，兼营饲养家畜等副业；伙种农场是机关出管理人员招移民安伙子，主要是种粮食。如边区政府秘书处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合办两个农场，共出10个人员与12户移民伙种，共收入约25万元。西北中央局仅与农民安庄稼，分得粮食8石，尚不足机关5天食用；而农场一处，自种和伙种菜，收菜4万余斤，自给蔬菜7个月。这是农业收获最少的一年⑥。各县机关的粮食生产，也仍是自种与伙种两种。延安县级机关共种210垧地，有90垧地安了两户伙子，有5个劳动力，县委有2人在农场工作。1942年除伙子分粮外，共收粮75石，合细粮45石，值58500元，加上草3000元，共计61500元。
　　中央各机关、学校配备了种菜人员40名，以川地388亩、山地1941亩种菜，收获各种蔬菜74.5万斤，平均自给蔬菜5个月，中共中央管理局自给9个月，延安大学及自然科学研究院自给8个月，中央研究院及文抗等单位自给7个月。全边区机关学校的蔬菜自给约600万元以上。
　　其次，饲养猪、羊解决肉食也取得相当成绩。吃肉多不但可以少吃粮食，而且可以增加营养，保证健康。各机关、学校利用淘米水、米糠、菜根菜叶等剩饭废料养猪。“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56814斤，照当时市价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约值35万余元”。“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1942年至10月止，平均每月养猪265头，10个月共赚23330余斤大称的猪肉，合边钞70万元”。“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照此计算，总值当在400万元以上”⑦。
　　总之，这一时期，延安及全边区机关、学校生产自给，虽然粮食生产较少，但在其他方面是有成绩的，1941年生产自给1500万元，1942年约5000万元，不但供给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切的财政困难，而且积累了大量资金，奠定了公营经济继续发展的基础。
　　①以上见军委财经处：《概括报告》，1941年。
　　②继昌：《359旅的生产创造》，《解放日报》1945年1月8日。
　　③《生产自给材料》，1942年12月28日。
　　④参见《一九四二年经济工作报告》，1942年12月5日。
　　⑤参见西北财经办事处：《机关生产自给材料》，1942年。
　　⑥《西北中央局四年来生产情况》，1943年2月。
　　⑦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