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队机关学校纷纷创办自给性工厂
　　部队机关学校虽然在1939年就开始了生产运动，但到1940年还没有从事工业生产。1940年9月，朱德总司令提出开展纺毛运动，部队、机关、学校工作人员便在战斗、工作、学习之余，开展了纺毛活动。1941年1月，边区政府生产自给委员会又颁布了《边府纺纱劳动细则》，规定边区政府各部门的一切人员，除因病因公在外，或有特殊情形经批准外，均需参加纺毛劳动。并且还制定了奖罚制度。于是大家一齐动手，一时成了运动。但是因为原料不足，纺毛技术不熟练，毛线纺不匀，费工又太多，就逐渐停止了，转为着手建立手工纺织厂。随后，又陆续办起了其它工厂，使公营工厂，特别是纺织厂大批建立起来。这时，公营工业有了飞快发展，有政府、部队和机关学校三大系统经营的工厂，基本任务是解决党政军人员的供给问题。
　　1941年上半年，产品可供需要的一半，具体情况如下：
　　(1)纺织业
　　政府经营的纺织厂有：难民、纬华、神府、庆阳4个厂。虽然都是老厂，但规模扩大了。共有工人480人，资金(包括借款在内)109.4万元，铁机30架，手拉机35架，弹花机13架，纺机53架，毯机50架，其他机器8架。月纺纱2802斤，织布633匹，织毯512床，弹花7075斤。
　　机关经营的大小纺织厂有15个，共有工人、学徒1013人，资金(借款)101.7万元，铁机13架，手拉机248架，弹花机11架，纺机156架，毯机41架。月纺纱2375斤，织布126.5匹。其中最大的是军委主管的交通纺织麻绳厂。该厂有工人148人，资金(包括银行直接投资在内)31万元，纺车7架，合绳交子2付，铁机2架，木机7架，纺纱机16架，弹花机16架，大轮机2架，军毯机10架，合纱机2架。1941年上半年，共纺纱1917斤，产平布913匹、毯子103床、麻绳2500斤。
　　部队经营的纺织厂有2个，359旅的大光纺织厂就是这时创建起来的，他们取消了全旅的各级勤务员，集中了100多名青年当学徒学织布；从晋西北买了两架铁机，由自己的修械所添置了40多架大小木机以及纺车等零星工具，以政府发给的生产基金的一部分买纱办起大光纺织厂。
　　(2)化学工业
　　政府经营的化学工厂有：
　　光华制革厂：有工人、学徒48人，资金(借款)18万元，设备有手工业生产工具一部分，共产皮革1166张，毛革150张。
　　新华化学工厂：工人、学徒36人，资金(借款)12万元，锅、汽油桶、水缸等，共产肥皂14347条、牙粉3381包、墨水412瓶、精盐76磅。
　　光华制药厂：有工人、学徒30人，资金(借款)2万元，生产日用药品近20种。
　　机关经营的化学工厂有：
　　延长石油厂：工人增加到58人，工程师1人。技术员4人，资金12.7万元，蒸汽机3部，锅炉2个，打井工具1套，炼油锅4口。1941年上半年共产原油7225桶(每桶5加仑)，汽油423桶(每月平均70桶)，特甲油877桶(每月平均146桶)，普甲油1692桶(每月平均282桶)，机油105桶(每月平均18桶)，洋蜡122箱(每月平均20箱)，产量比1940年增加3倍。
　　化学制药厂(中华制药厂)：有工人、学徒120人，技术员6人，资金28万元。蒸油机3部，压片机6部，搅拌机、造丸机、消毒机、罐风机、弹花机、振荡机各1部，石碾子3个，蒸锅10口。生产丸、散、注射、汀剂20余种。
　　经建部制革厂：1941年3月开办。有工人3人，资金1956元，主要生产牲口大车用的皮具和枪皮带、腰皮带等，至6月份已生产硝皮729斤，三角皮12个，鞦攀263付，鞋底皮106斤，大车板攀119条，弓先261条，小皮带1759条，枪皮带73条，皮带42条。
　　精盐场：1941年3月开办，利用盐池苦盐提炼。有工人、学徒5人，技师1人，资金8847.70元，干燥室1间，蒸盐锅数口，共产盐酸钠1000磅，硫酸钠3431磅，精盐1905磅。
　　部队经营的化工厂有：
　　大光肥皂厂：有工人、学徒12名，每天能产肥皂200条，其产品除供自用外，还可拿出一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在警备区，“大光肥皂”成为名牌产品。
　　大光皮革厂：有工人数人，专削皮革，有皮鞋组，从事皮鞋及光面皮衣生产。1941年上半年，每月可产皮鞋300双，军用皮件若干，军鞋2000双。
　　(3)造纸工业
　　政府经营的造纸厂有：振华纸厂、振华分厂、金盆湾纸厂、绥德纸厂。共有工人、学徒192人，池子52个，资金(借款)48.9万元。月产纸235.5令。
　　机关经营的纸厂有：教导队纸厂(又名延园纸厂)、后勤部纸厂、政治部纸厂、抗大纸厂、留守兵团纸厂、中财部纸厂、法院纸厂等。共有工人，学徒149人，资金4.5万元，池子14个。月产纸11令。
　　(4)铁木工业
　　政府经营的有：
　　农具工厂：有工人、学徒46人，资金(借款)18.5万元，熔炉、钳子等。生产弹毛机6部及其零件。
　　林务局大车厂：有工人、学徒12人，资金3万元。每月产大车4辆。
　　运输科大车厂：有工人、学徒19人，资金(借款)8000元。月产大车4辆。
　　化学厂大车厂：有工人、学徒34人，资金3万元。月产大率4辆。
　　机关经营的有：
　　军工局修理部：有工人、学徒7名、技术员2人，4马力木炭引擎1架，半时钻床1架，六呎车床1架，手摇钻床1架，红炉1盘，1200瓦特交流电电机1部。共制造弹花机20部(以电力弹花)。此外还修理各种机器及装配大车等。
　　后勤大车厂：有工人、学徒7人。月产大车1辆。
　　总政大车厂：有工人、学徒30人。月产大车3辆。
　　另外还有科学院修理厂、新兴术厂、新华木工厂、新中国木工厂、胜利木工厂、党校木工厂、法院铁铺等。
　　359旅7团、8团各有1个术工厂。供给部、7团、8团各有1个铁厂。
　　(5)瓷窑厂
　　有延安中区瓷器社、经建部瓷窑、新华瓷窑、桥儿沟瓷窑等。每月可生产大缸120个及其他产品。
　　(6)被服厂
　　新华被服厂：有工人、学徒10人，缝纫机6架。每月可制作成衣500套。
　　供给部被服厂：规模较大，每月可制成衣2771套，帽子1500顶，绑带666付，鞋厂每月可产鞋1527双。
　　抗大鞋厂：有工人20人。
　　(7)印刷业
　　主要有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厂，承担边区各种报纸、杂志、书籍的印刷。
　　除上述工厂之外，经建部还有煤炭厂3个。其中煤炭一厂有工人38名，月产炭万斤左右；煤炭二厂一月产炭2.3万斤。煤炭三厂有工人25人，4—6月共产炭16.2万斤，基本上可供军事系统烧炭所需。还与老百姓合办石炭厂1个，有工人5人，产石炭5.3万斤；铁厂1个，1941年3月间成立，有炼铁炉1座，工人3名，至6月底共出铁1960斤；面粉厂1个，有石磨8盘，每天磨面1000多斤。部队系统359旅有煤炭窑1个，有工人16名(其中民工14人)，每天出煤约三四千斤；警5团煤炭窑1个，工人7人，每天出炭3000斤。同时各部队、机关、学校还纷纷建立了一些磨坊、粉房、豆腐房等手工业作坊。
　　这些工厂的建立，使公营工业有了飞快的发展。但建厂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暴露出一哄而起的无政府状态。致使有的只建筑了房屋便完事，有的开工不久便告结束，有的与其他工厂合并。例如纺织业，1941年上半年就开办了十多个纺织厂，但因没有计划，到了下半年，这些工厂，或因原料不足及纱、布销售困难，或因流动资本不足，或因管理不善等，有的停工，有的合并，有的时开时歇。中央直属机关财经处的新中国纺织厂，先与中央组织部的胜利纺织厂合并，后与马列学院的团结纺织厂合并；鲁艺和女大的纺毛厂，则停工而把资金移作别的事业；中财部的团结纺织厂，后勤部的交通纺织厂，均因种种困难，不得不时开时歇。其他行业虽然有纺织业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或由几个机关学校合办，或与老百姓合办，或与银行合办，虽比较有组织、有秩序，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由于公营工业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盲目性、无计划性、无政府状态，耗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公营工业的建设是很不利的，必须进行调整，以增强自觉性和计划性。1941年9月，中央财政经济处改为中央管理局，统一管理中央系统各机关学校所属工厂，并将原有的27个厂合并为19个厂。其中把原有的8个纺织厂合并为团结和实验两个厂，经营集中，业务改善，使分散经营时的亏本企业变成了获利企业。
　　二、公营工业的调整和稳步发展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了《关于1942年度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要求在集中领导、统一计划、合理分工的原则下，继续发展公营经济生产。指出1942年公营经济应着重于农业、纺织业、造纸业、炼油等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现有生产部门必须迅速从生产组织、制度、人员、技术方面进行合理的调整，以保证部队机关人员被服、布匹、药品、印刷、日用纸张的全部需要。边区政府建设厅根据以上决定确定了“巩固现有公营工厂，发展农村手工业”的方针，对公营工厂进行了调整，除了增设关中铁厂试验炼铁外，一般工厂进行合并。虽然厂数减少了，但产量和质量都有了提高，这说明公营工业逐步由盲目发展向自觉发展。“截止1942年12月，已有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类工业。其中纺织厂18个，资金2690万元，职工1427人；被服及制鞋工厂8个，资金100万元，职工460人；造纸工厂12个，资金410万元，职工437人：印刷工厂3个，资金520万元，职工379人；化学工厂(肥皂、皮革、制药、陶瓷、石油等)12个，资金1703万元，职工674人；工具制造工厂9个，资金366.2万元，职工237人；煤炭厂12个，资金177.7万元，职工432人。以上七类共计工厂74个，资金5967万元，职工4036人。我们的这一点工业虽然还是很小的，大部分又还是手工工场，机器工业只占着一个小部分，但已非了整整五年的努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起了保障供给调节物价的作用”①。
　　总之，在“巩固现有公营工厂”的方针指导下，1942年公营工业在巩固中有了新的发展。这一年，公营纺织厂年产布2.2万区，比上年增产1/5；年产毯18000条，比上年增产1倍以上。造纸工厂已能产纸5000多令，可供全部印刷纸张之需。印刷工厂中，中央、八路军、西北三个厂已能印刷5100万字。化学工业方面，八路军制药厂和光华制药厂出产的中西药品可供军用和公用的一部分。新华、大光两厂肥皂产品日增，质量亦好，除自用外还可外销。其中新华厂年产30万条，比上年增产1倍。制革厂因规模不大，材料昂贵，发展较慢。陶瓷厂有3个小窑，制造日用与工业用的瓷器；玻璃正在试制中；酒精也能自己制造，并可供医务之用；石油可供军用和部分民用。工具厂主要制造纺纱机、织布机、弹花机、轧花机、造纸机件、大车、木工工具以及农具等。石炭业集中在延安、关中等处，主要供给日用，规模虽小，却为军民所必需。由于边区缺铁，妨碍了工具和农具的改良，因此这一年试办关中铁厂，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三、开展劳动竞赛，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
　　在生产技术条件非常落后的区边，劳动力是发展经济极其重要的条件。在公营工业的建设中，主要是依靠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了激发生产者的劳动热忱，早在1938年，区边政府就已用奖励、开展竞赛、举办展览等办法，宣传和奖励劳动模范。1939年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运动，边区政府先后发布了《人民生产运动奖励条例》、《机关学校生产运动奖励条例》、《指导生产运动奖励条例》，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个人和单位，按照不同情况给予表扬和奖励，促进了劳动竞赛的开展。1939年5月边区举办的第一届工业展览会，表扬和奖励了先进分子，推进了工业战线劳动竞赛的开展。但是由于当时领导上缺乏自觉的认识，因而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没有形成群众性的竞赛运动和发挥其应有作用。
　　1941年3月25日至4月25日，边区公营工厂开展了为迎接“五一”的劳动竞赛。各工厂的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平均生产量超过了原定计划的43.6%。例如：农具厂超产60%，难民纺织厂超产83.5%，八路军印刷厂超产59%，新华化学厂超产75%，八路军制药厂超产120%，八路军被服厂超产38.7%。这些工厂都是劳动竞赛的优胜者。同时各厂产品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如：新华化学厂生产的肥皂和墨水，难民纺织厂生产的布匹，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振华纸厂发明了蒸煮纸浆的新方法，改良了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提高了质量。新华化学厂还用新法制作了“小苏打”等等。此外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如难民纺织厂的高德山，竞赛前，每无铁机织布18丈7尺，在竞赛期间，提高到20丈8尺；女工余清英，过去每天纺毛纱2斤8两，竞赛期间，每天纺毛纱8斤10两；工人崔锡忠织毛毯，由过去的35尺提高到80尺；八路军印刷厂工人冯启昌，过去每天排字12000字提高到15000字。振华纸厂工人刘德旺把纸的重量由每刀5斤减轻至3斤。各工厂召开劳动竞赛总结大会，推选出了劳动英雄。在“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上，有274位劳动英雄(其中有46位技术改进者)受到了政府的奖励。
　　边区总工会在“五一”劳动竞赛后，又向边区工人提出“为保持与继续扩大竞赛成绩而奋斗”和“为完成1941年自给自足的的经济计划而奋斗”的新号召，在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各工厂很快就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生产计划。如：难民纺织厂仅粗布就生产了2738匹、毛纱8837斤，超过计划500斤，并设立了机制部，漂洗不用肥皂，改良手工弹毛方法等。振华纸厂对开纸与证券纸产量折合总数约等于1940年11个月的总数，产量增加了1倍，而人力、燃料、原料却大大节省了。兴华皮革厂的面革产量超过了原计划的122.7%，比1940年9个月多产2652张。新华化学厂黑皂超产2000块，扩大了酒精等生产。农具厂弹毛、织布机等改制成功，并利用土铁废铜代替洋铁。
　　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技术，边区建设厅于7月决定对各工厂改进技术之职工予以物质奖励。奖金最高者为300元，其余分别为150元、50元、30元、20元、10元、5元不等。
　　1942年，随着工业的发展，职工人数也逐渐增加。边区工厂职工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边区外城市的工人，其中不少人有生产经验和技术，但是因为过去长期在资本家工厂做工，也带来了一些旧的劳动习惯；一是从边区农村来的，他们有强烈的革命热情，但对于工业劳动陌生和不习惯。因此，培养新的劳动态，度和新型工人品质，成了进一步发展边区工业的重要问题。朱德于194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克服困难向前迈进》的文章，强调要教育工人认清自己的事业和责任，用新的态度来参加劳动。边区工厂的工人必须懂得，他们不是简单的因为生活驱迫而做工谋生的普通工人，而是我们民族的先锋队，应该最积极地为实现中国人民的伟大理想——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在艰苦的抗战时代，边区整个经济都困难，工厂也是在艰难缔造的创业时期，一切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工资的要求，一定要首先以不妨害工厂的维持与发展为前提。工资标准，一般以维持生活，保证温饱的原则，按照技术高低，生产多少，和出品的好坏来规定工资的等级。不分高低的平均主必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它会使生产低落以致使工厂失败。文章要求工人发挥生产热情，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质量，并开展生产竞赛。
　　劳动竞赛激发了工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涌现出一批模范生产者，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赵占魁。
　　赵占魁是一位老工人，抗战爆发后，他从同蒲路退下来，由安吴青年训练班转道来到延安，先在抗大学习，后转到农具厂担任熔炉看火工作。由于他认识到自己和共产党、和革命是不可分的血肉关系，所以他认真负责做好自己的工作。看火工作虽然很艰苦，许多人都不愿干，但他却始终如一、毫不懈怠地工作着。由于他爱护工厂的财产，关心群众利益，又任劳任怨，急公好义，认真负责，大公无私，深受大家的爱戴。但他从来不夸耀自己，更不贪功，在论功行赏时，总是推让，认为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自己为革命多做工作，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他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外，平时很关心工厂的生产和工人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消除隔阂，促进了职工的团结。他对技术从来不保守，而且尽可能传授给学徒。
　　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号召大家向赵占魁学习，并希望全边区有千万个象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涌现出来。10月，边区总工会号召全边区工人学习赵占魁，以掀起一个广泛的运动，并强调这一运动不同于过去各次普通的生产竞赛，而是一次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借以克服少数工人中的经济主义、平均主义、不安心工作等现象，以达到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提高生产质量、改造工会工作的目的。学习赵占魁运动开展起来后，有的以赵占魁为榜样来检查工人的劳动态度；有的进行提高生产热忱、改善生产质量的竞赛。许多工人提出了“向赵占魁学习”的口号。不少职工开始安心工作，生产效率也有了提高。但是也有许多工厂没有行动起来，已行动起来的也存在缺点：有的只是照文件宣读一遍，没有和本厂工人的实际具体问题联系起来；有的工会没有认清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意义，没有和党政很好的商讨、配合；还有一些人认为赵占魁不过是一个平凡老实的工人，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因此，赵占魁运动还没有能够成为全边区工人普遍提高生产的群众运动。
　　①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