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办官助”方针的提出
　　1941年由于自给自足的要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较快的发展。截止6月底，全边区已有生产合作社30个。其中，纺织类22社：毛织社2个，棉毛纺织社19个(主要是棉织)，丝织社1个；服装类5社：服装社1个，鞋社2个，制毯社1个，皮毛社1个；食品类2社；榨油社1个，面粉社1个；化学类1社，即瓷窑。共有股金61.3万元，政府贷款19.8万元，合计资金81.1万元，全部财产约值150万元。参加生产的社员约300人，只入股不参加生产的社员约20万人以上。
　　合作社的分布：延安市4个，延安县5个，安塞县2个，延长、固临、延川、甘泉、富县、安定、志丹、淳耀、赤水、新宁、新正、合水、环县、定边、吴堡等15个县每县各1个，绥德、清涧县各两个。据1941年下半年统计，除三边分区外，4个分区15县共有生产合作社(经营单位在内)34个。合作社的发展对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领导上没有适应新的环境，提出的新任务，仍凭主观要求，采取摊派、包办代替的办法，致使合作社脱离群众，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942年1月，边区政府建设厅根据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提出了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
　　南区合作社原先是一个消费合作社，后来在社主任刘建章领导下，把合作社的业务和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扩大了经营范围，成为包括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业务的综合合作社。所属南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在1941年建立的。当时的社主任刘建章看到边区遭顽固派封锁布匹购买困难，就计划搞织布厂解决南区4000人民的穿衣问题，由分社集资1万元，派张和堂到佳县买回1部手拉机、6块洋纱、20斤土纱，又做了1套整经机、4个倒线车、4个纱轮、1个纱架，创办了新合纺织厂，于5月16日开工生产。全厂有职员4人(2人兼职)，工人9人(都不会织布，年底有3人学会织布，连同两个职员共有5人能织布)，开木机5架，织洋经土纬布269小匹。股金扩大到2.1万元，毛利1.81万元，开销1.82万元，亏损100元。到1942年有职员3人，工人17人，织洋经土纬布835小匹，股金5.1万元(银行新投资3万元)，毛利16.4万元，费用14.9万元，盈余1.5万元。南区合作社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虽然不是生产者本身的合作事业，而是合股的雇佣企业，但在手工业不发达、手工业工人不多的地区，为着吸收农村游资发展手工业 是适合当时当地的条件的合作社。
　　二、各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
　　在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下，合作社取消了摊派入股的方式，走上了和群众密切联系、同群众利害相关的道路，因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了很大的发展。1942年10月与1939年相比，社数由10个增加到50个(其分布情况是：绥德17个，延安7个，固临5个，延长5个，延川5个，甘泉3个，安塞3个，庆阳1个，佳县1个，米脂1个，安定1个)；股金由1.1万元增加到249.1万元；每月生产总值由6万元增加到230万元。
　　50个生产合作社中，有大小纺织合作社27个(其中绥德13个延安4个，固临2个，甘泉、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佳县、米脂各1个)，共有员工497人(其中25个员工以上的有6个，其余七八人、三五人不等)，股金170万元。年产布2.2万匹，织线毯6000条，织毛巾4152条，织袜子8400打。
　　此外，有染色社5个，员工共13人，股金12.8万元，年可染布7000余匹；榨棉花籽油的生产合作社5个，员工共19人，股金24.5万元，年可榨棉油1万斤；粉房9个，员工共24人，股金26.2万元；制毯合作社4个，员工共42人，股金15.3万元，年可制毯7600条；瓷器社1个，员工7人，股金3000元，年出产瓷器6窑。
　　1941年和1942年，在边区政府建设厅和中国工合延安事业所的具体领导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合作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所以当“民办官助”方针提出后，许多干部认识不清。有的人认为提出“民办”方针是失掉立场，因此“民办”方针提出半年之久仍转变不大；有的认为“民办”是行不通的，政府所以对合作社包办是因为社员不办，如果政府不包办，而社员自己又不乐意去办，合作社必然垮台，有几个包办的合作社比没有合作社好些；有些人相信合作社应由社员自己作主，但过去一般都是由政府摊派股金、动员干部、决定盈余的分配等，而社员对合作社是可有可无的；还有些人认为完全由社员自己作主合作社是办不好的；也有一些人认为“民办”是完全正确的，但自己总是没有信心，觉得“民办”的合作社应具有一些特殊条件，而自己所在的地方没有具备这些条件，有时也想试试看，但稍有困难就束手无策了。所有这些，都是不懂得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带路，带路就不是一个人走，如果带路人没有领着人走，而只是一个人走，那就不成为带路人。包办是一种没有群众观点的“领导”，是一种取消了领导的“领导”，是一种主观上想给群众办事，客观上脱离群众的领导。结果是事与愿违出力不讨好。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将由“包办”转为“民办”认识不清，影响了合作事业的发展。